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三個最大的經濟體美國、歐盟和中國發行的三種超級貨幣美元、歐元和人民幣，是一場新的貨幣戰爭中的超級力量。開始於2010年的第三次貨幣戰爭是2007年大蕭條的後果，其規模和影響現在才開始變得清晰。
沒有人會否認其他主要貨幣在全球金融體係當中的重要性，這包括日本的日元、英國的英鎊、瑞士的法郎，以及金磚五國其他成員的貨幣：巴西的雷亞爾、俄羅斯的盧布、印度的盧比以及南非的蘭特。這些貨幣的重要性來自發行國的經濟規模，以及這些國家所從事的貿易和金融交易的成交量。從這個層麵來說，澳大利亞、新西蘭、加拿大、新加坡、中國香港和台灣發行的本地貨幣，以及挪威克朗、韓國的韓元和阿聯酋的迪拉姆，都有值得驕傲的地方。但是美國、歐盟和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總和——幾乎是全球國內生產總值的60％——創建了一個重心，其他的經濟體和貨幣在某種程度上都變得次要了。
每一場戰爭都有主戰場和戲劇化且經常鮮血淋漓的小衝突。第二次世界大戰是曆史上規模最大、覆蓋麵最廣的軍事衝突。美國在“二戰”中整齊地劃分為歐洲戰區和太平洋戰區，而日本的戰線則圍繞其帝國展開，從緬甸到不自量力地攻擊珍珠港。英國看起來似乎在各地同時開戰。
貨幣戰爭也是如此。主戰場是橫跨太平洋的美元—人民幣戰場，橫跨大西洋的美元—歐元戰場，以及歐亞大陸上的歐元—人民幣戰場。這些戰鬥是真實的，但地理劃分卻是一種比喻。事實上，貨幣戰爭在全球所有主要的金融中心，由銀行家、商人、政治家和自動化係統每天24小時同時進行，而這些經濟體及其受此影響的民眾的命運則係於戰爭的天平。
今天貨幣戰爭的參與者不再局限於各個國家的央行和貨幣發行機構，而是延伸至多邊和全球性機構，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國際清算銀行和聯合國，以及對衝基金、全球企業和超級富豪的私人家庭辦公室等私人實體。無論是作為投機者、套期保值者還是操縱者，這些私人機構對貨幣命運的影響跟貨幣發行國一樣大。要想看清戰線是全球性的，而不是局限在國家之間，隻需考慮一下索羅斯經營的對衝基金在1992年一場大規模貨幣對賭中“擊垮英格蘭銀行”這個老生常談的故事。今天對衝基金的數量及其能夠調動的數萬億美元，都是索羅斯在20年前所不能想象的。
第三次貨幣戰爭中的太平洋、大西洋和歐亞大陸戰區的戰鬥穿插著巴西、俄羅斯、中東和亞洲各地重要的小事件。第三次貨幣戰爭不會為雷亞爾或盧布的命運而戰，而是為了歐元、美元和人民幣的相對價值而戰，這將影響發行這些貨幣的國家及其貿易夥伴的命運。
在不到100年的時間裏，世界正在經曆第三次貨幣戰爭。這場戰爭會像第一次貨幣戰爭那樣悲劇性結束，還是像第二次貨幣戰爭那樣實現軟著陸，尚有待觀察。可以確定的是——考慮到20世紀80年代以來國家經濟、印鈔以及通過衍生品進行杠杆化的發展——這場貨幣戰爭將真正是全球性的，戰爭規模將超越以往任何時期。第三次貨幣戰爭將包括官方和私人參與者，這種在規模、地域和參與上的擴大，將使崩潰的風險呈指數級增加。今天的風險不僅僅是一種貨幣對另一種貨幣的貶值或黃金價格的上漲，而是貨幣體係本身的崩潰——對紙幣喪失信心並大量湧向硬資產。基於這些災難性失敗的風險，第三次貨幣戰爭也許是最後一次貨幣戰爭，或者借用伍德羅·威爾遜的話來說，是一場終結所有貨幣戰爭的戰爭。
太平洋戰場
