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個偉大變革的時代，密爾父子接管負責起草關於印度教育的函件。之所以說這是一個偉大的時代，是因為當時的印度成了一個試驗場。傳教士、牧師、軍人、官員和印度人都卷入印度教育的洪流中來。教學媒介、課程設置、教學方法的實驗被進行；教科書被編寫並開始了女童教育。到1823年時，傳教士和英國東印度公司官員都開始相信：在這個民族（印度）的條件得到改善之前，印度人民的心靈首先通過西方知識得到啟發。他們轉向高等教育而不是基礎教育，作為最便宜、最有效的辦法。然而，大多數傳教士和官員認為，印度人起初不會輕易接受西方文化知識，或者是因為他們認為西方知識學問沒用，或者因為擔心西方文化威脅到他們的宗教信仰。因此，他們認為西方文化必須借用印度語言作為幌子，而印度的古典方言（梵語）是最適當的，盡可能把西方文化“嫁接”到印度的科學和文學之上。
密爾印度教育的思想體現在他起草的一些發往印度的教育函件中，尤其是1836年，為了反駁麥考利的《印度教育備忘錄》和總督本廷克的《印度教育決議案》，密爾起草了一份印度教育函件，題為《鄉土教育的新變化》，全麵闡述了密爾本人的印度教育思想。密爾起草的這個函件得到英國東印度公司董事會主席的批準，1836年10月提交東印度公司管理局（Board of Control）。不幸的是被管理局主席霍布豪斯（Hobhouse）所否決。其實，在此之前，密爾也起草過一些有關英屬印度教育的函件，但那時因為身處父親詹姆斯·密爾的監督管理之下，函件內容多為照本宣科重複父親老密爾的思想而已。密爾的早期英屬印度教育函件更多反映了功利主義者專注於“有用的”西方知識，反對“無用的”東方知識。但是到了1835年，情況發生了變化。父親老密爾正在經受肺結核病痛的折磨，已經離開了東印度公司總部——印度大廈，密爾可以有更多表達自己觀點的自由空間。
在論述密爾的印度教育觀之前，讓我們先來簡要回顧一下詹姆斯·密爾（老密爾）關於印度教育的思想觀點。
老密爾在其《英屬印度史》早就給出了功利主義者對印度古老文化傳統的偏執觀點：停滯（static）、退化（degraded）和沒有進取心的（unenterprising）；印度是沒有希望了，除非灌輸（infusion）西方先進的思想觀念和科學文化知識。
因此，在1824年，老密爾起草的一份印度教育函件中，他認為，為了複興印度學識而在印度雇傭教師或傳授西方科學是一件比浪費時間更糟糕的事，他的這些極端偏見的觀點基本與其在《英屬印度史》中表達的觀點一致。在這個函件中，他強烈反對在印度建立的梵語和阿拉伯語教育機構，因為這些機構隻是單純傳授印度教的和伊斯蘭教的文學。應當說，老密爾實際上是在反對新梵文學院的形成。盡管他詆毀印度古老的文化知識，但在這個函件中他還是承認印度的語言媒介（梵語）和穆斯林語言媒介（阿拉伯語），有可能成為向印度人民傳播“有用”西方文化知識的有效方法。至於那些早已成立的學院，他認為可以繼續辦下去，但是他特別提醒說，任何教育的改革速度都不要過於疾風驟雨，必須要考慮到印度人自身的感受。應當說，這個警告還是非常中肯有見地的。
應當說，老密爾解決印度問題的方案是機械論式的觀點：建立健全稅收和司法製度，由此產生安全與繁榮，從而在廣大印度人民的習慣和情感中導致一場革命。這種機械論的觀點，表明他還沒有考慮到印度的社會結構和語言習俗。盡管蔑視印度文明取得的進步，然而，並不是所有人都同意他的觀點。對於那些在印度宗教和文明中有很多被發現不一致的東西、對於那些研究印度宗教和文明的學者來說，印度文化中存在大量令人佩服的東西。傳教士威廉·沃德（William Ward）曾這樣寫道：“任何有理性的人都將會承認古代印度悠久曆史文化享有的盛譽。在印度文化中幾乎都能發現每一個科學的蹤跡，對印度哲學法律書籍研究得越多，研究者就會愈加佩服這些名著的作者，這些印度最有學問的和思想深刻的著作，相比任何同一時期其他國家蓬勃發展的著作來說，所有人的結論都將是支持印度文化。”
公共教育委員會對老密爾1824年的教育函件反應強烈，委員會指出：新的梵文學院已經被兩個學院所取代，最初目標是公然地保護和鼓勵印度學識；印度有學問的階級和沒學問的階層，通常都不尊重歐洲的文學和科學。對於英語教學的需求，大多來自那些急於尋找就業機會的印度人，而這些印度人並非出於對西方知識的渴望。公共教育委員會警告說，任何西方知識優越感的想法或實踐，都將會疏遠印度精通文學的階級，這些階層通常被作為確保更廣泛的印度人民狀況改良的最好手段。公共教育委員會對老密爾鄙視東方科學價值的觀點表示質疑。委員會認為，有必要用印度自己的體係以及我們的製度證明印度人民的合格。最後，公共教育委員會指出，印度人有權學習他們自己的曆史文化知識。
下麵來分析討論密爾的印度教育思想。
