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國集團是一個不負責任的強大組織，在正式的世界政府缺位的情況下，為了滿足解決全球性問題的需求而出現。二十國集團的名字代表了它的二十個成員國，包括世界上七個曾經最大的被稱為七國集團的經濟體——美國、加拿大、法國、德國、英國、意大利和日本，以及一些快速增長的新興經濟體，如巴西、中國、韓國、墨西哥、印度和印度尼西亞。其他國家更多是由於其自然資源或地緣政治，而非自身經濟的活力被列入其中，像俄羅斯和沙特阿拉伯。還有的國家由於地域平衡而被加入，包括澳大利亞、南非、土耳其和阿根廷。歐盟也受到了極力邀請，雖然它不是一個國家，但歐洲央行發行了世界性儲備貨幣之一。一些有影響力的經濟體，比如西班牙、荷蘭和挪威被排除在外，但因為其經濟上的重要性，它們有時會應邀出席二十國集團會議。因此“二十國集團和它的朋友們”可能是一個更貼切的稱謂。
二十國集團的運作是多層次的。財長和央行行長每年舉行數次會議，討論技術問題，並力爭就具體目標及其實施情況達成共識。然而，最重要的會議是領導人峰會，由總統、總理和國王出席，定期舉行會議討論全球金融問題，重點是國際貨幣體係的結構和控製貨幣戰爭的必要性。正是在這些領導人峰會上，無論是正式會議還是套房內的非正式會議，促成了塑造全球金融體係的實際交易。在這些會議中穿插於總統和總理之間的是被稱為夏爾巴人①的特殊的國際官員，他們是國際金融技術專家，協助領導人協調會議日程，研究並起草會談之後晦澀難懂的公報。所有能夠解決日益逼近的貨幣戰爭的方案都指向二十國集團，把它作為一個主要的論壇。
二十國集團非常適合讓中國參與進來。中國經常在雙邊會談中拒絕妥協，把作出讓步的要求視為受欺負和丟臉。這在二十國集團不大會成為問題，因為有多個議程同時進行。規模較小的參與者珍惜在二十國集團中發聲的機會，因為他們缺乏獨自推動市場的能力。美國受益於盟友的參與，並且避免因單方麵行動而受到指責。所以二十國集團對各方的優勢是顯而易見的。
讓二十國集團從1999年的財長級會議發展到2008年之後的領導人會議，美國總統布什和法國總統薩科齊起到了幫助作用。在雷曼兄弟和美國國際集團2008年9月倒閉之後，世界將注意力轉向了此前計劃在11月份召開的二十國集團財長會議。2008年大恐慌是曆史上最大的一次金融災難，而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投資者之一和救援資金的一個潛在來源，其作用不容否認。當時七國集團是進行經濟協調的主要論壇，但中國不在七國集團之列。實際上薩科齊和布什再現了電影《大白鯊》中的場景，在片中，羅伊·謝德第一次看到鯊魚後對羅伯特·肖說：“我們需要一艘大點兒的船。”從政治和金融的角度來說，二十國集團是一艘比七國集團更大的船。
2008年11月，美國總統布什召開了二十國集團領導人金融市場和世界經濟峰會，所有成員國的總統、首相、總理或國王全部出席。二十國集團立即從一個財長級技術性會議演變為世界上最具權勢的領導人的峰會。不同於各種地區性領導人會議，全球每個角落都有代表出席；也不同於聯合國大會，所有人都在同一時間出現在會場裏。
基於金融危機的緊迫性和二十國集團在2008年11月製訂的雄心勃勃的計劃，領導人峰會在2009年和2010年又召開了四屆。2011年，二十國集團領導人決定11月在法國戛納舉行會議。這一係列的領導人峰會是全球董事會前所未有的緊密合作，而且看起來會持續下去。
二十國集團跟美國財長蒂莫西·蓋特納的做法完全契合，這被他稱為“召集力”。戴維·羅斯科普夫在他的《超級精英》（Superclass）一書中，披露了他對蓋特納進行的訪談，把這一有關全球權力精英習慣的概念揭示出來。當2006年蓋特納還是紐約聯邦儲備銀行行長時，他告訴羅斯科普夫：
在這裏我們擁有一個召集力，它與我們機構的正式權力是分開的……我認為向前推進的前提是，你必須有一個無國界的協作過程。這並不意味著它必須是普遍適用的……它隻需要達到臨界規模的合適參與者。這是一個更為集中的世界。如果你專注於10~20個數量有限、有一定全球影響力的大型機構，你就可以做很多事情。
蓋特納關於召集力的概念說明，在一場危機中，合適的行動者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被召集起來應對問題。他們設定議程，分配任務，使用人員，並在合適的時間間隔後再次碰麵。根據形勢的緊迫程度，這個間隔可以是一天或一個月。在會上彙報進度並設定新的目標，所有這一些都不同於現有官僚機構或僵硬治理的傳統做法。
這個方法是蓋特納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深淵中學到的。他在1998年再次看到這種方法被成功地應用於對長期資本管理公司的救助上。在那次危機中，當時的主要銀行“十四家族”的頭腦聚到一起，他們或許除了1907年的恐慌之外無例可循，在72小時之後籌集了36億美元的援助資金，讓資本市場免於崩潰。美國政府在2008年3~7月通過特別的補救措施來解決貝爾斯登、房利美和房地美的破產時，時任紐約聯邦儲備銀行行長的蓋特納再次看到了召集力的運用。當2008年大恐慌在9月份全力襲來時，所有主要的行為者都在運用召集力。二十國集團在2008年9月召開的首次領導人會議，可以被視為蓋特納召集力理論的增強版。
