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後中國人民銀行再次踩下刹車，在隨後兩年把彙率穩定在6.83的水平。2010年6月，第二輪價值重估開始，到2011年8月緩慢但穩步地把人民幣帶到6.40元兌1美元的水平上。人民幣的美元價值的上升從來不是一帆風順的。從2004年至2011年，盡管存在包括伊朗和朝鮮問題在內的其他重要的雙邊問題，美中兩國在彙率問題上的口舌之爭和政治鬥爭主宰了美中經濟關係。
考慮一下美國對中國的雙邊貿易逆差和中國積累的大量的美國政府債券，以及諸如此類的不平衡在布雷頓森林體係下會如何得以解決，是耐人尋味的。中國對美國國債的囤積會以同樣的方式開始，而且出於多樣化和流動性管理方麵的原因，總會產生持有一定數量的美國國債的要求。但在某些時候，中國會要求將其持有的部分美國國債變現為美國儲備的黃金，而這在布雷頓森林體係下是被允許的。一筆相對較小的贖回，比如1000億美元的美國國債，在2008年初執行——那時黃金約為每盎司1000美元——這相當於1億盎司黃金，大約2840噸，相當於整個美國官方黃金儲備的35％。的確，中國對其持有的所有美國政府債券的贖回將把美國的黃金儲備消耗一空，結果是美國沒有一丁點兒黃金，而中國是9000多噸黃金的驕傲的擁有者。人們可以想象中國軍艦抵達紐約港，一隊全副武裝的美國陸軍車隊從西點軍校向南行進到帕利塞茲州際公路，到那裏與中國軍艦會合，把黃金裝上船，運送到在上海新建造的地下金庫裏。毫無疑問，這樣的場麵會讓美國人震驚不已，但這個想象中的震驚證明了更為關鍵的一點：在舊的遊戲規則下，美國的貿易逆差事實上已經大到可以完全耗盡它的黃金儲備。但是，金本位的概念不是要耗盡國家的黃金，而是迫使國家在黃金遠未消失之前讓財務狀況回到正常狀態。由於缺乏金本位及其帶來的實時調整，美國民眾似乎不知道美國的財政狀況實際上惡化到了何種地步。
雖然這個例子看似極端，但世界貨幣體係在40年以前的多數時間內正是這樣運作的。1950年，美國擁有超過兩萬噸的官方黃金儲備。由於持續的巨額貿易逆差，那時是與歐洲和日本而不是中國，美國黃金儲備在1971年尼克鬆關閉黃金窗口時，已下降到9000噸多一點。在1950~1971年21年的時間內，減少的11000噸黃金儲備主要流入了少數幾個出口大國。在同一時期，德國的黃金儲備從零上升到超過3600噸，意大利的黃金儲備從227噸增至2500噸，法國從588噸增加到超過3100噸。另一個黃金儲備上升的國家荷蘭，從280噸上升到近1700噸。並非所有這些擴大的黃金儲備都來自於美國。另一個黃金大國英國，其黃金儲備從1950年的超過2500噸下降到1971年僅有的690噸。但總體而言，作為布雷頓森林體係所預期的自動再平衡的一部分，美國的黃金從美國流向了它的貿易夥伴。
中國取得出口大國地位，並沒有發生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黃金時代，而是主要發生在21世紀初期，此時債權主要通過紙麵借據或電子借據進行清算。這意味著中國沒有因為出口的成功而獲得任何官方黃金儲備，也意味著對美國的印鈔、借貸並持續透支的能力缺乏有效檢查。這種借貸和消費熱潮受到格林斯潘和伯南克超低利率政策的鼓勵。由於缺乏金本位或其他貨幣約束的製動，中國和美國全速衝入第三次貨幣戰爭，沒有指南針和地圖來操縱規模空前的票據債權。
美國對中國的主要指責曾在新聞中被反複討論，但從1994年以來，白宮從未就此作出正式指控，那就是中國控製彙率，讓中國的出口對外國買家維持低價。但中國的出口機器本身不是目的，而隻是一種達到目的的手段。中國政策的真實目的為所有的政治家所熟識——工作崗位。中國的沿海工廠、組裝廠和交通樞紐是中國中部和南部農業省份勞動力洪流的接收者，這帶來了數千萬的年輕工人，他們在尋找一份穩定的工作，其薪水隻是美國類似工作的1/10。
當然，美國也關心創造就業機會。從國內生產總值和工業總產值的統計來看，2001年的經濟衰退是溫和的，但是美國失業人口數量急劇上升，從2000年底的560萬上升到2001年底的820萬。盡管2002年有一次技術性複蘇，失業人口仍持續增長，在2002年底達到了860萬人。從那以後，失業人口數量非常緩慢地下降，到2005年底仍有720萬人失業。當2007年的經濟衰退開始時，美國還在努力清理這個龐大的失業基數，到2009年10月失業總人數暴漲至1560萬人以上。包括那些有兼職工作但在尋求更長工作時間的人，以及那些沒有正式失業但渴望一份工作的人在內，2009年底失業和半失業的美國人口總數為2500萬。這2500萬人當中的每個人都有一張臉、一個名字和一個家庭。在我們這個統計時代，經濟學家喜歡使用百分比來描述這些現象，比如2002年的年終失業率為6％，2009年為9％，但是再看一看實際受到影響的人數——超過2500萬——可以幫助人們深刻認識失業問題的嚴重性。美國迫切需要創造就業機會。