中美之間以及人民幣與美元之間的鬥爭，是今天全球金融的核心和第三次貨幣戰爭的主要戰役。中國從持續四分之一世紀的經濟隔離、社會動蕩和改革開放之後，這場鬥爭就開始演進了。
現代中國的經濟奇跡隨著中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在1975年1月宣布四個現代化的計劃而開始，這涉及農業、工業、國防和科技。但是該計劃的實施由於周總理在1976年1月的去世，和隨後中國共產黨主席毛澤東在同年9月的去世，以及一個月後“四人幫”被打倒所造成的混亂而被延遲。
1979年，中國作出了具有裏程碑意義的決定，設立四個經濟特區，在特區內提供有利的工作製度、旨在吸引外國投資的寬鬆監管和稅收優惠，尤其是在製造、裝配、紡織等行業。這些是1984年推出的更大規模的經濟開發區規劃的先導，後者覆蓋了中國東部沿海的多數大城市。雖然中國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發展以百分比計算非常迅速，但它的起點低，無論其貨幣還是與美、德等主要國家的雙邊貿易都引不起重視。
今天貨幣戰爭的特征是所謂人民幣被低估，但是直到1983年，人民幣都是被大幅高估的，為2.8元人民幣兌1美元。然而，出口在此時僅是中國國內生產總值中相對較小的一部分，中國領導人更關注用來發展基礎設施的廉價進口。隨著出口產業的增長，中國在10年間進行了6次貶值，因此到1993年人民幣被貶值到5.32元兌1美元的水平。然後，在1994年1月1日，中國宣布了改革後的外彙製度，把人民幣大規模貶值至8.7元兌1美元。那場震動促使美國根據1988年的《貿易法》把中國認定為一個貨幣“操縱者”，該法案要求美國財政部篩選出那些利用彙率在國際貿易中獲得不公平優勢的國家。那是美國財政部最後一次對中國冠以操縱者的名號，盡管此後一直隱晦地威脅要這樣做。中國的回應是一係列溫和的重新估值，所以到1997年，人民幣兌美元緊釘在8.28，直至2004年幾乎沒有變過。
80年代後期，中國經曆了一次通貨膨脹的大爆發。中國經濟在1989年以後有一個減速，部分是由於抑製通脹的努力，然而這種停頓被證明是暫時的。
20世紀90年代，中國終於打破了“鐵飯碗”，逐漸放棄一些以增長緩慢和效率低下為代價、在此之前保障中國人民溫飽和某些社會服務的福利政策。類似市場經濟的模式開始出現，意味著中國的勞動者有機會為自己謀求更多利益，但是如果失敗就沒有保障。這種新型社會契約的關鍵，在於為新的求職者穩定地創建數百萬工作崗位。鑒於對一個多世紀的混亂的記憶，中國領導人知道社會穩定有賴於工作崗位的創建，中國的其他政策都要服從這一目標。快速創造大量工作崗位的可靠方法是成為一個出口大國，貨幣緊釘是實現這一目的的手段。對中國來說，人民幣緊釘美元是保持社會穩定的經濟防波堤。
1992年，鄧小平進行南方視察，對包括上海在內的主要工業城市進行訪問，為繼續發展經濟提供了支持。1992年鄧小平南方視察標誌著中國經濟發展的第二次騰飛，其實際國內生產總值從1992年到2000年增長一倍以上。然而90年代這種壯觀的經濟增長對中美經濟關係的影響，被美國的經濟製裁以及美國公司在華直接投資的冷卻掩蓋了。包括1999年北約巡航導彈轟炸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在內的一係列事件，使局勢變得更加緊張，2001年的美中撞機事件讓兩國的經濟關係處在敵對狀態。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基地組織在2001年9月11日對美國的襲擊，以及中國隨後對美國領導的全球反恐戰爭的堅定支持，終於打破了僵局，並將中美關係帶回到正常軌道上來。盡管中國從1976年之後的25年間取得了顯著的經濟進步，直到2002年美中雙邊貿易和投資互賴才進入高速發展階段。
