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7年印度民族大起義後，東印度公司在印度的統治走到了盡頭。為了給英國公眾輿論和印度雙方一個“合理”的交代，英國政府急需把東印度公司當作替罪羊。密爾作為東印度公司高級行政官員和當時最有社會影響的思想家之一，被東印度公司理事會一致推舉為起草《請願書》的代表。密爾不負重托，親自起草了提交英國議會兩院的東印度公司《請願書》，以及在社會上廣泛散發的小冊子。這些作為東印度公司殖民統治辯護的請願文件，給我們提供了研究東印度公司當時處境的寶貴史料。不可否認，《請願書》中有些內容確為事實，但更多的則是美化東印度公司在印度施行殖民統治的不實之詞。盡管密爾為東印度公司奔走呼籲，反對英國政府直接統治印度，但是他那詞藻古典、文筆優美的《請願書》顯然未能打動英國政府的“鐵石心腸”，最終東印度公司被解散。密爾謝絕新成立的印度機構提供給他的美差，領取巨額養老金後歸隱山林。自此以後，他就很少再關心印度的事務了。密爾作為一個思路敏捷、觀察敏銳的哲學家，為了東印度公司的利益，不惜混淆黑白為公司在印度的殖民統治辯護，某種程度上有損他“理性主義聖人”的美譽，不過，從另一個側麵也反映出他本人對東印度公司的感情或者說某種程度的忠誠。其實，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密爾並不了解，東印度公司在19世紀後期隻是英國政治家眼中一個多汁的酸梅而已，換句話說，東印度公司隻是英國政客們爭權奪利的工具而已，或許這正是文人與政客之間的根本區別吧！
密爾對印度主要關注的問題是教育與道德進步、經濟發展與殖民地政府，這也是密爾哲學體係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像密爾這樣的哲學家對印度敏銳和有洞察力的反應，在許多領域對英國公眾的印度態度產生了相當深遠的影響。密爾作為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著名思想家，他的印度觀綜合了埃德蒙·伯克保守主義思想和父親老密爾（詹姆斯·密爾）激進主義哲學這兩種思想傳統中好的東西，他的印度觀也成為進步時代對印度最重要的解釋。
總之，代議製政府不適合非理性的印度、大英帝國的存在是為了引領像印度這樣野蠻的國家走向文明的更高狀態、在印度推行英（西）式教育必須遵循漸進穩妥的方針政策、支持東印度公司雙重政府體係在印度的殖民統治，所有這些觀點都構成了19世紀自由主義時代一個著名哲學家的印度觀。密爾作為那個偉大時代的一分子，他的印度思想折射出當時整個英國社會，自工業革命後急速膨脹起來的對自身所處社會政治自由、國力強大、文化優越的自豪感，以及由此而來的“天定命運”傳播西方文明於世界各個角落的使命感。歸根結底，人是社會存在的產物，密爾所處的時代造就了他的印度觀，反過來，密爾的印度觀又影響了那個時代的英國人對於印度乃至東方世界的態度，畢竟密爾是一個有著廣泛社會影響力的公眾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