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十四年（1535年）四月，張璁因病告假，但多次上疏請求退休卻不得批準，其間嘉靖多次派人察看張璁的病情並派人送藥。十八年二月初六，卸任不到4年的張璁病逝於家中，享年六十五歲。諡號文忠，追賜為太師。目前溫州市鹿城區人民西路妙果寺西側尚有張璁碑亭。張璁著作較豐，著有《禮記章句》、《大禮要略》、《羅山奏疏》、《羅山文集》、《正先師孔子祀典集議》、《金縢辨疑》、《杜律訓解》、《敕諭錄》、《諭對錄》、《欽明大獄錄》、《霏雪編》、《嘉靖溫州府誌》等。
這四位鼎鼎大名的溫州曆史人物，不僅僅出現在文人墨客的書裏，知識分子的曆史記錄和碑刻上，為少數人所瞻仰和敬愛，也出現在了童謠裏，成為普通大眾口口相傳、備感親切的人物。當長輩教子女們吟唱這樣的童謠時，也許會忘記這四位個人物的種種具體事跡和故事，但仍不妨礙他們傳遞出敬慕、推崇的情感，他們在傳唱的過程中滿懷期待，希望自己的子女能有為，能如這四個人一樣光宗耀祖，前途無量。如果沒有這樣的童謠，溫州的曆史文化會少些色彩，少些情感，喪失了大眾童謠的曆史無疑將是一種殘缺而不全麵的曆史。
透過童謠除了看到傑出的人物和他們的事跡外，也能看到一些對百姓來說極其重要的大事，當時社會的生產環境、人們的生活狀態和生存境況都可以在童謠鮮明的時代氣息中體現。承載民間曆史文化事實是民間童謠最為重要的存在價值，也就是說，民間童謠是研究曆史和文化的非常有價值的材料。
童謠《鈴叮當，鈴叮當》裏以發問和回答的方式記錄了當年所發生的重大事件：鈴叮當，鈴叮當，哪年大旱那年荒？哪年磐石水沒城洞齒？哪年黃龍遊過江？鈴叮當，鈴叮當，光緒八年十六荒；鹹豐三年水沒城洞齒；乾隆七年黃龍遊過江。在相關的記錄中並沒有發現溫州地區在清德宗光緒八年（1882年）時發生過“十六荒”，但是根據《溫州曆史年表》光緒七年（1881年）的記錄卻會發現：三月，台州金滿舉旗反清，聲勢浩大，波及溫州，鬥爭持續三年。八月，台風暴雨。持續三年的鬥爭和台風暴雨這樣的天災人禍極有可能會直接影響到第二年，在光緒八年時也許在部分地區已經出現了各種“荒”，隻不過這種“荒”並沒有通過完整的途徑被記錄下來。不過也有可能是百姓們在傳誦的過程中出現了混淆，“餘生七十年內，經過大荒二次：辛未（一八一一年）、甲午（一八三四年）”［清］趙鈞：《過來語》。其中道光十四年的大饑荒在《東甌軼事隨筆》中也有記載：道光十四年甲午大饑，石米八千。春夏大疫，貧民乞丐死於饑疫者橫塞街道，日以十百計。木棺既缺，以一棺殮二三屍，甚至以槁草裹卷，凶慘形狀不堪寓目。
