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書才有可能被劃作“內部書”呢？恐怕沒有一定之規，上麵所說的“思想反動”、“內容荒誕”的帽子戴不到一些書的頭上，可是也被當作“內部書”對發行。如科學出版社1975到1976年間出版的李約瑟的《中國科學技術史》是一部卷帙浩繁的純技術性的書籍，它也被作為“內部書”發行，這在今人看來是很難想象的。但是這也並非亳無緣由，在該書《出版說明》中就泄漏了“天機”，它說此書雖然“肯定了我國古代科學技術的光輝成就，證明了中國人民對世界文明所作的較大貢獻”；但是書中“又有許多尊儒崇道思想的反映”。當時法家被捧於九天之上，儒家被壓在九泉之下，而英國人李約瑟沒有善體中國意識形態的變遷，書中有不合適宜的話，自然不能讓普通人接觸。更令人奇怪的是美國費正清的《美國與中國》（第四版）直到1989年還作為“內部書”發行。
哪個出版社有權出版發行“內部書”？我想大約沒有嚴格的規定，但從我買書的經曆中感到，出版“內部書”最多的大約是人民出版社和人民文學出版社。前者以社會科學（包括曆史）為主，後者以出文學書為主（它出了許多我們認為是（前）蘇聯修正主義的文學作品，如帕斯捷爾納克的《日瓦戈醫生》，以及西方“資產階級腐朽”文學作品，如荒誕派的戲劇《等待戈多》）。另外還有上海人民出版社、商務印書館（出了不少闡述西方現、當代“反動理論”的書籍）、世界知識出版社（出了一些當代政治理論、曆史、現狀的書，包括一些名人的回憶錄，早的如《阿登納回憶錄》，晚的如《基辛格回憶錄》）、群眾出版社（出與公安、勞改有關的書，例如溥儀《我的前半生》最初是“內部發行”，後來見效果不錯，才改為公開發行）等。不過我買的“內部書”大多是人民出版社的。
七十年代（指正式恢複出版的1972年及1972年以後），對中國出版界來說，可以說是史書的時代。公開出版的是中華書局的“二十四史”和“評法批儒”運動中所謂“法家著作”。在內部則是由許多中央和地方出版社——如人民出版社、商務印書館、三聯書店、北京人民出版社、福建人民出版社等等一合作出版了一大批世界各國的曆史書和大量的現代政治人物的回憶錄，其中的曆史書最引人矚目。因為這類書數量很大，大約有數十種甚至可能近百種之多（隻憑直感，沒有統計）。它們的出版一直持續到七十年代末。從大國到小國，從經濟發達的歐美到發展中亞非拉各國無不有史。例如《蘇聯史》、《法國史》、《法國革命史》、《葡萄牙史》、《也門史》、《越南史》、《毛裏求斯史》、《馬爾加什史》等等，有的國家的曆史出了還不止一種，如果排上書架，足可以排滿一大書架子。另外，這些書籍封麵設計一個樣子，隻是靠色彩有所區別；書的印刷版式、字體也都一樣，字很大，各書字號一致，非常奇特。如果把這些外國史書豎放在書架上，一眼望去就可以識別出來，決不會有誤。用現代流行的話說，這類書也是中國出版史上的一道非常獨特的風景線。也許這套書的出版正預示著中國必將要走向世界吧！
寬嚴不同的“內部書店”和與時流轉的“內部書”
第一次看到“內部書”是1960年的秋天，它給我留下印象至今尚極清晰。那是見一位同學手裏拿著本當時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曼斯菲爾德（抑或是富布賴特）所著的《美國的亞洲政策》，非常想看，但最終沒有好意思開口。隔了不久，我在新華書店買書時發現了他們都有一個相應的“機關服務部”。像王府井的新華書店的“機關服務部”就在正式門市部的北鄰；大柵欄新華書店的“機關服務部”在書店後麵，但是得從櫃台穿過；菜市新華書店的“機關服務部”在其側麵。實際上，這種“機關服務部”就是“文革”前的“內部書店”，在這裏就賣一些“內部書”。“機關服務部”顧名思義是接待機關單位的，可是，不知什麼原因許多“機關服務部”也接待個人，不過有鬆有緊，各個書店掌握的不一樣。王府井書店就很寬鬆，隻要有工作證或大學生的學生證就可以進（我的第一部“內部書”就是在這裏買的）；而大柵欄等書店則較為嚴格，要憑單位介紹信，而且，那個單位還必須是在這個店服務範圍之內的。然而，他們也有網開一麵之處，那就是對於熟悉的讀者不太較真，因此，我取得了在這三個書店買“內部書”的機會。不過我在這些機關服務部沒有買到多少真正的“內部書”。1971年以後，對書的管製稍鬆，“文革”以前出版的書籍如果沒有被在報紙批評過的都麵向機關發行，此時，我也趁機買了一些。如王力先生的《漢語詩律學》、陳垣先生的《通鑒胡注表微》都是從機關服務部買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