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白天還照常勞動，晚上開會學習。當時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開會往往比幹活更重要。吃完晩飯，當我們蜷據在土坑上等待開會時，我才感到與往常氣氛不同。不僅排長嚴肅（就是我們班的班長），而且，連長、指導員也來聽會。九月的天氣，殘暑未完全消退。我們是男生班，晩上開會同學們都穿著背心褲衩，然而連長、指導員全是女生班的同學。她們見到我們這個樣子，大家都很尷尬。她們也隻好坐在外屋隔著簾子聽我們開會。我感到很滑稽，不由得脫說出：“還有垂簾聽政的啊！”不料這也成為我的一個罪狀。這天晩上的發言好像都是經過準備的。同學們紛紛批判我懷疑“總路線”、“大躍進”。並用毛主席在《介紹一個合作社》中所說的中國人多、議論多、幹勁大，可以創造出人間奇跡來。我還沒有經受過革命的大批判，這是第一次，不習慣，不免要為自己辯解，和革命群眾頂撞。最後是不歡而散。連長宣布說我態度不好，明天接著開辯論會。中國的詞、特別是政治範疇的詞，一個詞可以多種意思，甚至是完全相反的意思。從字麵上看“辯論會”仿佛是舌之爭的，可是我在農村看過一次“辯論會”，那種規模、形式、氣氛與解放初的“鬥爭會”、“文革”中的“批判會”沒有什麼差別。如果說有差別的話就是話更少，肢體語言更多。被辯論者站在一圈兒人當中，被推過來、搡過去，沒有多少人說話。
第二天，剛剛出工，我正盤算著如何應付晚上的“辯論會”，沒想到各個連排已經站好了隊，仿佛要開全團大會。這時年輕的教導主任在會上板著一副麵孔宣布：王學泰和王某某（與我同班的一個同學）到隊前來。這使我大吃一驚，因為自上學以來還沒有受過這樣的待遇：在全校的集會上被拉到同學之前示眾。我和王某慢吞吞地走上了被批判的位置。在眾目睽睽之下我們真有些抬不起頭來，但心裏很亂，不知道是出了什麼問題。這時同學們也感到詫異，因為那時在中學裏還沒有開展階級鬥爭，對學生的紀律處分也沒有把受處分者公開示眾的，然而這到了“文革”之中就不新鮮了。緊接著那位女連長也走到前排，拿著一張事前準備好的發言稿，在全體同學麵前指控我的罪狀。我仔細聽著，大約包括破壞生產工具，懷疑“總路線”、“大躍進”和黨的方針政策，無組織、無紀律等條。並說我影響學校的形象，已經不適於在農村勞動了。大約還有幾個同學發言表態，最後是校教導主任以團（軍事編製的“團”）領導的身份開除我參加支持農村大躍進的資格，回校反省。當天就由下多生病的老師把我們押回了學校。
學校裏還有一批人在大煉鋼鐵，這些人大多是師生中的老弱病殘。可能是有些難為情，我沒有到留校隊去報到，而是去北京圖書館看了十多天書。自然待下多同學們返校後，又遭到一次“辯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