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10月的去農村雖然不是我第一次下鄉，但是它給我留下極深的印象，至今難忘。
這一年，從夏收就開始發燒，特別是在農村，為了迎合“大好形勢”和證明反右鬥爭與全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所取得的偉大成果，農業必須獲得大豐收。當時，社會主義陣營的“老大哥”（前）蘇聯第一個成功地發射了地球衛星，這個“衛星”雖成為最先進、最高水平的同義詞，也成為社會主義陣營（包括中國）的驕傲。當時各行各業動不動就“放衛星”，其意為，他們創造了新記錄。農業產量的第一個“衛星”就是河南省遂平縣衛星人民公社放的。1958年6月，《人民日報》刊登這個公社小麥畝產兩千一百零五斤的新聞，從此，各地的“衛星”一個比一個大，最後畝產小麥近萬斤。秋收時，水稻的畝產量更是一路攀升，到了九月份，《人民日報》頭版已經有了這樣的大標題“廣東窮山出奇跡，一畝中稻六萬斤”。正是在這種氛圍中，我們下多參加農業大躍進的。
我們這些高中生還是不辨菽粟的十六七歲小青年，看到這些消息是十分興奮的。下鄉再一次點燃了我們投入這個偉大運動的熱情。這時是白天熱、夜裏涼的九月。我們按照軍事編製，高唱著《一天等於二十年》等革命歌曲，日夜兼程，徒步到農村去。十六七歲正是貪睡時期，有的同學走著走著便睡著了。我也是懵懵懂懂，似睡似醒，隻有那高昂的歌聲：“江南豐收有稻米，江北滿倉是麥。高粱紅啊棉花白，密麻麻白雲蓋地天山外”至今仍在我的腦中回蕩。
到了勞動的目的地，我們有些失望了，農村還是老樣子，和以前我們去過的農村差不多，隻在幹活的現場插了一些紅旗彩旗和磨加了些鑼鼓伴奏罷了。
帯隊的教導主任和生產隊長布置勞動任務時才使我們大開眼界。原來我們具體幹的活是深翻土地為明年小麥豐收作準備。我們翻的這一塊地是普通地塊，隻翻一尺五寸深，明年畝產萬斤'麥。另外一塊試驗田深翻一丈二尺（那時候京水皮淺，有些地區挖下二尺就見水），由老鄉們自己“翻”（實際上已經是“挖”了），那裏明年畝產小麥一百二十萬斤。我們當時年齡小，又沒有農村生活的體驗，不知道這一百二十萬斤到底意味著什麼？隻是聽著這個數字遠遠超過《人民日報》所披露的數字，令人驚訝。給我帶來麻煩的是深翻土地用的鐵鍬是“撮鍬”，這種鐵鍬的鍬頭很像撮土的簸箕，宜於撮東西，而不宜於向下翻地和挖土。深翻一尺五，要垂直挖兩鍬深才合乎標準，這用撮鍬是很困難的。學校又在同學之間搞競賽，年輕好勝，誰不希望跑在前麵呢？要做到這一點必須改良工具，“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嘛。於是，我和另一個同學借了把錘子把“撮鍬”砸直，把它改造成為“挖鍬”，果然翻地的進度增快了很多。但這樣一來，我們闖了大禍，被視為破壞勞動工具。在下工後的學習會上幫助我，讓我說說到農村參加農業大躍進的體會。說實在的，到了農村後沒有我們原先想得那樣浪漫、那麼激動人心。我們睡的還是土炕、燒的還是柴鍋吃的還是白薯玉米、屋裏還是沒電，點了一盞煤油燈。這些喚不起“共產主義是天堂”的意識，感到沒有什麼可說的。我想了一想，說，我們在學校聽生產隊長講，有三尺長的黃瓜，一尺多長的玉米。可是也沒看到。這話現在沒什麼問題，在當時說出來，已經有了懷疑“總路線”、“大躍進”的嫌疑。於是，參加我們“排”（因為組織軍事化，所以“班”都稱“排”）學習會的教導主任對我的發言有了興趣，本來他是要批判我破壞勞動工具的，這時不談這個問題了，本著“引蛇出洞”的精神，問我，還有什麼想法，比如我們這次下多、深翻土地等等。
當時我不到十六歲，又生長在城市之中，根本不了解翻地在生產中有什麼作用，但120萬斤令我很好奇。勞動休息和同學閑聊時便問120萬斤小麥到底有多少東西。在旁邊指導我們翻地的一個農民插話說，一麻袋才裝200斤小麥，小麥還別太幹了。農民提供的這個基礎數字到了我的腦子裏，馬上我就想到120萬斤可以裝6000個麻袋。北方裝糧食的麻袋，大約是寬2尺，長3尺，盛滿了糧食的麻袋碼在地上，占麵積約6平方尺。一畝地是60平方丈，合6000平方尺，也就是說一畝地可以碼放1000袋小麥。1000袋可裝小麥20萬斤，120萬斤小麥如都裝在麻袋，碼放在一畝地中，則要摞六層。這樣一算，120萬斤小麥要占多大地方在我的頭腦中清晰了起來。於是，我說，一畝地怎麼能產120萬斤小麥呢？它要裝6000個麻袋，平碼在地裏要堆六層呢？這位老師又問我，你是認為這是根本不可能的了？我補充了一句，什麼樣的麥杆能把這六層麻袋挺起來呢？說到這裏，突然沉默了，主持會的老師好像怕我再說下去就會毒害同學一樣，便匆匆宣布散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