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一：一百年的個關鍵詞
少年中國說
當我們用世紀回眸的目光來看，這是本世紀第一年1900年，由仁人誌士發出的第一聲強音。時年梁啟超27歲，百日維新已失敗，國家病入膏肓，岌岌可危。而梁發出的聲音，在我少年時代的教室裏又朗朗響起，（在80年代初，法家著作已被刪出中學語文課本），54張口齊聲朗誦《少年中國說》，這是何等的景觀啊。我們對祖國的感情，其實很多來自於語言文字的感染，那種有限的文言，有韻的節奏，一瀉千裏、汪洋恣肆的行文，仿佛讓我們感受到了前途似海、來日方長的自己正與少年中國一般紅日初升。在梁寫作《少年中國說》的若幹年後，一批仁人誌士成立了“少年中國社”，但後來所走的路也大相徑庭。到了70年代的台灣，又有一個叫楊弦的校園民謠的始作俑者，唱出了“少年中國”的歌聲：“我們隔著迢遙的山河/去尋找祖國的土地/你用你遊子的足跡/我用我遊子的哀愁”。或許，新的少年們正在裝有風扇和空調的教室裏齊聲朗誦這少年中國說，他們也在《還珠格格》的背景音樂下好好學習天天向上，那麼他們的切膚之痛會是什麼呢？現在一個世紀即將作告別演出，我們還背著老大帝國的惡名嗎？保守和進取，因循和革新，還是這個時代的關鍵詞語嗎？
陶鑄國魂
魯迅先生逝世後，他的遺體（靈柩）上覆蓋著一麵旗幟，上麵就寫著“民族魂”三字，這是當之無愧的。隻要一想起他的如刺蝟般樹起的頭發，想起他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的麵容和精神，我們就肅然起敬。但是殊不知，民族魂國魂之類，最早見諸於文字的，是蔡鍔蔡將軍。蔡將軍在一篇名為《軍國民篇》的文章中如此說道：“欲建造軍國民，必先陶鑄國魂。國魂者，國家建立之大綱，國民自尊自立之種子。……有自國民之流血得之者焉，有自偉人之血淚得之者焉”。
在我們欣賞過《知音》《逃之戀》等影視劇、談論過張瑜、劉曉慶等的軼聞趣事之後，再來看看蔡鍔的文字，那是一種何等的力量。因為在一般人的眼裏，蔡鍔的護國戰爭是可以一筆帶過的，人們更津津樂道的是他與小鳳仙的纏纏綿綿。當然一個大人物的私生活完全可以是豐富多彩的，特別是在這個圖像化的時代裏，妓女妓院的老照片更成了一種移情的東西。但是請注意，一個人在曆史上有否價值，應看他在陶鑄國魂上有否超越前人的地方。像蔡鍔及有關蔡鍔的題材，肯定將帶到下個世紀，我想那肯定不是因為他嫖過妓，而是他為民族的進步有過貢獻。
鳳凰涅槃
（天方古國有神鳥名“菲尼克司”，滿五百歲後，集香木自焚，再從死灰中更生，鮮美異常，不再死。）
鳳凰和鴛鴦是不同的，後者能在湖上或畫上看到，而前者隻能往雞、金雞等方麵想，民間有雞窩裏飛出金鳳凰之說；鳳凰跟孔雀也不一樣，孔雀開屏在動物園也能看到，舞台上又有楊麗萍的維妙維肖，那種美感自然是不言而喻的，而鳳凰在火中的升騰，卻更多是神話的成分。郭老在青年時代的名作，是大學中文係的必修課，在一片搖頭晃腦即即足足聲中，我們也許並不一定能理解其詩意，但卻感到了一種熏陶。其詩的精要當然是“不死”二字。因涅的本義即是一種超脫生死的境界，後來就用此詞來比喻為新生的共和國新生的人等等。國外也還有涅槃樂隊，其主唱柯特最後自殺，也算完成了一種涅槃。郭老在80年前就用“我們光明呀（另有形容詞若幹：新鮮、華美、生動、自由、悠久、歡唱）來形容鳳凰和鳴的情境，可見其浪漫主義詩風在當初是多麼疾風暴雨啊。
.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
這一句類似繞口令的話，在今天看來實在是很輕鬆的。關於頭發的故事，我們是很可以往時尚方麵引導的。而且就辮子或西瓜帽，它也不一定構成封建的概念，何況關於辛亥革命，一些偉人早就蓋棺論定了，這不是我們能多說什麼的，哪怕是在這個世紀末。普通人的興趣總是集中在帝王將相才子佳人身上，戲說也好正傳也罷，殺頭也都是為點綴愛情戲的。前些年末代皇帝紅過一陣，此題材能問鼎奧斯卡，陳衝和尊龍能躋身國際影壇，靠的就是那種在西方人眼裏的中國味道。而在這背後的刀光劍影腦袋落地都被淡忘了，華小栓們在吃著人血饅頭，九斤老太感歎一代不如一代，這種後遺症恐怕我們身上也有。好在今天的革命已經通過另一種方式表現出來了，比如把頭發染紅，在不見太陽的都市裏燃燒一把。
華人與狗不得入內
