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密爾是19世紀英國著名的哲學家、邏輯學家、經濟學家。在大英帝國的廣闊背景下，把印度作為一個切入點來研究它在密爾思想體係中的地位與作用，筆者認為這將有助於我們更好地理解密爾博大精深的哲學思想體係。
眾所周知，老密爾（詹姆斯·密爾）《英屬印度史》一書的出版引起了轟動，使得他順利地在英國東印度公司謀得一份薪水豐厚的職位。自此密爾家族父子兩代共四人就與遙遠的印度次大陸緊密地聯係在了一起。老密爾的印度觀，借鑒了功利主義思想家傑裏米·邊沁、古典政治經濟學家大衛·李嘉圖的思想，作為一個著名的曆史學家和散文家，老密爾表達了把印度改造成為一個西方化國家的自由哲學理念。停滯、落後、野蠻，這就是老密爾對印度全部的理解，他的這些偏激觀點遺產成為約翰·密爾對印度的第一印象的來源。
作為自由主義思想家，密爾矢誌不渝地為維護人類的自由而呐喊，但密爾在《論自由》中明確指出，盡管自由作為普世的價值而存在，但自由的實現與獲得卻是有條件的。推而廣之，一個民族的自由同樣也是有條件的。於是，我們發現，密爾使用了“文明”“野蠻”這樣一些概念來建構民族實現自由的條件。密爾認為，有理性的個人和民族是文明的，反之則是不文明和野蠻的。在對付野蠻人的時候，專製政府是一個合法的形式。一個還不具有理性的，或者說一個野蠻的民族是不能夠享有自由的，對野蠻人或野蠻民族來說，專製統治就是最好的政府形式，或者說要靠一個具有理性的民族來監護或者監督，密爾認為這是正當的，也是必要的。接著，密爾把這些理論運用到英帝國最大的殖民地——印度，體現為他的印度文明觀。也就是說，密爾認為英國是自由的國家，也是文明的國家；而印度這樣的國家則是不文明、不自由的。在密爾眼中，印度是一個專製的、野蠻國家。在這一觀點的指引下，英國對印度的殖民統治也就不再是一種外來的幹涉與控製，而是引領和教化印度走向文明與自由。因此，大英帝國對印度的殖民統治在目的論上明顯是必要的和有益的。可以說，印度為密爾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展示他折衷與調和能力的舞台，帝國與自由、文明與野蠻這些看似相悖的東西，在密爾論述英屬印度時，都被很好地糅合在了一起。
19世紀二三十年代，在殖民地印度采取哪種方式引入英式教育的問題上，產生了“東方學派”和“英語學派”的大討論，密爾在兩派爭論激烈的時候加入到論戰中。為了回應麥考利的《印度教育備忘錄》和總督本廷克勳爵的《印度教育決議案》，密爾起草了著名的1836年印度教育函件。在這份函件中，密爾很好地表達了他對印度教育的理解。密爾從維護東印度公司在印度殖民統治的長治久安出發，支持東印度公司曾經長期堅持的一貫“不幹涉”印度教育的方針，主張在殖民地印度推行任何改革都要循序漸進，以免誘發印度社會動蕩。在印度實行英（西）式教育是必要的，但要注意操作方法，另外，在印度教育中必須教授“有用的”西方科學文化知識。必須要指出的是，盡管密爾在這份教育函件中采取了支持“東方學派”的立場，但是，密爾本人不屬於“東方學派”與“英語學派”這兩派中的任何一派。密爾隻不過是秉承功利主義者一貫的“功利或有用性”的標準來表達自己對印度教育的看法而已。此外，“東方學派”和“英語學派”這兩派的爭論其實一致性多於分歧性，它們之間沒有任何根本性的利害衝突，隻是在如何實現傳播西方文化（尤其是英國文化）的手段上認識不同。在印度推廣和傳播西方文化知識與維護大英帝國印度殖民利益這一偉大目標下，密爾與兩派的立場則是完全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