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正身處一場國際性貨幣戰爭之中。
巴西財政部長，吉多·曼特加
2010年9月27日
我不喜歡“貨幣戰爭”這個說法。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主席
多米尼克·斯特勞斯–卡恩
2010年11月18日
貨幣戰爭由某個國家通過讓其貨幣針對其他貨幣進行競爭性貶值而進行，是國際經濟中最具破壞性和令人恐懼的事件之一。它喚醒了大蕭條的幽靈，那時各個國家進行以鄰為壑的貨幣貶值，並征收令世界貿易崩潰的關稅。它勾起了我們對20世紀70年代的回憶，那時由於美國通過與黃金脫鉤而讓美元走弱，使石油的美元價格翻了兩番。最後，它讓人想起1992年的英鎊危機、1994年的墨西哥比索危機、1998年的俄羅斯盧布危機，以及其他的混亂。無論是曠日持久還是急劇而短暫，這些以及其他的貨幣危機都與停滯、通貨膨脹、緊縮、金融恐慌和其他令人痛苦的經濟後果相關聯。貨幣戰爭從未產生任何積極結果。
因此，當聽到巴西財政部長吉多·曼特加在2010年9月下旬斷然宣布一場新的貨幣戰爭已然開始時，全球金融精英深感震驚和不安。當然，那些促使曼特加作出上述聲明的事件或壓力對這些精英而言並不陌生。彙率政策以及相關的利率和財政政策的國際緊張局勢，甚至在2007年底的蕭條之前就已經開始累積。中國由於將人民幣控製在低水平，並在此期間積累美國國債的超額儲備，多次受到其主要貿易夥伴的指責。然而，2008年的恐慌為彙率糾紛帶來一個新視角。突然之間，經濟蛋糕不再擴大，而是開始收縮，那些此前對各自在一個不斷變大的經濟蛋糕中的份額感到滿意的國家開始為麵包屑而爭奪。
盡管到2010年全球金融壓力日益增大，在美國精英階層中提到“貨幣戰爭”仍然被認為是一個禁忌。相反，國際貨幣專家使用“再平衡”和“調整”等術語，來描述他們重調彙率以實現被一部分人認為是理想結果的努力。但是，使用委婉的說法並不能緩解金融體係的緊張局勢。
在每一場貨幣戰爭的核心都有一個悖論。雖然貨幣戰爭是在國際上進行的，但卻被國內困境驅動。貨幣戰爭通常在內需增長不足的氛圍中開始。那些開始沿著這條道路前進的國家往往發現自己失業率高，增長較低或出現衰退，銀行部門薄弱，公共財政惡化。在這種情況下很難通過純粹的內部手段來刺激增長，通過貨幣貶值來促進出口則成為促進增長的最後手段。要了解原因，回憶一下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的四個基本要素是有幫助的。這些要素是消費（C）、投資（I）、政府支出（G），以及出口（X）減去進口（M）得到的淨出口。用公式表達即：
國內生產總值=C+I+G+（X–M）
一個處於困境的經濟體會發現其消費（C）停滯或下降，原因是失業或過多的債務負擔，或兩者兼有。對企業工廠、設備和住房的投資（I）雖然獨立於消費來進行度量，但卻與消費密切相關。一個企業將不會擴大生產能力，除非它預計消費者會立即或在不久的將來購買它的產出。因此，在消費衰退時，企業投資也傾向於滯後。當消費和投資疲軟時，政府支出（G）可獨立擴大。事實上，這正是凱恩斯式的經濟建議，以便在個人和企業都靠邊站時維持經濟的增長。問題是政府在經濟衰退時依靠稅收或借款增加支出，而選民往往不願意在稅負已經很高和民眾正在勒緊褲腰帶的情況下對此進行支持。在民主國家，政府在經濟困難時期增加支出的權力有著嚴格的政治性限製，即使有些經濟學家就是這麼建議的。
