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暑假後剛剛開學，熱火朝天的大躍進撲麵而來。各行各業都在以“多快好省”為號實現“大躍進”，大街小巷每天都有敲鑼打鼓、高舉著紅旗的報喜的隊伍。雖然不習慣這種氛圍的幽默的北京人有時也說些風涼話。如“開車的（指公共汽車的司機）多快好省，坐車的鼻青臉腫”，但總的來說人們還是以好奇和熱情投入了這個運動，人們不知道“多快好省”會給中國造出一個什麼樣的美麗社會來。
到了學校（我在北京六十五中上學，當時六十五中隻有高中）發現兩大變化，一是好多受學生歡迎的老師突然消失匿跡了。最引人注目的是校長張迅如不見了，雖然，他沒有給我們上過課，但常常聽他給我們11話。他隻有一隻胳膊，講話很種、很有氣概，據說是位老革命，從延安來的。他給同學們留下深刻的印象。另三位是消失於講台的教語文的劉醒昕、黃季虯、徐守忠。我都聽過這三位老師的課，是很吸引人的。黃先生講《三國》時舉的例子，徐先生講古詩給我們念的他小時候寫的“詩”至今我還記得。同學們私下相傳：他們都劃了右派。這無形中造成一種緊張氣氛，似乎當右派的不幸隨時可能傳染給每一個人。另一個大變化是不上課了（我上高中的女知道曾有如此“好時代”，多次感慨地說，怎麼沒有讓她們趕上）。成天地開會，向黨交心，搞思想改造，拔白旗，插紅旗，“紅專”大辯論，以青年鋼琴家傳聰為反麵教材，說他雖然很專，但卻“背叛”了祖國。大張旗鼓地批判個人主義，而且說個人主義為萬惡之源。還提出了“四化”，即思想革命化，組織軍事化，生活集體化，行動戰鬥化。我所在的高二·五班變成了“某連五排”，直到現在我也想不出這有什麼意義？除了開展社會主義大辯論外，還發動同學們搞“超聲波”，說這是“科學中的科學”。它用在農田裏可以增加產量，用在臨床，司以起死回生。還找了農村一個生產隊長給全校講超聲波的科學。這位三四十歲的隊長在台上誇誇其談說超聲波使得農業大豐收。例如黃瓜經超聲波一“超”可以長到三尺長；老玉米經超聲波一“超”，一棵玉米上，可以長出五六個來，每個一尺多長。最令人驚奇的是驢子四五天不喂，用超聲波一“超”不僅胖了，而且幹活更有勁。聽到這裏大家都熱烈鼓掌，仿佛覺得農村發現了神仙，他為農村描繪出一幅新的圖畫。新上台的年青的教導主任馬上在旁邊接著說，“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我們農民科學家對科學做的偉大貢獻是那些大學教授連想也不敢想的。”這些話真是激起了我們對超聲波的好奇心和興趣。
在這個風潮中，學校也馬上掀起一個製作超聲波的熱潮。最初，我們把它看得極為神秘，實際上根本不是那麼一回事。找一根四分或六分的自來水管，把它截成四五寸長，用鐵錘把一端砸扁，然後將扁的一端的管壁上各鋸一個，中間焊上半個剃須刀片，這便是大功告成了。然後在圓的一端接上根皮管子，再把皮管子接到自來水龍頭上，一開自來水，強大的水流從鐵管扁的一端滋出去，經過焊在這一端的刀片，刀片很薄，必然被水流激蕩，發生震動，於是有的“科學家”便說這是超聲波，是尖端科學，具有無限廣闊之用途，而且國家的興盛和人民生活全係於此。由此，黨和政府才大搞群眾運動，我也得以躬逢其盛。在搞這頂科研製作之前，校方領導說，我們用自己製作的超聲波做飯洗澡。當然，這些都是兌現不了，隻是說說罷了，像這樣隻是說一說，日後沒有下文的事情太多了，淮能去認真追究一下呢？如果真有追究的人不是被視為別有用心，就會被當作精神病的。像這種搞“尖端科學”的群眾運動，五十年來我遭遇過兩次，除了“超聲波”之外，還有1969年全國搞“單晶矽”，不過當時還處在“文革”運動之中，沒有“超聲波”鬧得那麼紅火罷了。“超聲波”還沒有收尾，我們就下農村參加更大的躍進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