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為德熱拉斯的《新階級》在國內影響甚大，該書認為社會主義取得勝利、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在掌握政權以後還會發生異化，從而在統治階層內產生出具有特權和生活極其奢侈的“新階級”。後來我們在1963年到1964年批判蘇共中央的公開信時（也就是“兩報一刊”的社論一至九評），指出蘇聯之所以“變修”就因為這個國家產生了一個“特權階級”。並圍繞著這個問題對蘇聯開展過許多揭露和批判，為此，也曾經出過一本“內部書”，名為《界聯是社會主義國家嗎？》（後來公開發行）。書中多從生活小事上揭露蘇聯“特權階級”多吃多占，他們收入遠遠超過一般的工人農民，奢侈腐化，成為新的剝削分子。我國從“四清”到“文革”期間，這個觀點還被許多人用來分析國內問題，1964年開始的“四清”運動中，毛主席就提出了“整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發動“文化大革命”之前、作輿論準備時，又對全國和全黨指出中國產生了一個“官僚主義者階級”。
六十年代的一本熱門書是美國記者威廉·夏伊勒所寫的《第三帝國興亡史》。這本書大約出版於“文革”前夕，好像是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的。這部書與其它“內部書”不同，它有較好的裝幀和紙張。我想最初可能是打算公開出版和公開銷售的，可是當它編印完成之後，已經到了“文革”前夕，此時才發現它不合時宜，故而改為“內部發行”。
《第三帝國興亡史》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流傳很廣，這可能與“四人幫”大搞封建法西斯主義專政有關。讀者從這部書裏看到許多對中國人來說是“似曾相識”的東西，使人感到原來現實中的許多做法都是其來有自的。書中寫到1933年5月10日發生在首都柏林焚書的“壯舉”，這是自中世紀以來從未有過的景象，狂熱的納粹黨徒麵對著數以萬計的德國人民焚毀各類書藉兩萬餘冊，其中包括許多極其優秀的文學和科學作品。它們是托馬斯·曼、海因裏希·曼、茨威格、雷馬克、左拉、傑克·倫敦、愛因斯坦、弗洛伊德等大師們的傑出著作。而納粹的宣傳部長，以決不說真話聞名於世的戈培爾在焚書“儀式”上說：“在這火光下，一個舊時代結束了，這火光還照亮了新時代。”我們從這些豪氣萬丈的話中可以感到無論多麼荒謬和多麼卑瑣的東西，隻要當曆史陰差陽錯地把它放到權力的位置的時候，它也會自我膨脹起來。此時，他就敢以未來自居（實際上戈培爾的“未來”不過是國際法庭），以真理自居，這使人感到可笑，更使人感到句惡、可憎！人們讀到這些曆史錯位的記錄時就不能不想到1966年的“掃四舊，立四新”的瘋狂。專製主義的政治操作，古今中外相差無幾，但也有一些巧合使人感到曆史十分有趣。例如把自然科學意識形態化，於是，便產生了“德國物理學”“德國化學”“德國數學”，以追求精確聞名的德意誌民族居然在大學課堂裏講科學的種族性；這與“文革”中宣揚的自然科學的階級性和真理的階級性真是有異曲同工之妙。書中所寫到的德國女青年團員“下鄉年”中所受到的痛苦和產生的種種間題，也會在那一個時代的中國知識青年中引起共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