在個人消費和企業生產都不會擴大，而政府支出受限的經濟體中，唯一剩下的經濟增長方式就是增加淨出口（X–M），而要做到這一點，最快、最簡單的方法是讓本國貨幣貶值。一個例子可以說明這一點。假設一部德國汽車標價3萬歐元，進一步假設1歐元等於1.4美元，這意味著這部德國汽車的美元價格為4.2萬（3萬歐元×1.4美元/歐元=4.2萬美元）。接下來假設歐元跌至1歐元折合1.1美元。現在同樣標價3萬歐元的德國汽車，美元標價將僅為3.3萬美元（3萬歐元×1.1美元/歐元=3.3萬美元）。美元價格從4.2萬降至3.3萬，意味著這部汽車對美國買家將更具吸引力，從而帶來更高的銷量。在兩個例子中，對德國製造商而言，每部車3萬歐元的價格沒有變；通過歐元貶值，德國汽車公司可以在汽車歐元單價沒有下降的情況下在美國售出更多的汽車，這將增加德國的國內生產總值，並在德國創造就業機會，以滿足美國對新汽車的需求。
設想一下這個變化不僅發生在德國，還發生在法國、意大利、比利時和其他使用歐元的國家。這將不僅影響汽車，還會影響法國葡萄酒、意大利服飾和比利時巧克力；不僅涉及有形產品，還包括計算機軟件和谘詢服務等無形產品。最後，這種影響不僅限於出口的貨物，還影響到旅遊和旅行。歐元的美元價值從1.4美元下降至1.1美元，可以把價值100歐元的巴黎晚餐從140美元降至110美元，這對美國遊客來說更加實惠。把歐元對美元價值此種程度的下降推而廣之，應用到整個歐洲大陸所有的有形和無形的貿易商品、服務以及旅遊，那麼你將開始看到貨幣貶值作為經濟增長、創造工作機會和提升贏利能力的引擎有多強大。在困難的經濟環境中，貨幣貶值的誘惑似乎不可抗拒。
但是，這些行動的問題和預想不到的後果幾乎立即浮現。首先，商品很少自始至終地在一個國家生產。在今天的全球化世界中，某件產品在到達巴西消費者手中時，之前或許使用了美國的技術、意大利的設計、澳大利亞的原材料、中國大陸的組裝與台灣的組件和總部位於瑞士的全球分銷體係。這條供應鏈和創新鏈上的每個環節，都將基於其對整體的貢獻而獲得整體利潤的一部分。問題是，全球業務的彙率問題不僅涉及最終銷售時使用的貨幣，還涉及所有的中間投入和供應鏈交易所使用的貨幣。對其貨幣進行貶值的國家或許會讓最後的銷售價格在國外看起來更便宜，但這會傷及自身，因為需要更多的廉價貨幣來完成各種采購。如果一個國家不僅擁有大量的外貿出口銷售，還需要從海外大量采購以獲取生產出口產品所需的原材料和組件，那麼與人力成本、低稅率和良好基礎設施的貢獻相比，其彙率幾乎與淨出口無關。
較高的投入成本並不是貨幣貶值的唯一缺點，一個更大的直接問題會是與之針鋒相對的競爭性貶值。考慮一下前麵3萬歐元汽車的例子，當歐元從1.4美元貶值至1.1美元時，汽車的美元價格從4.2萬降至3.3萬。德國的製造商對歐元保持在1.1美元的低點有多少信心呢？美國或許會通過針對歐元的貶值來保護國內的汽車業，推動歐元從1.1美元回升，甚至回到1.4美元。美國可以通過降低利率來做到這一點——讓美元對國際投資者而言不再那麼具有吸引力——或者印刷鈔票來讓美元貶值。最後，美國可以直接幹預貨幣市場，通過拋售美元、買入歐元來操縱歐元回到理想的水平。總之，盡管歐元貶值會帶來某些直接和短期利益，但如果一個類似美國的強大競爭對手決定讓自己的貨幣貶值，這種策略可被迅速扭轉。
