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孫子兵法》，公元前5世紀末。
曆史上的貨幣戰爭牽涉了國家之間的競爭性貶值，以此降低自身成本，增加出口，創造就業機會，以貿易夥伴的損失為代價來推動本國經濟。但這不是貨幣戰爭發生的唯一可能的方式。在一個更為陰險的場景中，貨幣可以被用做武器。這不是比喻，而是真正意義上的武器，它會給對手造成經濟上的傷害。僅僅是威脅要造成傷害，就足以迫使對手在地緣政治的鬥爭中作出讓步。
發動這些攻擊的不僅有國家，還包括恐怖分子、犯罪團夥以及其他的不良行為者，他們使用的手段包括主權財富基金、特種部隊、情報資產、網絡攻擊和秘密行動。這些金融操縱跟二十國集團會議上斯文討論的主題完全不同。
一個國家的貨幣價值是其致命弱點，如果貨幣崩潰，一切都將隨之而去。雖然今天各種市場通過複雜的交易策略相關聯，但在一定程度上，大多數市場仍然是離散的。股市可能崩潰，但債券市場在同期或許會得以恢複。債券市場可能會由於利率上升而崩潰，但包括黃金和石油在內的其他商品市場或許會因此而創下新高。當一個市場大跌時，總有另一個市場讓人賺到錢。然而，股票、債券、商品、衍生工具及其他投資都使用這個國家的貨幣進行定價。如果一個國家的貨幣被摧毀，該國所有的市場和這個國家本身也就被摧毀了。這就是為什麼貨幣在任何金融戰爭中都是終極目標。
不幸的是，這些威脅在美國國家安全部門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比爾·葛茲在《華盛頓時報》的報道中指出：“美國官員和外界分析稱，五角大樓、財政部和美國情報機構沒有積極地研究經濟戰爭和金融恐怖主義對美國帶來的威脅。‘沒有人想做這件事。’一位官員說。”
對全球化和國家資本主義當中各種力量的一個概述，有助於理解當今世界經濟所麵臨的嚴重危險。國家資本主義是17世紀重商主義的新版本，企業是國家權力的延伸。金融戰爭的威脅隻有在今天金融世界的背景下才能加以把握，這個世界是由全球化的勝利、國家資本主義的興起和持續存在的恐怖所定義的。金融戰爭是一種超限戰，是那些擁有劣質武器但是更為狡猾的組織的首選。
全球化
全球化出現於20世紀60年代，但直至柏林牆倒塌後不久的20世紀90年代才被命名並得到廣泛承認。跨國公司已經存在了幾十年，但新的全球性公司與之不同。跨國公司的根源和主要業務位於某個國家，通過分支機構和分部進行廣泛的海外運營。它可能在許多國家都開展業務，但無論在哪裏運營，它都傾向於保持其特有的國家身份。
新的全球性公司就隻剩下了全球性。它盡可能地消除了國家身份，創建了一個沒有國家區分的新身份。關於工廠和配送中心的位置以及使用各種貨幣發行債券或股票的決定，都是基於成本、物流和利潤的考慮，而不是對名義祖國的感情。
全球化的出現不是由於新政策的啟動，而是由於很多舊政策的消亡。從“二戰”結束到冷戰結束，世界不僅曾被鐵幕分割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還被資本主義國家自己設置的限製所分割。這些限製包括讓跨國自由投資變得困難的資本管製，並對投資的跨境支付進行征稅；股市僅允許本地公司進入，大多數銀行禁止外國持股；法院和政治家把競爭環境向有利於本地企業的方向傾斜，知識產權保護至少已開始實施。世界對於那些具有國際野心的公司來說是高度分散、歧視和昂貴的。
到90年代末，這些成本和障礙多數被移除了。稅收通過條約得以減少或消除。資本控製放鬆，資金進出特定市場變得更加容易。勞動力的流動性得到改善，合法權利的履行擁有更大的可預見性。證券交易所放鬆管製並進行跨國合並，產生了全球巨頭。歐盟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的擴張創造了世界上最富有的無關稅市場，而歐元的推出消除了無數的貨幣兌換和相關成本。俄羅斯和中國急於采取他們看到在西方國家出現的新的全球規範。經濟和政治的壁壘倒塌，同時技術促進了溝通的便利性並提高了生產效率。從金融的角度來看，世界現在是無國界的，並迅速走向傳奇銀行家沃爾特·裏斯頓所預言的國家主權的黃昏。