2002年也標誌著美聯儲主席艾倫·格林斯潘的持續超低利率實驗的開始。在高科技泡沫破滅之後，格林斯潘在2000年的夏天已經開始削減利率。從2000年7月至2002年7月，美聯儲基金利率下降超過4.75％，可以看做是為了幫助經濟走出困境而采取的正常的周期性寬鬆。接下來是超過兩年的非常時期，在此期間聯邦基金利率從沒有超過1.8％，在2003年12月降至1％以下。直至2004年10月，聯邦基金實際利率是1.76％，幾乎與2002年7月的水平完全一樣。
為了應對2000年互聯網泡沫破滅、2001年經濟衰退、“9·11”事件帶來的挑戰和格林斯潘對通貨緊縮的恐懼，這種低利率政策最初是合理的。然而主要出於對通貨緊縮的擔憂，格林斯潘維持低利率的時間遠長於一次溫和的衰退所需要的。中國現在把通貨緊縮出口到世界，這部分是通過廉價勞動力的穩定供給來實現的。格林斯潘的低利率政策一定程度上是為了抵消中國通貨緊縮對美國的影響，卻播下了10年內出現的大規模貨幣戰爭的種子。
格林斯潘的低利率不僅是應對潛在通貨緊縮的一項政策，也是華爾街的一種靜脈注射毒品。設定聯邦基金目標利率的主體機構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就像華爾街上過度興奮的交易癮君子的冰毒實驗室。低利率意味著各種沒有把握或者有風險的交易開始變得有吸引力，因為邊際借款人表麵上能夠負擔融資成本。低利率也掀起機構投資者針對收益的一場搜尋，這些投資者需要獲得高於無風險的政府債券或高評級債券所能提供的回報。由於格林斯潘的低利率政策，次級住宅貸款市場和商業房地產市場在貸款發放、交易流程、證券化和相關資產價格方麵都取得了爆炸性發展。2002年到2007年，巨大的房地產泡沫開始形成。
2002年9月，就在低利率政策啟動的時候，格林斯潘獲得了一個盟友，他就是被任命為聯邦儲備委員會新理事的本·伯南克。伯南克對通貨緊縮深埋的憂慮甚至超過了格林斯潘。在宣誓就任美聯儲理事後僅僅兩個月，伯南克在華盛頓特區向全美經濟學家俱樂部發表了一篇演講，來盡快建立自己向通貨緊縮開戰的依據。這次演講題為“通貨膨脹：確保它不會在美國發生”，由於參考了米爾頓·弗裏德曼在必要時用直升機拋撒剛剛印刷的貨幣來防止通貨緊縮的想法，在當時獲得了廣泛注意，並為伯南克贏得了“直升機‘本’”的綽號。
伯南克的2002年演講是2008年救市和2009年量化寬鬆政策的藍圖。伯南克清楚地闡明了美聯儲如何印刷鈔票把政府的赤字貨幣化，無論這些赤字是通過減稅還是增加開支而產生的。他說：
一次普遍性減稅……再加上一個公開市場購買計劃……幾乎肯定會有效地刺激消費……受到貨幣支持的減稅，其本質上相當於米爾頓·弗裏德曼著名的“直升機撒錢”論……
當然……政府可以……甚至購買現有的不動產和金融資產。如果……美聯儲用新創造的貨幣購買同等數量的美國國債，與對私人資產進行公開市場操作相比，整個行動在經濟上是等效的。
伯南克這是在解釋財政部可以如何通過發行債券來購買私人股票，以及美聯儲可以如何通過印刷鈔票來對這些債券進行財政支持。在本質上，這與美國財政部接管美國國際集團、通用汽車和花旗銀行，並救助高盛等公司時采取的辦法是相同的。這一切都被伯南克在多年以前就清楚地闡明了。
