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書最早的文字是從足球寫起的，最早集中寫足球是在1994年世界杯期間，給浙江青年報寫專欄，那時的編輯是張建明、戴旭初、郭雨、柯熙和夏雨清等，寫手主要有朱曉東、吳曉燕、朱友誼和我。朱曉東當時在滿州裏做生意，吳曉燕在家待業，確切地說是為了寫專欄而辭了職，朱友誼好像是一個鎮的黨委副書記，我不是太熟。我則在今日青年雜誌社工作，還算是吃媒體飯的。
如果以今天或者說今天辦體育報刊的水平來比，我可能更懷念1994年的那樣一種氣氛和風格，用一位朋友的話說：那時大家不僅懂得瞎搞，而且還善於瞎搞。當然這個瞎搞是褒意的。這個大家就是指編輯和作者。
沒有人跟我說應該怎麼寫，沒有人來刪我的句子，包括在今天看來還很過份的句子，我也不用擔心不會發。往往是早上七點交了稿子，吃頓早飯再看半場球，九點來鍾就看到報紙了。這種時候，即使你自己是泡爛屎，也覺得有戰地黃花分外香的感覺；那些天累得“十男九痔”但還是快樂無比。
那樣一種無拘無束的寫作，後來一直是我有意無意在倡導的，套用崔健的歌詞，即“讓我在紙上撒點野”。隻是文字無論如何也表現不出足球比賽的那種刺激性和偶然性，後來人們又把中國足球給攪和進去了，所以成了一種文化現象。而且還是一種很獨特的現象——罵中國足球是無罪的，再繼而，罵中國足協是無罪的，這個罵當然是指批評。——而這個話題的背景大家無疑是知道的。《文友》雜誌開了個“玩笑”，說是要解散中國作協，結果停刊整頓。
讓我在紙上撒點野，還造成這樣一種現象，即後來我寫的“足球不興作家興”。不少作家、文學青年或稱“憤青”的，跑到足球圈來軋熱鬧。這一軋不要緊，倒很是繁榮了紙上的中國足球，大家都說，大家都罵，足球成了全民的出氣筒，成了社會的一杆晴雨表。特別是俱樂部聯賽開始之後，中國足球的怪現象起來越多，媒體也看到這個熱點，於是就不惜版麵，特別是在洲際大賽期間。1998年6月世界杯期間，杭州日報在下午版還專門開出“三劍客”專欄，雖然隻出了四五期，影響卻比浙江青年報要大，這不不僅因為它的發行量大，更是因為社會上的真假球迷越來越多，特別是世界大賽期間。當時的“三劍客”是朱曉東、雨門和我，編輯是朱建。再後來，甚至在我供職的《都市快報》創刊之時，在專刊上設立了“全攻全守”的版麵，也完全是那種“讓我在紙上撒點野”的風格，一時也吸引了不少球迷朋友。
不過我很清醒，在我們這塊土地上，照我們這些人的能力，足球文字到底能走多遠呢？世界杯四年一次，歐錦賽也四年一次，交叉起來也才兩年一次，我們的熱情到底能維持多久，我們的遊戲到底能玩到何年何月，你在場外看足球到底能看出個什麼來，你的文化到底能“文”到什麼時候？而且我個人認為，足球文字是一種速朽的東西，它不可能像詩歌音樂那樣帶有一種相對長久的情愫。
所以在後來，我比較側重寫一些跟足球跟體育相關的詞條，寫一些爛熟於胸的標題式文字，比如說“友誼第一，比賽第二”比如“人生能有幾回搏”等，這些話都不知道說了幾十年了，而且還有說下去的趨勢。我的想法是，我們的很多觀念不少行為方式其實都受這些話的影響，其中有積極的也有消極的。我把這些話拿出來說一說，可以跟賽事跟勝負保持一段必要的距離，這種必要的距離實際上也是一種必要的清醒。
這種清醒表現為，當在你紙上撒野的時候，你應該看到，體育不僅僅是一種體育，它已經成為亞文化現象之一種，成為一種全民的狂歡和娛樂。而曾經在體育圈和報告文學領域裏引起反響的《傾斜的足球場》《5·19長鏡頭》《兵敗漢城》和《馬家軍調查》等，它所帶來的震動，不僅僅是有關穩定、有關體製，甚至還有所謂的國民性問題等。當我意識到這一點而又無力去做時，我隻能退後一步，說一些比較有趣但也不乏鋒芒的話——但願如此。我知道，我們喜歡體育是因為它既能強健身體又能強健精神，如果精神這一塊沒有了，包括遊戲的精神，那麼讓我們這些做文字的人，即使去參加殘奧會（特殊人奧運會），估計也拿不到什麼牌子的。當然我們在紙上寫這些東西，開始無非也是為了快樂，後來才有為朋友的情義，於是也有了痛苦的感覺，有時我想，為什麼我非得半夜三更起來看球呢，看球真帶給我什麼歡樂嗎——每每我這樣自問時，我就陷入一種真正的痛苦之中，而且說實在的，足球文字還真不是文章老來辣，所以我越寫越怕，以後怕是要少寫一點了。
從我做媒體的角度看，我所寫的這些詞條恰恰又是媒體的禁忌語，流行有流有的道理，禁忌也有禁忌的道理，而且這種禁忌根本就沒有終止的可能，因為新的流行在不斷產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