密爾本人最早的印度教育函件寫於1825年，當時他隻有十九歲，這份教育函件是發往印度孟買的。在這個教育函件中，密爾似乎遵循了他父親老密爾的觀點，即熱切希望看到英語學校的成立和藐視印度的文學作品。密爾也似乎支持把基礎教育作為印度殖民政府支持的重點，因為這是功利主義者一貫的觀點。
在1827年密爾起草的另一份致印度的教育函件中，隱約有“東方學派”的特點，這似乎公然違背老密爾1824年教育函件的精神。這份教育公函的起草背景是，當時密爾是為了回應一封來自哈靈頓（Harington）和公共教育委員會貝利（Bayly）的信件，信中哈靈頓和貝利認為，應給予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學習以應有的財政資助份額，歐洲的科學文化知識應逐步被引進到印度，但是東方印度自己的本地語言應該首先被教授。
此後幾年間，密爾又起草了幾個教育函件，支持把功利原則作為指導西方思想在印度傳播的評價標準。這時期的密爾認為，英國東印度公司尊重印度當地教育的政策是明確的。1830年，密爾起草了關於印度馬德拉斯當地教育的函件，內容大致是呼籲印度殖民政府重視英國政府對培養印度當地人實體的關注。如果這些印度人被證明是合格的，通過他們的習慣和要求，可以在印度殖民政府中擁有較高職位。有必要說明一下，為了避免英國東印度公司在印度工作的職員的不法行為，通常在他們被派往印度工作之前，在英國國內都要簽署一個契約，保證廉潔自律、奉公守法，不接受賄賂以及不會為了自身利益從事經商活動。不過，這個製度隻針對在印度工作的英國人或其他歐洲人。從事較低職位的印度當地人，不用遵守這項公約。這倒不是說印度人的誠信度比英國人或歐洲人高，而是因為通常印度人的職位太低，以權謀私的可能性不大。相反，密爾一直認為印度人不能勝任更高職位的原因之一，就是他對印度人的誠信度表示懷疑。密爾認為，為了印度的繁榮，高級職位向印度當地人開放是對的，但必須證明他們的能力，尤其是待聘印度人的信譽足以勝任這些職位。因此，長久以來，在孟加拉和阿格拉省，印度當地人大多被任命為副收稅員。
此外，密爾還同意在印度阿格拉（Agra）的新大學中，公共事務的語言應優先考慮印地語和波斯語；然後教授印度教和伊斯蘭教文學，英語也應當被傳授，但密爾認為，目前必須要考慮的是：什麼是當地文學中“最有用的”？盡可能把它從那些無用的東西中解放出來。密爾的這種觀點明顯不同於上述他父親1824年的教育函件。在那個函件中，老密爾警告說，任何涉及印度教育變革的措施，應充分考慮到現存的印度人的情感，因而必須循序漸進地推行。密爾支持印度殖民政府對教育工作者發放津貼的做法，因為很多潛在的學者是如此貧困，以至於他們不能沒有一些最低生活保障。因為印度殖民政府的教育撥款有限，密爾希望這部分津貼可以被逐步取消。鑒於印度殖民政府潛在的公職人員將來自這些階級，因此，孟加拉政府被要求支持印度的上層社會和中產階級的高等教育，而不是向印度所有階級提供基礎教育。這一觀點明顯不同於密爾早期的觀點。當然，這是以往任何時候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宗旨。這個教育函件是如此不同於老密爾表達的觀點，以至於人們想知道它背後的影響。密爾是不是受到了辦公室其他同事觀點的影響？還是被“東方學派”的論據說服了？浸禮會（Baptist）教育家約書亞·馬什曼（Joshua Marshman）起到了什麼作用？因為1827年馬什曼拜訪了密爾家族，並且他們之間有一個關於印度教育和宗教問題的長談。而浸禮會對印度教育的觀點是：集中精力關注印度高等教育和把歐洲文化“嫁接”（engraft）到傳統的印度知識學問中去，通過印度精英階層將他們的知識過濾（filter）向下傳播給印度廣大的普通民眾。
1828年密爾晉升為英國東印度公司助理檢查官，他對教育的觀點在這個時候也發生了改變。密爾對英屬印度教育的新立場是，認為基礎教育在印度是次要的。密爾認為，閱讀、寫作和算術的入門知識已經通過印度當地學校普遍地傳播給更多的印度人了。東印度公司的董事不斷督促其官員收縮印度基礎教育財政補貼。密爾支持為教師設立一個轄區學校的計劃。1830年，密爾嚴厲批評印度馬德拉斯政府未能提供更多高等知識的課程。密爾重申，他認為提高人民道德和智力狀況，最有效的方式是通過印度上流社會（有閑階級）的教育，自然而然地影響他們印度同胞的心靈。通過在這些階級中間提高教學水平標準，密爾認為，在社會想法和感情中，最終會產生更大和更有益的變化，比可以希望通過直接作用於印度人口龐大的階層產生的要多。密爾得出這個結論的理由是：殖民地印度現有基礎教育未能傳播“有用知識”，或提供適當公職人員。另一個重要的考慮是向印度普通百姓提高基礎教育經濟成本代價昂貴，因為印度人口基數太大，東印度公司印度殖民政府根本沒有那麼多財政撥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