無國界世界中的無限風險是新的金融環境，全球化讓金融的規模和相互聯係超越以往。雖然傳統的債券發行受限於借款人對所得收益的使用，衍生工具卻沒有這樣的天然限製。僅以所依據的標的證券作為參照，就可以創造不限金額的衍生品。把內華達州的次級抵押貸款捆綁、分割、再次打包並用毫無意義的AAA評級包裝之後就可以賣給德國的地區銀行，是這個時代的一個奇跡。
在一個全球化的世界中，舊東西再次時興。第一個全球化階段發生在1880~1914年，與古典金本位大致處於同一時期，而1989~2007年算得上全球化的第二階段。在第一次全球化中，奇跡並不是互聯網或噴氣式飛機，而是收音機、電話和輪船。大英帝國經營著跟歐盟一樣大的內部市場和單一貨幣區。1900年，中國向貿易和投資開放，盡管是通過脅迫性條約實現的，俄國終於開始擺脫後封建時期，對其工業和農業實行現代化，統一的德國正在成為工業巨人。
這些發展對金融的影響在20世紀初期與21世紀初期幾乎相同。債券可以由阿根廷發行，在倫敦分銷，在紐約購買。石油可以在加利福尼亞州提煉，通過上海的銀行提供的信貸運往日本。新發明的證券報價機從紐約證券交易所把幾乎實時的信息傳到電子化經紀公司位於薩斯城和丹佛的經紀辦事處。具有全球影響的金融危機以某種頻率發生，特別是1890年的恐慌，這涉及南美的拖欠和對倫敦主要銀行巴林銀行的救援。全球化的第一個時代是繁榮、創新、貿易擴大和金融一體化的時代。
1914年8月，這一切都崩潰了。那年初夏，一位倫敦銀行家從他的城市俱樂部的窗口望著窗外，抱怨著他那個時代進步的步伐，或許沒有想到悲劇將在隨後的75年紛至遝來。兩次世界大戰、兩次貨幣戰爭、帝國的衰落、大蕭條、大屠殺和冷戰將在全球化的新時代開始之前發生。到了2011年，全球化金融無處不在，而且還不清楚是否會就此止步。曆史表明，文明和全球化隨時都會被混亂的鋸齒絞碎。
國家資本主義
全球化並不是20世紀後期得以發展的唯一的地緣政治現象，國家資本主義是另一個。國家資本主義是新版重商主義的時髦名稱，重商主義從17世紀到19世紀一直是占據主導地位的經濟模式。重商主義是全球化的對立麵，它的倡導者依賴封閉的市場和封閉的資本賬戶，以他人的代價來實現積聚財富的目標。
古典重商主義所依賴的一係列原則從現代角度來看似乎很奇怪。財富的主要形式是有形的，體現為土地、大宗商品和黃金。財富的獲取是一種零和遊戲，一個國家獲得的財富建立在其他國家的代價之上。國際經濟行為包括對國內產業給予優惠，對外國商品征收關稅。一國與友邦進行貿易，排斥競爭對手。補貼和歧視是實現經濟目標的合法工具。在其最為簡潔的形式中，重商主義者認為貿易就是戰爭。對於重商主義而言，成功是以黃金的積累來衡量的。
雖然重商主義萌芽於14世紀和15世紀的百年戰爭，卻隨著1600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和1602年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形成而發展到新的高度。雖然這些公司作為民營股份製企業進行經營，卻被賦予了廣泛的壟斷特權，從而可以招募軍隊、談判條約和鑄幣，在亞洲、非洲和美洲建立殖民地並在這些交易中以政府的名義行動。學者們一直關注這些公司的私有特征，比如股票所有權、股息和董事會。然而鑒於其半獨立的權力，它們更應該被理解為國家主權通過私營業主和管理者而進行的擴張。這種安排類似於美國的地區性聯邦儲備銀行，它們是私有的，但卻作為政府的一個財政部門進行運作。
直到18世紀後期，隨著工業革命和亞當·斯密《國富論》的出版，出現了一種以私有製和銀行為特征的、更為現代的放任資本主義。然而在整個20世紀，盡管民營企業取得了成功，國有控股企業在許多社會中仍然普遍存在。