雖然不斷有人做翻案文章，說上海的租界中並未此牌，但這並不能減輕這一事實上的“習慣”用語對中國人的傷害。當我們摘掉了“東亞病夫”的帽子之後，我們也早就把“不得入內”埋進了墳墓。但問題是敵人的亡我之心不死，做“世界警察”之心不死，因此一不小心我們也都成了“和平演變”的對象。而在一些外資企業中披露出來的讓中國人“下跪”事件，仍是一個有關民族自尊的問題。當然從今天的角度來理解，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也應該是全方位多層麵的，真正的強大應該是經濟的強大，當年老人家說要被開除出（地）球籍是一個最形象的說法。這又反證一個道理－－落後就要挨打。但是我們不怕，我們兩手抓兩手都要硬，郭蘭英那個老歌唱得好：朋友來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來了迎接它的是獵槍。而對今天的一些女孩子來說，則是“華人與狗不嫁”……
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
小時候學狗爬，對中流擊水浪遏飛舟等都能理解；出門之前也照照鏡子，因此對書生意氣風華正茂也挺向往，唯獨這一句不懂包括什麼叫“沁園春”。水中可以有沉浮，大地怎麼會有沉浮呢？後來唐山大地震，後來三位偉人謝世，再後來看了電影《大浪淘沙》，看到同道者中有叛徒出現，才有點似懂非懂。此話如果換一句話理解，就是“中國向何處去？”這是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仁人誌士都在身體力行的大問題。而我輩當屬長在紅旗下、泡在蜜罐裏的花朵，會考慮這樣沉重的問題嗎，這樣一比較差距就出來了。再後來學“沁園春”就不難了，因為懂得了凡文章總要往主題上奔，反正曆史唯物主義的觀點。
就是“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石油工人一聲吼，地球也要抖三抖
後兩句是“石油工人幹勁大，天大困難也不怕”。應該承認，民歌運動所帶來的一種浪漫主義精神，在中國當代史上還是有一種鼓勵和鞭策作用的。具體以大慶石油工人王進喜的名句為例，那完全是兩個主義（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結合的結果，那種誇張和想象，雖不能跟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掛起鉤來，但卻是跟“我就是龍王，喝令三山五嶽，我來了”相呼應的。而它對現實的呼應則為更強烈，因為以王進喜為代表的一代石油工人為中國摘掉了貧油的帽子，而以後的兩彈試險爆炸成功，更是讓中國的綜合國力上了一個代價，這就不是誇張和想象的結果。當然作為鐵人的有些詩，還是帶著明顯的時代特征，如“英雄首都地拉那/遍地盛開革命花/一盞明燈照歐洲/腳踩帝修建國家”。而到了九十年代，最具想象力和震撼力的話語就是“該出手時就出手，風風火火闖九州”，還是借古人梁山好漢唱出來的。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
蘇東坡的“人生苦短，何不秉燭夜遊”雖有享樂主義的成分，卻仍是含有一定的人生哲理（難道人生來不是為了享樂嗎，即使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其樂無窮，那最後還不是為了圖一個樂字嗎）。但是當雷鋒叔叔在他的日記裏發出“人的生命是有限的，為人民服務是無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無限的為人民服務中去”的聲音時，蘇和雷的高下就顯出來了（當然我沒有研究過蘇東坡，僅有的了解隻是看了一點林語堂寫的傳記，知道蘇不可一日無竹，紅燒肉卻做得很好）。應該說雷鋒精神是整個60年代的主旋律，那種做一顆人民的螺絲釘、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我們自小就耳熟能詳，並且也努力實踐。後來一位老人說雷鋒叔叔不見了，可見當時社會風氣之一斑，但每年的三月五日，全社會仍是大力弘揚雷鋒精神，可見它已經成了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之一。80年代是個解密的時期，我們從報上看到，雷鋒叔叔還是個名牌愛好者，他的皮鞋。鋼筆和長褲，在當時都算是名牌，這就把一個可親可愛的雷鋒叔叔還給我們了。畢竟“人的生命是有限的……”
婦女能頂半邊天