就在二十國集團大會上，蓋特納以“再平衡”的名義提出了美國關於一種全球大交易的設想。要理解為什麼再平衡對於美國經濟的增長是至關重要的，隻需回憶一下國內生產總值的組成。對於美國來說，國內生產總值在2011年初增長到大約14.9萬億美元，其中，消費占71％，投資占12％，政府支出占20％，淨出口為負的3％。這略高於美國經濟在2007年衰退之前的水平。經濟增長的速度不足以降低2009年初達到很高水平的失業率。
美國對抗疲軟經濟的傳統做法一直是消費。政府支出和商業投資或許能發揮一定作用，但是在國內生產總值中占70％甚至更大比例的美國消費者一直是複蘇的關鍵。低利率、更寬鬆的抵押貸款條款、股市上揚帶來的財富效應和信用卡消費的某種組合，總是能讓消費者走出恐懼，讓經濟再次向前發展。
現在這個標準做法已經不起作用了，消費者過度杠杆化並被過度征稅。房屋淨值蒸發，實際上許多美國人拖欠的抵押貸款比他們房子本身的價值還要高。消費者因高失業率、逼近的退休和孩子們即將到期的大學賬單而經濟拮據。消費者似乎將在多年內繼續捉襟見肘。
從理論上講，企業投資可以自我擴大，但如果沒有消費者去購買產品和服務，超過某一點，對工廠和設備進行投資將是沒有意義的。此外，美國高昂的企業稅導致許多企業把它們的贏利保留在海外，因此它們很多的新投資發生在美國以外，沒有對美國國內生產總值作出貢獻。隻要消費者仍處於休眠狀態，投資就會繼續委靡下去。
隨著消費者失去作用和投資走弱，布什和奧巴馬政府中的凱恩斯主義者轉向政府支出來刺激經濟。然而，從2008年至2010年的四輪經濟刺激計劃沒能創造新的工作崗位，引發了對更多支出的反感，而茶黨運動、評級機構降低美國信譽評級帶來的威脅以及共和黨在2010年中期選舉壓倒性獲勝進一步加深了這種反感。很明顯，美國人希望有人蓋上山姆大叔餅幹罐的蓋子。雖然還不清楚會削減多少開支，但是大規模增加政府開支顯然已不在考慮之內。
因此，奧巴馬政府會看到在消費、投資和政府支出都行不通的情況下，唯一能讓經濟運轉起來的方法就是增加淨出口，沒有別的選擇了。在2010年1月27日的國情谘文中，奧巴馬總統宣布了國家出口倡議，計劃在五年內讓美國的出口增加一倍。實現這一目標會產生深遠影響。出口增加一倍，可能會讓美國國內生產總值增加1.3％，使增長率從蒼白無力的2.6％變為更為強勁的3.9％甚至更高，這可能足以加速失業率的下降。如果能夠實現，出口翻番將是一個理想的目標。但是能夠實現嗎？如果能夠實現，美國的貿易夥伴和世界各地增長的微妙平衡將付出什麼樣的代價？
美國的經濟政策這時一頭紮進貨幣戰爭。增加出口的傳統和最快的方式一直是貨幣貶值，這正是蒙塔古·諾曼1931年在英國、理查德·尼克鬆1971年在美國的做法。美國和全世界之前就曾嚐試過這種做法，由此帶來的全球性影響是災難性的。廉價美元再次成為首選政策，世界則再次看到了正在醞釀中的一場災難。
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的結構在某些方麵與美國正相反。與消費在美國占70％的巨大份額不同，消費在中國經濟中隻占38％。相反，拖累美國經濟的3％的淨出口，實際上為中國經濟總體增加了3.6％。中國的經濟增長很大程度上由投資帶動，這部分在國內生產總值中占48％，而美國隻占12％。基於兩個經濟體這些互補的特征，一個簡單的再平衡似乎是適宜的。如果中國可以通過購買美國的商品和服務，包括軟件、視頻遊戲和好萊塢電影來增加消費，那麼這兩個國家的經濟都能增長。需要改變的僅是消費和出口結構。中國可以增加消費、降低淨出口，美國則相反。這些對中國增加的出口將在美國創造足夠的新工作。僅通過彙率是不能做到這些的，但蓋特納一再表示，人民幣升值是整體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
中國人沒有更多地消費的原因之一是他們的社會保障體係薄弱，因此個人為自己的退休和醫療保健過度儲蓄。影響中國人消費的另一個因素，是有著幾千年曆史的儒家文化不鼓勵炫富。然而美國的決策者並不是要尋求一場文化變革，某些溫和的變化就足夠了。中國消費隻要讓美國出口上升微微幾個百分點，就能讓美國開始一場能夠自我維持的複蘇。
這將是一種奇怪的再平衡：增加中國消費和美國淨出口的成本將完全由中國承擔。中國將被迫作出全麵調整，包括貨幣、社會保障體係以及擁有2500年曆史的儒家文化，而美國卻什麼也不做，坐享向中國快速增長的國內市場增加淨出口所帶來的好處。這對美國而言是尤為輕鬆的一個選擇——美國不需要作出切實的努力，不需要通過降低企業稅和放鬆監管來改善商業環境，也不需要提供穩健的貨幣或促進儲蓄和投資。美國的某些期望或許符合中國的最佳利益，即使中國會覺得這樣一項首先符合美國利益的計劃是對中國的不公，也沒有人會為此指責中國。用二十國集團的說法，“再平衡”成了按美國意願行事的代名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