《甌越文化叢書之十二·溫州故實雜錄》中引清趙鈞《過來語》是這麼記錄清文宗鹹豐三年（1853年）發生的這次水災的：鹹豐三年六月十六日晚，雨。十七日晚，雨連夜，潮溢。十八日，大雨，潮又溢，更大。午後大風起，直至廿五日，風雨晝夜無停。廿六廿七日，風息，而雨猶未息。廿八日午前大雨。廿九日早雨，旋霽，午後又大雨。三十日晴。五月望後至六月望，少雨。廿七日雨得時，民心歡悅。及至風水成災，人人怨嗟。半月之間，轉樂為憂，天道之不可測如此，人其不修省以回天變哉。風水為災，各處多坐餓待斃之人。六月廿六七兩日，館東林若衣家施粥，其伯父西屏榛亦施粥二日。處處水滿過膝，更有低地幾及屋簷，駕舟作食，與雞犬同棲，苦不堪言。大風雨時，郡東門、邑南門兩處居民，見江中浮屍及屋舍順流入海者，不知凡幾，並有在樓中呼號而過，岸上人無法拯救。仙港有過客八九十人，悉係傭工求食貧民，無處投宿，坐餓路亭將死。一某氏寡婦，施粥活之，送歸。功德不小。當大風時，吳橋有米舡適泊其地，村人群向商人估價就糴，一村獲濟。大風水時，郡城低地水有及項者，五米可買，凡可充饑之物，一切都盡。小民之家有四五日不舉火者。永邑葵溪有一村落，因山崩水湧，漂壓死一百五十餘人，有一家五十四口，得生者隻五人。水災後，闔郡告饑，或拾鳧茈、蘆菔，或采山也各草，凡可充饑者，搜取殆盡。草有綿菜者，味最佳，但不能必得。至若調糠作羹，十居六七，良可慨也。溫郡遭此風水之災，種植生息失者十之八九，濱海蕩地，絲毫無收。民心惶惶，幾難安枕。六月初，新穀千一百錢百斤，七月，價長三四百。
《溫州曆史年表》則這樣記錄鹹豐三年的水災：三月，地屢震，近閩尤甚。大水。泰順三都（今文成地）尤甚，田多淹沒。五月，楚門港兩日無潮。六月十八至二十九日，溫州各縣連下大雨，風雨淫霈，大水災，平地水盈三尺。樂清縣海潮倒灌，田園被淹，海蜇隨潮漂至白石溪河，虹橋一帶水漫樓板，早稻悉遭淹沒，民食恐慌。平陽連續颶風暴雨12天，至二十九日雨霽，平地水深六七尺，田廬盡淹，大歉收。潮水衝毀黃粱（今宜山黃良）埭，江口埭毀壞，鹹水入內海，下廠、豐山等地田園受浸，拔木淹禾，歲收大歉。鼇江、飛雲江、甌江均有浮屍，人畜漂流入海者，不知凡幾。
《溫州記事》也有一段關於那年水災的記錄：6月22-30日（陰曆六月十七至廿六日），大風雨晝夜不停，平地水盈三尺，水溢街衢，壞廬舍、鄉村尤甚，早禾已熟不能登場，穀價踴貴，30日夜，龍潛村山塌覆屋傷19人。7月23日，瑞安大風雨晝夜不停已8日。水滿及扉，平地一望如海，早禾收獲未及半，一地300戶，柴米不絕之家，不上10戶。
“鹹豐三年水沒城洞齒”包含著複雜的情感，它不僅僅隻是記錄“水沒城洞齒”這段曆史，更是對“城洞”下屍橫遍野慘相的深刻哀歎。
而平陽地區也有一首廣為流傳的童謠對鹹豐年間所發生的各類事件進行了整體的概括：鹹豐鹹豐，五穀不豐，冤獄累累，租稅重重，財主穀倉天天滿，小民腹內日日空。發財人家越發財，窮苦百姓苦無窮。很明顯，鹹豐三年的大水、台風對平陽百姓的生活影響非常大，人員傷亡不計其數，但有不少人的死去卻不僅僅隻是被活活餓死（“死無人殯，任犬噬食，朝見全屍，夕隻半體”，還有因“冤獄”、“租稅”、“窮苦”而死的，“腹內空空”的小民與“穀倉滿滿”的財主，“窮苦百姓”和“發財之家”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些人禍也是“苛政猛於虎”的真實寫照，腐朽的清廷政治進一步地加劇了當時社會早已存在的地主和農民之間的階級矛盾。