有一段時期，這場人類悲劇被格林斯潘和伯南克寬鬆的貨幣政策，及其引發的刷卡消費、房價上漲、股價上漲和為所有人提供的大筆無首付抵押貸款所帶來的幸福感暫時掩蓋了。盡管在2004年和2005年，有一些針對中國控製貨幣以及美國喪失就業機會的抱怨，但這些抱怨被寬鬆貨幣所造成的具有高度可見性但最終卻無法持續的繁榮消音了。當音樂在2007年戛然而止、美國滑入2008年大恐慌時，美國人的矛頭對準了中國的決策者。
現在美國的政客們在叫嚷得最為厲害的參議員查爾斯·舒默的帶領下，公開攻擊人民幣與美元的彙率掛鉤政策，並因美國失去的就業機會而指責中國。包括舒默在內的一個兩黨參議員群體，在2008年致信布什領導的白宮，稱“低估的中國貨幣讓中國企業擁有了不公平的價格優勢，迫使許多美國公司宣布破產甚至歇業，這損害了我們的工人、家庭和中產階級”。對於缺乏充分證據來支持就業和彙率之間聯係的事實，舒默之流毫無懼色。北卡羅來納州典型的家具製造工人不大可能願意為了他們中國同行每月掙的118美元而工作。即使人民幣的價值成倍增長，中國製造家具的工人也將僅獲得相當於每月236美元的收入，仍不足以讓他們的美國同行具有競爭力。這些對於美元的政治煽動家並不重要，在他們看來，中國貨幣顯然要受到譴責，而且中國現在必須對他們的重估要求作出回應。
布什政府很清楚這些抱怨，但也完全了解在其他一些問題上與中國維持密切關係的重要性。中國是伊朗石油出口的最大買家，因此可以對伊朗在發展核武器上跟美國對抗施加影響。中國與朝鮮有著共同的國界，對於封閉得密不透風的朝鮮政權的經濟命脈而言不可或缺，因此可以幫助美國在朝鮮半島實現其戰略目標。美國大型企業對中國市場羨慕不已，指望通過擴張、收購或與中國合作夥伴成立合資企業直接進入這個市場，所有這些都需要中國政府批準。中國在2005年碰了壁，那時美國眾議院投票398對15，要求布什總統以國家安全為由，對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收購總部設在美國的優尼科石油公司的交易進行審查，中國因此退出了收購。這種拒絕很容易導致美國在中國的收購遭到以牙還牙的拒絕。總之，與中國任何的對抗，美國都將得失參半，而繼續進行高層次的專家對話似乎是一個更富成果的做法。
為了控製美中貨幣的緊張局勢，布什總統在2006年啟動了中美戰略經濟對話。奧巴馬政府繼續開展這些會議並將形式擴大，更名為戰略與經濟對話，來反映負責外交政策的美國國務卿和中國國務委員的加入。讓外交政策官員參與經濟官員的工作，是對21世紀地緣政治和國家金融政策關聯性的清晰確認。
戰略與經濟對話是多個雙邊和多邊論壇之一，這些論壇被用來應對新的貨幣戰爭的來臨。它有助於避免貨幣操縱指控所引發的緊張局勢升級，但在消除這個問題上沒有任何作為。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和美國總統奧巴馬之間也召開了一係列的雙邊首腦會議，但無論是戰略與經濟對話還是雙邊首腦會議，都未能取得重大進展。
美國現在選擇二十國集團作為推動中國貨幣升值的主要舞台，一方麵是因為可以吸收同盟者的加入，另一方麵也因為中國更尊重全球輿論，而不是美國的單方麵意見。近期在人民幣升值方麵取得的重大進展，不是發生在戰略與經濟對話之間，而是在舉行二十國集團會議之前。例如人民幣以細微但仍值得注意的升值，從2010年6月15日的6.83升至6月25日的6.79，正好發生在多倫多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峰會之前。另一次，人民幣從2010年11月1日的6.69升值至11月11日的6.62，恰逢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在首爾的峰會。這表明中國對二十國集團的關注不同於其他論壇。
到了2011年春天，貨幣戰爭中的美中太平洋戰區很平靜，然而核心問題仍然沒有得到解決。中國和美國都麵臨就業壓力，意味著緊張局勢隨時都可能爆發。2012年中國領導人的換屆和同年舉行的美國總統大選，讓國內政治勢力的幽靈成為下階段國際對抗的催化劑。
大西洋戰區