有時競爭性貶值是非決定性的，每一方都會獲得暫時的優勢，但沒有哪一方會放棄長久的優勢。在這種情況下，本地生產者會尋求更為直接的措施來保護自己。這個措施就是保護主義，其形式包括關稅、貿易禁運以及其他對自由貿易設置的障礙。還是使用上麵的汽車例子，美國可以簡單地對從德國進口的汽車每輛征收9000美元的稅，這將讓汽車的美元價格從3.3萬回升至4.2萬，盡管歐元仍保持在1.1美元的低位。實際上，美國可以通過征收相應的關稅來抵消由於歐元貶值而為德國帶來的好處，從而抵消歐元在美國市場的優勢。從一位美國汽車工人的角度來看，這或許是最好的結果，因為這在保護美國汽車產業的同時，能允許汽車工人享受一個負擔得起的歐洲假日。
保護主義不僅限於征收關稅，還可以是更為嚴厲的貿易製裁，包括禁運。近期一個顯著的案例是，中日進行的一場小規模衝突已升級為貨幣戰爭。中國控製了幾乎所有的稀土供應，這種稀有而難以開采的礦物對於電子製造、混合動力汽車和其他高科技和環保應用來說至關重要。盡管稀土來自中國，但有很多都用於日本製造的電子產品和汽車。2010年7月，中國宣布減少72％的稀土出口，這妨礙了日本以及其他依賴中國稀土供應的國家的生產。
2010年9月7日，一艘中國拖網漁船與一艘日本巡邏艇在東海一個偏遠的島嶼相撞，中日雙方都對該島宣布擁有主權。漁船的船長被日本巡邏艇羈押，中國提出強烈抗議，要求日本立即釋放船長並正式道歉。當釋放和道歉並沒有立即發生時，中國在7月份減少稀土出口的基礎上再進一步，完全停止對日本的稀土出口，鉗製了日本的製造商。2010年9月14日，日本通過在國際貨幣市場讓日元突然貶值而進行反擊，三天內日元對人民幣貶值了3％。與印度尼西亞和越南等成本更低的國家相比，日元的持續貶值會損害中國的對日出口。
中國通過禁運攻擊了日本，日本則通過貨幣貶值進行反擊，而雙方都是為了一堆無人居住的偏遠的礁石和一位被羈押的船長的命運。在接下來的幾周內，局勢穩定了下來，船長被釋放，日本發布了一份形式上的道歉，日元開始重新走強，稀土恢複流通。一個更為糟糕的結局得以避免，但雙方都從中得到了教訓，匕首已為下一次戰鬥而打磨鋒利。
未來的貨幣鬥士往往麵臨無法預料的後果。假設歐洲的一場貨幣貶值成功地實現預定目標，其結果是歐洲的貨物對世界而言更加便宜，出口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貢獻者。這對歐洲或許很好，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其他國家的製造業有可能因為丟失市場而蒙受損失，導致工廠關閉、破產和經濟衰退。更大的經濟衰退也可能導致歐洲銷售額的下降，不是因為彙率，而是因為即便價格更低，國外的工人卻再也買不起歐洲出口的貨物了。貨幣戰爭造成的這種令人沮喪的全球性影響或許在更長時間內才能形成，但也許是最為致命的。
因此，貨幣貶值作為增加出口的一種途徑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它可能導致更高的成本投入、競爭性貶值、關稅、禁運，以及更早而不是更晚發生的全球性經濟衰退。鑒於這些不良結局和意想不到的後果，人們不明白貨幣戰爭究竟為什麼會開始。戰爭會造成相互破壞，而且最後誰也不可能獲勝。
對於任何政策性挑戰而言，某些曆史是有啟發意義的。20世紀見證了兩場大規模的貨幣戰爭。第一次貨幣戰爭發生在1921~1936年，幾乎橫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整個時期，包括大蕭條。第二次貨幣戰爭發生在1967~1985年，最終通過1985年的《廣場協議》和1987年的《盧浮宮協議》得以解決，沒有演變為軍事衝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