“中記錄了乾隆七年“黃淮交漲，散賑救災”的曆史事件，為我們提供了這句童謠的相關史料：乾隆七年（1742年）入夏以來，南方多雨，山水暴發，黃淮交漲，湖水漫溢，河道決口，致使江蘇、安徽、湖南、湖北、貴州、江西、浙江、山東等省均有受災地區。其中江蘇、安徽兩省水災尤為嚴重。安徽鳳陽、潁州、泗州所屬十九州縣，因淮河水發，田園廬舍被淹，夏麥、秋禾無收。江蘇徐州、海州、淮安、揚州四府所屬二十九州縣，因黃河異漲，洪澤湖漫溢、堤壩衝決，毀民居數萬間，人畜死亡難計。淮北鹽場、蕩地、鹽池盡被水淹，灶戶停掃。揚州一帶中產之家至極貧之戶，俱都流離四散慘苦萬狀。兩省災民有數百萬之多。乾隆帝聞報，十分焦急，指示兩省督撫，不拘常例，竭力拯救；水退之後，要倍加撫綏，毋致失所。降旨免除被水州縣本年額賦。又派熟諳河務的直隸總督高斌和刑部侍郎周學健為欽差大臣，前往江南辦理賑濟與水利諸事。乾隆帝還多次下諭，督令大學士、江南督撫、漕撫、河督等調撥銀米，賑濟災民；排洪築堤，重修水利。八月發庫銀二百五十萬兩，散救災民。九月初一日，又命將江南、徐、淮等地所存倉穀共五十四萬石，平糶賑災。又借浙江倉糧十萬石，截留山東漕米十萬石運至江南備用。九月十六日，乾隆帝又諭示大學士等：江南被水，需用浩繁。已陸續發下江藩、糧、鹽三庫存銀九十四萬兩、米穀一百一十餘萬石，今年鹽課存銀一百三十萬兩、米穀一百二十萬石，今年鹽課存銀一百三十萬兩。總計兩省現在所存銀、米，已不下五百餘萬。但賑恤之務，至明年麥收前，必須接濟，應早為預備。著於鄰省再撥銀一百萬兩，於歲內解往江南，分貯江蘇、安徽藩庫，以備按期散給。同日，安徽巡撫張楷奏報：鳳陽、泗州兩府所屬，自七月起至今已賑濟完畢。潁州府屬自八月起，將次完竣。查應賑貧民，大小口共計二百二十餘萬。賑濟月份，遵旨辦理，將最重之鳳陽等十三州縣，於部例之外，加展三月；次重之定遠等六州縣，加展兩月。按受災等次，分別賑濟七到四個月口糧，一律賑至明年三月止。按例不應賑濟之次貧者，也賞賑一月口糧，於所底發給。
“乾隆七年黃龍遊過江”這句童謠也許就是說乾隆七年，溫州百姓深受這場黃河水患的影響，將黃河比作“黃龍”，“遊過江”則是黃河水患由北至南，跨過長江，嚴重影響到長江以南地區的情況。
再看光緒年間溫州城裏流行的一首童謠：天主橫行，騰落（跌落）清坑（茅坑），伲人（什麼人）拔起，癩頭畜生。這裏所說的“天主”就是天主教。“天主橫行”這句話源起於十九世紀末大量洋人和天主教傳教士湧入中國的現實，溫州作為商埠重地自然也成為各國商人和教士趨之若鶩的目的地。尤其是當時的一些洋教士仗著本國政府的勢力，目無中國清政府，勾結當朝官員，任意圈地占地，欺壓魚肉百姓，在溫州一時權勢熏天，無人敢動。英國傳教士舉辦溫州基督教會時，曾向市民永租地基，立永租契（可見溫州市文管會收藏的英傳教士在縣前頭建立教堂的契約），這樣的行為根本沒有將溫州人民放在眼裏，他們的肆意妄為嚴重威脅到溫州百姓的正常生活和國家的領土完整。