無論黃河怎樣渾怎樣濁怎樣決溢怎樣泛濫，隻要一見滔滔巨浪以及沉浮其間的羊皮筏子，每一個中閨人又怎能不追思黃河呢？
對於黃河，對於這一條曾經孕育、流出、壯大並延續了幾十萬年華夏文明的大河，我們有過多少悉心的愛護及體貼？我們兒曾把它當做大地完整的一個組成部分，而與之相望相聞相處？我們什麼時候才能想到，一切都會疲倦，流水也有不再浪漫之時？而這樣一條大河的負重、興衰，跟我們的家園乃至整個民族，又是怎樣休戚相關的呢？
考古發掘的實證告訴我們：早在80萬年前的舊石器時代，中華民族的先祖便在黃河流域開始釆集、狩獵的生活了。這是一幅怎樣的圖景呢？我們的先人一定有點膽怯，甚至不知所措，在他們離幵森林的營地之後月光是惘然的，那是真正舉步維艱的歲月，那時的黃河中上遊被樹木和草地覆蓋著，有各種野生的果實，狩獵的收獲也不薄，但真正吸引著我們的祖先並且有所依傍幵始篳路藍縷艱苦卓絕過程的，卻是黃河。因為幹渴的驅使，因為水的呼喚，他們走到一起了。
黃河流域已經發現舊石器和新石器時期的2000多處原始村落，便是發掘出來的不是文字的實證，這實證要可靠得多，因為它是曆史本身的斷片。幾個山丘，殘存的也就是泥盆瓦罐、石片、刀斧、箭頭魚鉤、一堆堆破爛、一片片廢墟。不過假如你想到這是鴻蒙初幵之際，這一切的發現和發明實際上已經進入文明的初創，人類的生存方式、生活區域已經格局底定，可持續發展的方向也因黃河的走向而大體明確時，你能不從心裏發出感歎嗎？當我們說中平民族有5000年的文明史時，是我們自己把更加久遠的文明失落了，或者說丟棄了。
正是80萬年前，先民在“地理大發現”中發現了黃河，發現了長江，並且在新石器時代就幵始定居於黃河流域，從事原始的也即是最早的農業生產，播下了農耕文明的種子。所謂曆史總是離不開年代及地理環境的，農耕文明的年代卻又為什麼獨獨發源於黃河流域呢？黃河以及黃河流域的地理環境又是怎樣影響甚至製約曆史進程，並由此孕育、發展了民族心理與民族性格的呢？
梁啟超在1922年於清華園內曾作《地理及年代》的演講，在論及地理環境與曆史發展和文化心理的關係時，他說：
人類征服自然之力，本自有限界，且當文化愈低度時，則其力愈薄弱。故愈古代則地理規定曆史之程度愈強。且其所規定者，不徒在物的方麵而兼及心的方麵，往往因地理影響形成民族特別性格，而此種性格，遞代遺傳，旋為曆史上主要之原因。
中國的地理、曆史當然離不幵黃河。
《逸周書嚐麥篇》說，中同太古時有兩大對峙部族，西為赤帝即炎帝，東為蚩尤，赤帝為蚩尤所逼，便聯合黃帝攻殺蚩尤，並定居在黃河流域的陝、甘、晉地區。
黃河流域農耕文明的興起，炎帝神農教民食五穀、耒耜耕耨等等，在後來的典籍中均有所記載。
這是後世之人描述的沒有文字年代的曆史。但，我們從2000多處原始村落的殘存的廢墟、石片、龜鉤、灰燼上也可以觸摸到太古年代依然溫熱的氣息。吃五穀、熟食而幵始天下教化、文明初始，幾十萬年之後，我們今天的一1=1三餐不還是煮熟的五穀雜糧嗎？
到得殷商時代，商王盤庚遷都殷墟（今河南安陽），故又稱殷商，勢力範圍已達到太行、泰山之間的華北大平原，陸續發掘出來的枕著黃河的濤聲沉睡了幾千年的殷墟碎片、甲骨文和青銅器皿都在無言地傾訴對黃河的依戀一一那是華夏古文明的燦爛發祥之地啊！當時世界，除了埃及、巴比倫和殷商，更多的人類還處在鴻蒙年代的邊緣，過著原始人的生活。
殷商以後直至北宋，2500年間，黃河流域一直是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從西漢至隋唐11個朝代均建都長安今西安，其為王都的曆史長達1100多年。而在洛陽建都有9個朝代。九朝古都曆時近千年，河圖洛書至今仍為佳話。但細心的讀者也許己經發現了，文明的中心、人類的腳步正向著黃河上遊遷徙，直到北宋的建都幵封，不妨說這是闍於環境和資源的損耗，在不堪遺負之後的新的幵發，文明還在延續，同時災難已經隱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