在大西洋戰區，美元和歐元之間的關係更應被理解成一種互賴而不是對抗。這是因為美國和歐洲的資本市場和銀行係統之間的相互聯係，其規模和程度都遠超世界上其他金融關係。這種相互依存關係在2008年9月雷曼兄弟投資銀行破產之後的日子裏，得到了最為生動的展示。雖然在美國財政部領導的救助失敗以後，雷曼兄弟的破產是在美國聯邦法院提出的，一些最大的金融受害者和受影響最嚴重的機構卻是那些歐洲的對衝基金，它們進行場外互換業務，或在雷曼兄弟的倫敦分支機構持有清算賬戶。大西洋彼岸的這次慘敗在當時有大量報道，並在2010年12月得到了進一步的詳述，此時美聯儲應新的《多德–弗蘭克法案》的要求，公布了2008年大恐慌期間美聯儲對歐洲提供緊急貸款和救助行動的大量具體細節。
歐元對美元的彙率在2011年初幾乎跟2007年的水平是一樣的。1歐元在2007年1月初價值1.30美元，在隨後的四年裏一直在1.30美元左右交易，但是這個相等不應被誤認為是穩定。事實上，歐元與美元的關係一直極不穩定，歐元彙率在2008年的高點為1.59美元，而2010年6月的低點則為1.10美元。
歐元和美元最好被理解為一條船上的兩名乘客。在任何時候，某位乘客都可能在一個更高的甲板上，另一位則在較低的甲板上。他們可以自由地改變位置，並移動到相對更高或更低的位置，但在一天結束時，他們都在同一艘船上，以相同的速度駛向同一個目的地。日常波動反映了技術因素、短期供給與需求、對違約或歐元解體的恐懼，隨後由於最新的援救或救助計劃而快速釋放。在發生這一切之後，歐元與美元繼續結伴旅行，彼此的距離從未超出他們所搭乘的船的尺寸。
但是美國仍然忙於貨幣戰爭的大西洋戰場，不是試圖過度強化歐元，而是確保歐元不會完全解體。歐元本身是現代貨幣創造的一個奇跡，經過30年的討論和10年密集的技術研究和計劃，被歐盟成員國發明出來。這是“二戰”之後啟動的一項旨在維護和平的歐洲項目的頂峰。
在16世紀中葉、歐洲文藝複興的末期，歐洲已被戰爭折磨了400多年，這包括宗教改革運動、反宗教改革、三十年戰爭、英國革命、七年戰爭、法國大革命、拿破侖戰爭、普法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納粹大屠殺、“鐵幕”的落下以及冷戰的核恐怖。到了20世紀後期，歐洲對於民族主義主張和獲得軍事優勢的可能性持強烈懷疑的態度。舊有的民族、國家和宗教的分歧仍然存在，需要一種凝聚力，把經濟緊密地捆綁在一起，即使不能完全消除戰爭，至少也要讓戰爭變得不那麼容易發生。
1951年，在六國煤鋼共同體的基礎上，歐洲通過各種形式的自由貿易區、共同市場和貨幣體係而取得進展。1992年的《馬斯特裏赫特條約》，以談判和簽約的所在地荷蘭的一座城市命名，形成了歐盟這個政治實體，並最終在1999年創立了歐元，將由新的歐洲央行發行。到2011年，有17個成員國在使用歐元。
然而從一開始分析人士就警告說，單一央行所支持的單一貨幣與采用歐元的成員國各不相同的財政政策相抵觸。那些曆來揮霍和拖欠債務或對本國貨幣貶值的國家，比如希臘或西班牙，在一個包括了德國等財政上非常謹慎的國家的聯盟中，將是難於應付的合作夥伴。
10年時間裏，這一宏偉體製的所有缺陷充分暴露了出來。腐敗的政府部長、打了就跑的華爾街衍生品騙局專家和故意裝瞎的歐盟官員的有毒組合，在布魯塞爾允許希臘等國以遠超《馬斯特裏赫特條約》限製的水平使用赤字和借貸，而把真實成本埋藏在計算之外的年份和表外合同中。同時，投資者興高采烈地從希臘、葡萄牙、西班牙、愛爾蘭和其他歐元區成員國搶購數十億歐元的主權債務，利率僅略高於德國等國的政府債券。這一切都是基於不稱職的評級機構給出的極高評級、政府部門令人誤解的財務報表，以及投資者一相情願地認為一個歐元主權永遠不會違約。
2010年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的形成，某種程度上是源於銀行、借款人和官僚之間的一種新的協定。銀行購買歐洲主權債券，認為由此產生的利潤是安全的，相信沒有政府會被允許破產。政府則高興地發行債券，用來支持不可持續的開支，而公共部門受益良多。參與布魯塞爾會議的官員的利益或許是最為隱蔽的。如果歐洲主權債務危機自行解決，每個人都會讚揚歐元項目的成功。如果某個歐洲主權債務國破產，官僚們的解決辦法會更多而不是更少，會從布魯塞爾施加更多而不是更少的監控。通過對這種魯莽的熟視無睹，布魯塞爾的官員們創建了一種必贏的局麵。如果歐元成功，他們會獲得好評；如果歐元受到壓力，他們會獲得權力。壓力很快就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