隨著伯南克加入理事會，格林斯潘在他反對通貨膨脹的十字軍中有了完美的靈魂伴侶，以及後來完美的繼任者。格林斯潘和伯南克對通貨緊縮的擔心在整個2002~2011年間未曾減輕。在他們看來，通貨緊縮就是敵人，而中國由於低工資和低生產成本，是通貨緊縮的一個重要原因。
盡管擁有經濟奇跡，中國對世界的貿易逆差一直持續到2004年。這在發展中經濟的早期階段並不罕見，出口的成功一定會被推動出口所需的基礎元件、工業設備、原材料和技術的進口需求所緩和。中國的確存在與美國的雙邊貿易順差，然而這最初並沒有引起關注。1997年，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低於500億美元。隨後逆差穩步增長，在2003~2006年的三年時間內，從1240億美元飆升至2340億美元。開始於2003年的這個時期，標誌著美中雙邊貿易關係和美元—人民幣彙率在這種關係中的作用得到了更密切的關注。2006年，紐約州聯邦參議員查爾斯·E·舒默把美國貿易逆差稱為“美國經濟正在緩慢流血的手腕”，並指出中國是主要責任者。
中國國內的通貨緊縮通過彙率出口到美國，並在美國造成危險的通貨緊縮。這始於中國人民幣緊釘美元的彙率政策決定。人民幣並不像美元、歐元、英鎊、日元和其他可兌換貨幣一樣，能夠在國際貨幣市場上自由交易，在結算中使用人民幣受到中國央行中國人民銀行的嚴格控製。
當中國出口商把貨物賣到海外並賺取美元或歐元時，必須把這些外幣上交到中國人民銀行，以銀行規定的固定彙率換取人民幣。當出口商需要一些美元或歐元用於購買外國材料或其他進口貨物時，它可以獲得這些外幣，但中國人民銀行隻提供恰好足夠用於支付進口的美元或歐元，其餘的由銀行保管。
吸收所有進入中國經濟的美元盈餘產生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後果，特別是在2002年以後。第一個問題是中國人民銀行並不隻是拿走美元盈餘，而是用新發行的人民幣進行購買。這意味著當美聯儲印製美元時，這些美元由於用來購買商品而來到中國，中國人民銀行必須印製人民幣來消化這些盈餘。實際上，中國把它的貨幣政策外包給了美聯儲，而且當美聯儲印製更多美元時，中國人民銀行為了維持彙率緊釘必須印製更多的人民幣。
第二個問題是如何處理新獲得的美元。中國人民銀行需要把它的儲備進行投資，並賺取合理的回報。傳統上，中央銀行的投資策略是極為保守的，中國人民銀行也不例外，選擇了美國財政部發行的高流動性政府債券。其結果是，隨著對美國貿易順差的持續和增長，中國購買了大量的美國國債。到2011年早期，路透社估計中國所有貨幣的外彙總儲備約為2.85萬億美元，其中約有9500億美元投資於某種美國國債。美中兩國被1萬億美元的金融交集鎖定，這其實是一個火藥桶，如果貨幣戰爭失控，任何一方都能引爆它。
美國拚命敦促中國對人民幣升值，以減少美國對中國不斷增長的貿易逆差，並放緩中國人民銀行以美元計價的資產的大量累積。這些呼籲的成效非常有限。從2004年到2005年中期，人民幣兌美元繼續緊釘在8.28，從1997年開始就維持在這個水平。突然，在2005年7月下旬的兩天之內，人民幣兌美元從8.28升至8.11，幾乎增長了3％。從那次突然的升值開始，人民幣在接下來的三年裏進行了長期的逐步升值，最終在2008年7月中旬達到了6.82元兌1美元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