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密爾，蘇格蘭曆史學家、經濟學家、心理學家和哲學家。他與大衛·李嘉圖（David Ricardo）一起成為古典經濟學的奠基人，是有影響力的古典自由主義哲學家約翰·密爾的父親。
老密爾是哲學激進主義（又稱功利主義）的重要代表，該思潮強調哲學需要有一個科學基礎，而對政治學和經濟學則需要采用人文主義的方法來研究。1808年，他結識功利主義創始人傑裏米·邊沁（Jeremy Bentham）。作為邊沁多年來的主要朋友，他接受了邊沁的全部原則並且比任何人都更加熱心於宣傳這些原則，以對抗剛剛出現的浪漫主義。他所撰寫的《論政府》（Government）一文對19世紀20年代的輿論影響很大。老密爾1821年出版的《政治經濟要義》（Elements of Political Economy）是一部特別精確而明晰易懂的作品，此書總結了激進哲學家的觀點，這些觀點主要以經濟學家李嘉圖的著作為依據。老密爾通過他對思想的聯係所做的解釋發展了邊沁的學說。1829年，老密爾出版的兩卷本的《人類精神現象之分析》（Analysis of the Phenomena of the Human Mind）中提出的人類精神理論，集中討論了精神概念的相互關聯性。
老密爾是個做事認真和工作刻苦的人，不論是寫作上的或其他的事，他都真心實意地傾注全力，以求出色地完成任務。在其長子約翰·密爾出生的那年，他開始撰寫《英屬印度史》（The History of British India）。原計劃用三年時間完成這一著作，並相信該書必將使他一舉成名。最終他花了十年工夫才完成。密爾是這樣評價父親的，“創作其它等量曆史著作與做等量的閱讀及研究方麵，幾乎短於其它任何作家（即使是專門寫作的作家）。必須補充的還有，在這十年間，他幾乎每天都花相當多的時間來教育孩子”。
這部作品已成為這一專業領域的權威著作，1817年以三卷本的形式出版，並立即獲得了巨大成功。老密爾寫作這部書的目的，“主要是試圖對印度社會作一個哲學的分析，並評估它在‘眾多文明’中的位置。毫無疑問，他的一個主要目的是消除他所認為的對東方專製主義的愚蠢讚美，而這恰是啟蒙運動早期思想家的標誌”。
作為老密爾最著名的文學作品，《英屬印度史》描述了英格蘭和後來的聯合王國獲得印度帝國的曆程，老密爾對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商業特權非常仇視，對英國東印度公司管理的條例也進行了許多猛烈的抨擊。雖然老密爾在書中的許多部分提出有利於公司的證據，他認為這是它應得的；例如，總的來說還沒有哪個政府像英國東印度公司那樣盡其所能地提供如此多的證據，以此對其臣民表示善意；任何別的政府的條例一旦公之於眾，就允許人們對其進行完全自由的評議，那麼它們很可能就更經不起詳細的審查。《不列顛百科全書》的評價是：“《英屬印度史》這部史書第一次全麵論述了對印度的征服。老密爾以他自己的政治理論來評論印度文化的發展，嚴厲地批判了英國對印度的征服與統治，因為歐洲利益和政策掩蓋了印度的傳統。這一著作本身和作者在其一生的最後十七年中同印度的官方聯係使印度的政治製度發生了徹底的變化。”
由於老密爾從未到過印度，也沒有與任何一個印度人交談過，他《英屬印度史》的寫作僅僅依靠文件材料和檔案記錄來完成。因此，這一事實招致著名經濟學家阿瑪迪亞·森（Amartya Sen）的嚴厲批評。
不過，密爾顯然不是這麼看待父親的成名作，他使用了最好的詞彙來描述這部巨著，他認為，“從教育的最佳意義上講，對我教育貢獻很大的一本書是父親的《印度史》……與完美的標準相比，我現在可以看出其中的不足之處，但是我仍然認為，即使此書不是人類寫過的最有指導意義的曆史書，也是一本對一個思想正在形成中的人最為有益的書”。他畢生對於父親這部最長的作品《英屬印度史》推崇有加（盡管也曾經指出其中的某些瑕疵），1865年密爾稱他父親為，“第一個把理性之光投射到印度社會的曆史學家”。
應當說，這部巨著不僅改變了老密爾本人的命運，而且隨後證明對其家族未來的發展意義重大。據埃裏克·斯托克斯說，《英屬印度史》的出版，“促成老密爾和他兒子在1819年後的就業，並在東印度大廈（East India House）牢牢穩固了功利主義在印度事務中的影響”。如果沒有這部著作，或許就可能沒有英國東印度公司的任命，他的家庭將繼續處於貧困狀態，這一職位給予他以及其家庭以經濟保障。的確是這樣，無論是老密爾還是小密爾都不用再尋找任何其他全職工作，並且來自英國東印度公司的薪水使他們在接下來的五十年裏成功保持在一個舒適的水平。
19世紀初，隨著英國東印度公司在印度多年征服戰爭的結束，印度從18世紀的無政府狀態進入到某種程度的社會平靜狀態。英國東印度公司在印度事實上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統治區域的擴大及征討帶來的巨額債務等等，所有這些情況，都使得英國東印度公司不得不重新安排其倫敦的工作人員，以處理新形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