今天占據主導地位的私人資本主義的金融範式、自由企業和創業精神，事實上在大部分時間和大多數地方都是例外。民營企業對效率和財富創造或許有著最大的訴求，但這些並不是被普遍認同的價值觀。資本主義聲稱在未來將主宰全球貿易、金融和技術的主張，似乎並沒有比其他體係在各自時代的主張擁有更為強大的曆史基礎。
那些貌似民營、身後卻有幾乎無限國家資源的公司能夠競標自然資源、收購競爭對手和進行設備投資，而不用考慮短期的財務影響。它們能以低於成本的售價獲得市場份額，也不必擔心在經濟困難時期無法獲得資本。如果行賄獨裁者及其屬下來保護它們的利益，這些實體就無須擔心被自己的政府調查。這種新重商主義是把國家能力包裹在現代企業的外衣之下：新瓶裝舊酒。
這種新型企業的樣本包括主權財富基金、國有石油公司和其他國有企業，這些實體在很多新興市場大量存在。西歐也有自己的國有特大企業。歐洲航空防務航天公司（EADS）是歐洲的飛機、防務與航天巨頭，它公開交易股票，但主要由法國和西班牙的政府控股公司、俄羅斯國有控股銀行和迪拜控股組成的財團所持有。另一個例子是意大利石油公司埃尼公司，它30％為意大利政府所有。這些隻是眾多例子當中的幾例。美國人很想往這些國有實體扔石頭，把它們叫做不公平競爭，但需要提醒的是，2008年美國政府救助了花旗銀行、通用電氣和高盛。美國自己也有受到國家資助的企業，實在沒有什麼不同。
要了解全球化和國家資本主義，需要一個不同的、非美國的觀點。情報分析家們必須避免“鏡像”，即人們傾向於假設其他人像自己一樣看待世界。在嚐試領悟對手的意圖時，鏡像將是一個致命的缺陷。威脅分析要求分析人員用俄羅斯人、中國人、阿拉伯人和其他人的角度來看問題，不僅是語言、文化和曆史方麵的差異，還包括動機和意圖的差異。當俄羅斯領導人考慮天然氣時，他們看到的不僅是出口收入，也是對歐洲工業經濟的一個束縛。當中國的戰略家考慮他們持有的美國政府債券時，他們明白這是一件武器，可以摧毀美國經濟或讓美國栽跟頭。當阿拉伯國家的統治者向現代化前進時，他們敏銳地意識到這正在把自己置身於能夠摧毀自身的保守主義和宗教的老虎鉗下。一場途經迪拜、莫斯科和北京的21世紀大巡遊將有助於我們理解數十億的阿拉伯人、亞洲人和俄羅斯人看待美國的方式，並將理解美元的命運並不完全掌握在美國人手中。
迪拜
如果《卡薩布蘭卡》這部電影在今天拍攝，它將被叫做《迪拜》。這部經典電影圍繞裏克的咖啡館展開，在這裏亨弗萊·鮑嘉飾演的老板提供飲料、音樂和賭博，還有暗地裏進行的陰謀。影片展現的異國情調是“二戰”期間的摩洛哥。卡薩布蘭卡的特點是它的中立，在這裏對手之間可以放心地打成一片。納粹、難民和軍火走私者可以相鄰而坐，喝著香檳酒，唱著《任時光流逝》的曲子。
迪拜也是這樣，它是一個相對平靜的島嶼，被阿富汗和利比亞的戰爭、伊拉克和黎巴嫩的不穩定、突尼斯和埃及的過渡以及以色列和伊朗之間的仇視所包圍。這是最壞的周邊環境。對應於裏克的夜總會，這裏有亞特蘭蒂斯酒店，一個位於棕櫚島高過雲端的度假勝地，棕櫚島為人工建成，像手掌一樣展開，大到可以從太空看到。亞特蘭蒂斯有鎮上最好的餐館，在這裏以色列特工、伊朗破壞分子、俄羅斯職業打手、沙特軍火交易商和當地的走私犯可以並肩坐著，在沙漠裏看上去格格不入的高挑長腿白膚金發碧眼的女人侍奉左右。
人們在迪拜找到的，跟裏克的顧客在卡薩布蘭卡找到的一樣——一片中立之地，在這裏人們可以會麵、征募和彼此背叛，而無須害怕被逮捕。迪拜很適合進行國際陰謀。從10月到次年3月，這裏天氣一直很好。迪拜位於一個危險區域的中央，被孟買、拉合爾、德黑蘭、伊斯坦布爾、開羅、喀土穆和索馬裏的海盜窩點所包圍。它通過出色的航空和電信與世界連接。它以過度建設而聞名——它炫耀著世界上最高的建築和大量的後現代浮華，讓那些來自相對傳統和壓抑的社會的遊客目眩神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