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革”中，我知道北京有兩家不依附新華書店門市部完全銷售“內部書”的書店，一在朝內大街，一在絨線胡同。聽說絨線胡同的更高級一些，但我沒有去過；朝內大街的這個書店座11朝南，房子分裏外間，像一個臨時建築。此處外間是接待室，沒有書。我與一個老同學拿著衛生部某司長的工作證去買書，那位售書員，驗看著我們的證明，用懷疑的眼光反複地打量著我們。雖然最後他並沒有拒絕我們買書，給我們拿出了該店的書目，但是他的眼光把我買書的情趣一掃而光。買書不是乞過甚至也不單純是個買賣活動，就其本質來說，它乃是一種文化活動。尋書、淘書、買書都是有其尊嚴的，讀書人與書打交道的情趣都來源於文化的尊嚴，當你感到它受到褻瀆的時候，其趣味便蕩然無存了。
不同的“內部書”在不同的讀者圈中也各有其流行期，這可能是主其事者始料不及的，更是現代的人們所不了解的。當然，談到“流行”的“內部書”也純粹是個人的感覺，我也沒有去統計，更沒有統計的能力和權力。五十年代末，國際共運在中國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中有一定影響的人物是波蘭的哥穆爾卡和南斯拉夫的鐵托。鐵托總統領導的獨立於中、蘇聯之外的南共聯盟及其所倡導的理論和推行的政策在大學生之中似乎也有市場。中國黨兩度批判過鐵托，一是1948年，南共聯盟被斯大林開除出共產黨情報局之時，毛澤東也指責鐵托是西方“帝國主義的走狗”，1953年斯大林去世後，蘇聯領導有意與南斯拉夫改善關係，赫魯曉夫和布爾加寧訪問貝爾格來德，此時中國相應地也與南斯拉夫建立了友好關係；二是1957年，中國發表了《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批判了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對待“匈牙利事件”的“錯誤態度”及其對“斯大林主義”的批評，並指出這種政策是“修正主義”的。直到七十年代中葉，中國與美國改善關係以後，中國黨才恢複了與南聯盟的關係。1977年鐵托實現訪華，兩國友好關係達到高峰。當時中國的黨政領導人說毛主席生前讚揚鐵托“像鐵一樣堅強”（大意如此），可惜兩位偉大領袖沒有實現曆史性的會見。
六十年代的南斯拉夫還是“修正主義的典型”，正式的報刊上不點名地批判它（後來與蘇共關係發生危機、但尚未正式破裂之時，一些批修文章中才開始點南共之名，不過此時又是借“南”批“蘇”了），為了使幹部對“批修”有更深入的認識，在內部出版了一些南聯盟有代表性的政治著作，如《南共聯盟綱領》（草案）、鐵托在普拉的講話，德熱拉斯的《新階級》，還有南共理論家卡德爾的一些著作等等。這些被當時的主流輿論視為“修正主義”代表作的“內部書”大多是枯燥的政治理論讀物，如果公開發行，我想不會有多少人讀，競相去買的則更少；可是它在書的封底上印上“內部發行”，再進入“內部書店”，馬上便有了身價。而且刺激了好奇和求知欲望很強的青年人的購買與閱讀。我就買過一本德熱拉斯的《新階級》和英國力主“和平過渡”的工黨理論家拉茨基的《合法的革命》。有了這兩本“內部書”就可以在同學之間交換閱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