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內部書”是指隻在“內部”定向發行的書籍。這些書被當時負責教化的官員認為不適宜為大眾閱讀的書籍，這些書或被定為“思想反動”，或被判為“內容荒誕”，不應廣為傳播，但由於毛主席曆來重視“反麵教材”的作用，還要有選擇地出版一些這類書籍，於是隻好采取定向的“內部發行”這種形式。所謂“定向”是指與該“內部書”有關的單位，如文學藝術的“內部書”對文聯、作協、出版社；社會科學類的“內部書”對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簡稱“學部”）。至於那些政治理論書和反映世界政治動向的書是麵對黨政幹部的，按照級別購買，大約分縣團級、地師級、省軍級三檔。
過去學者把《金瓶梅》評為“明代四大奇書”之一，可是它絕版已久，書店裏根本買不到。五十年代掀起討論《紅樓夢》的熱潮，而《紅樓夢》被認為是“深得《金瓶梅》閫奧”，可是參與評紅的許多學者很難看到《金瓶梅》原本。黃裳先生在一篇文章說，剛解放時，他逛舊書店，那時《金瓶梅》還不是什麼珍本秘籍，一書架子都是各種版本的《金瓶梅》。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這些在五十年代初整頓文化秩序時大多掃地以盡，圖書館裏所藏的《金瓶梅》，也鎖入了保險櫃，它逐漸成為難得之書。由於社會需求很迫切，1957年文學古籍刊行社出版了《金瓶梅詞話》影印線裝，全部二十一冊。然而很奇怪，這部書隻賣給部長級以上的幹部，部長們又不搞《金瓶梅》研究，買這種從嚴控製的書籍幹什麼用？是為了“消愁破悶”還是為了“批判”？顯然是前者。既然是為了消閑，為什麼采取這樣“銷售”方式呢？很顯然，其指導思想是：隻有部長級以上的幹部才有資格或說才有能力閱讀《金瓶梅》一類有“嚴重問題”的書籍，而平頭百姓甚至包括一些從事文學、文化工作的一般幹部則不具備這種能力與資格，聽說著名學者楊伯峻想買一部《金瓶梅》而不可得。現在看起來，這種做法是十分荒謬的，而在當時卻被視為天經地義的，因為，人們普遍認為隻有高級幹部才有這種水平，看了《金瓶梅》而不受其毒害。他們是天然的免疫者。
然而這種“銷售”方法卻與我們奉行的理論發生了矛盾。曆來我們強調“人民，隻有人民才是曆史發展的真正動力”，“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往往是幼稚可笑的”，這裏所說的“我們”是指黨的各級幹部。把書分成內部、外部的出發點如上麵所述，那麼把“人民”“群眾”“老百姓”又擺到哪裏去了呢？公認的“英雄”和“動力”們，毫無免疫能力，如果讀了那些“思想反動”或“內容荒誕”的書籍，輕則“中毒”、“感染”，思想上出了毛病，重則走向犯罪；而“幼稚可笑”的人們，卻個個都是金剛不壞之體。也許有人說：“我們講的是整個的‘人民’群體，而不是哪個單個的個人。”且不說人民、群眾這些概念都不是抽象的，它是由一個個的個體組成的。這種抽象的讚美群體而否定個體的說法在中國是古已有之的。春秋時期有的政治家分析老百姓的力量時，就說過“合而聽之則為神，分而聽之則為愚”。也就是說，老百姓組成了“群眾”才是“英雄”才是“神明”，至於一個個的老百姓，則是“阿鬥”是“愚氓”。因此，不管主持教化工作的人們是否意識到了，他們這種做法與主流理論形成了一種悖論。
“內部書”的最明顯的外部特征是裝幀簡單、印製較為粗糙。雖然說八十年代中期以前，中國書籍絕大多數的裝幀都比較簡單，印製的效果大多也不精製，但是，“內部書”尤甚。它們的封麵、封底就是或灰或黃比白報紙稍厚一些的桑皮紙，封麵上隻是印上書名、作者和出版社，真是再樸素也沒有了，使人一望即知它是“內部書”。如果用現在的眼光來看，這種風格的書簡直就不是書，因為封麵、封底的精美的設計已經成為書籍必要的組成部分，仿佛眼、耳、鼻是人臉的必要組成部分一樣，書沒有經過美術設計的封麵就像人臉沒有五官、隻是囫圇一片，如同《莊子·應帝王》所描寫的渾沌一樣。這種不具五官的書籍是很容易被認出來的。
“內部書”的封麵、封底或版權頁上大多要注明此書是“內部讀物”或“內部發行”。如果是翻譯過來的書還要印上“本書是供內部參考用的，寫文章引用時務請核對原文並在注明出處時用原著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