英國的另一名傳教士蘇慧廉曾權傾一時，清政府甚至還賜予他“榮祿大夫”的稱號和一串朝珠，他出門時坐四人大轎，經常出入道、府、縣的衙門幫別人包打官司。據說他幫人打完官司，他自己還沒回到家，那個跟他作對的“犯事”者就已經家破人亡了。這樣的描述雖然略帶誇張，但無疑可以從中看出當時洋教士在溫州乃至全國範圍內的囂張跋扈，以及當時清政府的懦弱無能和無計可施。麵對形勢如此洶湧的帝國主義者的侵略、洋教士們無法無天的所作所為，以及清政府不分是非、膽小怕事的妥協態度，溫州各地百姓群情激憤，內心充滿了對洋人、天主教的排斥。當時就有人在牆上匿名貼上“驅逐洋人，除滅異教”，並用上麵這首童謠來諷刺洋嘲罵教士的畜生行徑——滿路上的天主教徒（洋鬼子）啊！讓他們掉到茅坑去吧，來看看誰會爬起來呢？是癩頭（帶有嚴重的貶義意味，在溫州童謠中是罵人的話）和畜生啊！在這樣一種民族危亡意識的驅動下，1884年溫州地區終於爆發了甲申教案，之後在1898年又爆發了規模較大的神拳會反帝鬥爭。這兩次鬥爭在溫州持續的時間長，影響大，即使1900年9月中旬北方的義和團在國內外反動勢力的聯合鎮壓下慘遭失敗，但是在瑞安、平陽一帶，神拳會拳民卻仍然在繼續堅持著鬥爭。
除了洋鬼子的欺壓之外，中國當時還存在著另一個常見矛盾——地主階級與農民之間的矛盾。溫州童謠裏同樣也有對這一矛盾的深刻描述：財主婆娘拜菩薩，油菜花，滿頭插，蕎麥粉，滿麵擦。走一步，扭一扭，小狗碰見搖尾巴。窮人見了心裏怕。財主婆娘討債精，剝你皮來抽你筋。這首童謠很明顯地表達了窮苦百姓對地主階級的憎恨之情，從財主婆娘油頭粉麵來看，那些“油菜花”和“蕎麥粉”都是百姓們生活的奢侈品，而地主婆花枝招展的打扮並沒有引起百姓對這些人的好感，因為在這樣精心裝飾的皮囊下，有的是一顆隨時要將一個人抽筋斷骨的狠毒心腸。在清乾隆年間，瑞安土地十之五六都屬於地主，他們以地租的方式對農民進行殘酷的剝削。清趙鈞《過來語》記載：“田一畝，租穀二百斤。”以這個分量計算，農民幾乎每年都要上交一半以上的收成給地主作為地租，如果差點的田，地租占收成的比例還要更大，如果年頭收成差，農民生計就會有很大問題，確實是“貧民佃種租田，田租輕者，尚少有所得，否則通盤估算，徒自賤苦耳。”但是地主們並沒有滿足於地租，而是想方設法地給農民加租（如收取租田押金），壓榨勞動力（除支付少量工錢外，其收獲全部歸地主所有）、對農民放高利貸、逼迫農民出賣土地……即使年頭再好，即使人再勤勞，貧困的農民還是無法逃脫地主階級的壓迫和剝削，重地租、重押金、便宜勞動力、高利貸這一層層的手段迫使農民無處投宿安生。當他們失去土地之後，便會出現道光二十七年發生的“本晚聞南陳有賣一女，得錢八千，除開銷，到手隻有數百，可憐極矣”；道光十四年的“大饑，餓莩處處有之”；同年永邑葵溪乞丐言：“本春正月間，彼等和鄰舍兩家行乞於外，出門時老幼共十八人，今隻存彼二人，餘皆客死於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