不一定從大寨鐵姑娘的層麵來理解，雖然這也是切入話題的一種方法。婦女解放是隨著時代的進步而進步的，在我們國家跟波伏瓦跟蘇珊塔無關，跟女權主義無關。才旦卓瑪唱過翻身農奴把歌唱，王XX唱過砍頭隻當風吹帽，郭蘭英繡金匾唱到三繡周總理時眼淚就唰地下來了，評彈《蝶戀花》我失驕楊君失柳、楊柳輕直上重霄九，咬字鏗鏘有力又柔情萬種……（背景：1996年，世界婦女大會在中國北京召開）。女部長、女XX家、女院士等的頭銜都足以說明問題，而中國體育界的陰盛陽衰已成為一種既成事實，女排女足相隔18年（俗話說18的姑娘一朵花）又都上升到一種精神的層麵，成為姐妹們包括大老爺們的學習榜樣。在民間“巾幗不讓須眉”已家喻戶曉，花木蘭更是有了進口的版本，楊家將的故事在戲曲舞台上始終有它的位置。而一旦進入娛樂界，那群芳吐豔百花齊放當然是另一番景致了。“做女人挺好”已成了最成功的廣告詞之一。在這個時候，我們重溫一下52年前中國婦女解放的先驅者和領導者蔡暢的一番話將很有啟發：一個女人能幹什麼……如果努力幹，就是從些小的具體工作到管理國家大事都能夠幹；如果不幹，就又會變成新社會的寄生蟲。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
這句話如果從湖南農民運動的背景來看，無疑是十分正確的。因為對付胡漢三之類，你除了舉起砍刀擲出梭標就別無他法。但此話放到那場史無前例的“文革”中謬誤就大了。熟知語錄的人知道，這話在一串排比的否定之後，馬上就推導出－－革命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力行動。於是這話就成了一種暴力行動的經典理論之一。又是三十年過去，我們對革命的理解和對請客吃飯的理解都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或者說吃飯已經成了革命的一個組成部分，而且還是一門大學問。人是鐵飯是鋼，打鐵先要身子硬，吃吃喝喝幾乎可以排斥在腐敗之外忽略不計了。因此我們再來看這句60年代中期的流行語，就會感到有一點點噴飯。當然我們還是要問，在解決了吃飯問題之後，我們又該如何革命呢？這大概是新世紀的課題之一了。
廣闊天地，大有作為
作為史無前例的一個部分，任何親曆者都無權給一場運動下定義，修史的人如果以司馬遷為榜樣，可能還會給後人留下點什麼。後人如果僅僅從最早的《理想之歌》《征途》《分水嶺》到後來的《今夜有暴風雪》《遙遠的清平灣》等來“親曆”那場運動，那就會得出不同的結論。從今天來看，讀書人怎麼解決好“入世”的問題，（怎樣成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仍不是一句話就能輕易解決的，因為在廣闊天地之中，發展畢竟是不平衡的，希望工程、燭光工程到最後還是要落實到人地去做，窮山溝的孩子最終要有人去教啊。從這個意義上說，廣闊天地大有作為仍是一句真理。如果你再從建設、環保、生態等視角來考慮，這天地自然不同於30年前的彼天地，可惜真理一旦不塗金，就沒人相信了。那麼我們也要問一句：星星還是那顆星星嗎？以前還有一句話是用來防止蘇聯修正主義的，叫“衛星上天紅旗落地”，現在他們紅旗落地衛星也落地了。
人生的路啊，怎麼越走越窄
1979年是一反思年，不要說國家大政，就是普通人肩膀上所夾著的腦袋也越來越沉重了。這一年的《中國青年》雜誌上發表了一篇潘曉的文章，題目就叫《人生的路啊，怎麼越走越窄》，由此引發了一場人生觀價值觀的爭論，這頗合當時的氣候。當時筆者尚在學校就讀，一個很強烈的感覺是，看那麼多爭論的文章都不及潘文來得有衝擊力（這也是以前看許多“毒草”的感覺）。十年之後，看美國詩人弗洛斯特的《另一條路》，才知道人生無所謂越走越窄還是越走越寬，重要的是還有另一條路沒走，這沒走的一條，當然不是指自殺什麼的，也並非出國留學打工，照詩歌的意思也可以是形而下的。再十年，“潘曉”終於露臉，原來也是借鑒了魯迅寫小說的方法，是兩個人拚起來的，“潘”幹得不錯，而“曉”則一直平平淡淡，這大概就是人生的本義：理想和現實永遠有著可望不可即的距離。
隻生一個好
民間有很多對這一話語的形象詮釋，如在內蒙錫盟就看到過“女兒也是傳家人”等諸如此類的話，至於“一胎最好，二胎結紮，嚴禁三胎”等是比比皆是，在浙東山區，一條10個字的標語已把整部《婚姻法》講解得一清二楚－－結婚要登記，生育要審批。而飯桌上的一半笑話段子也跟計生有關，因為這涉及到性、涉及到避孕知識和物品，話語中也多半是諷刺落後觀念，所以其市場就特別大。當然從政府一級的宣傳口號是“計劃生育是公民應盡的權利和義務”。據說鄉鎮一級政府最難做的工作就是管“人家床上的事”，以前是貧窮要養後防老，現在是一部分人富起來了又要多子多福。這幾年民間也多有傳聞，說XX年之後可以生兩胎了，這顯然與政策不符的。而至於在城市中出現的“丁克現象”，不知道是不是為人類做出了他們的貢獻了。你隻要一想到人類，就會感到特別累，比養孩子還累。
一顆紅心，兩種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