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不好分類的無家可歸的，都叫社會。社會是萬花筒，無所不包。
其實還是可以細分為三類，一類是講學校和教育的，一類是講人際關係的，還有一類是時令性的，如“常德劫案”等。當然也有些難以劃分的，隻是常看到這個詞，就覺得眼熟。或許就編輯的職業眼光來說，此類詞條是最不好對付的，因為它有一點點刺，就這樣突兀地長著，刺眼又不好收拾。寫的時候沒有考慮太多，編書的時候就有點麻煩，如果把這部分去掉，又覺得可惜。
如果要說感受最深的，那還是寫教育這組詞條的時候。如果加上讀書和教書，我在學校裏總共呆了24年。這其中的好與不好，我相信我是有體會和經驗的。如果要說一些問題，那才是根子上的問題，但又不是一下子能解決的。教育的不獨立性，決定了教育成為行政這部機器當中的一個部分，它勢必造成這樣一種現象，機器壞了，零部件還是好的；或者相反，零部件壞了，但機器暫時還能運轉。所以說它既是遊離的又是緊密配合的，即所謂若即若離。
對教育最直觀的感受有三點，一是中國沒有教育家，二是靈魂工程師的帽子太沉重了，三是我們中小學教材太次了。
中國有很多歌唱家，歌唱家兼明星的更不用說了。我們閉上眼睛能報出一二十個，不閉上眼睛也能報出一二十個。但是教育家呢，當我們說蔡元培這些名字的時候，那都是五十多年前的事了。看看五四前後的史料，包括三十年代的，可能屬於文人的那種酸腐又要露出來了——那是一個多麼偉大的時代啊！且打住，言多必失，從來就沒有一個由教育家說了算的時代，但是，學校內的事教育家說了算還是有過的。當然我們也有很多著名的校長和教授，有所謂社會的良知和天平，但是他們對整個社會，大到發展趨勢小到某人某事，能有什麼說了算的話權話嗎？說穿了沒有權。但是奇怪的是，中國的變革或者就叫革命倒都是從學校裏開始的。
可能跟孔夫子是師祖爺有關，教師被賦予人類靈魂工程師的稱號已有些年頭了。我不知道這是領袖的原話呢還是從蘇聯引進的，沒有考據。從大的說，這沒有什麼不對；但如果咬文嚼字那就危險了。不管人之初是性本善也好性本惡也好，要靠教師去塑造總是有點難的。難在哪裏？難就難在用什麼標準去塑造。如果按照道德倫理，或者叫先進的思想去武裝，那沒什麼不對。但是學生的天性是模仿，模仿你教師吧，那你就得做筋做骨了，因為你也有七情六欲，也有私心雜念一閃現的時候，這讓學生知道了怎麼辦？如果僅僅是知識的灌輸者那就好多了，你多讀點書再化一化，就好了。就像一個工程師設計房子似的，它有科學的比例……我這樣說，並不是說教師不要育人，而是要把自己的位置放正放好，放到牧師和傳教士的位置，而自己又吃不起苦，那就困難了。提倡一種精神和道德理想，無意中卻是抹殺了物質和世俗的幸福。
而關於中小學教材的問題，打一個不恰當的比方，就好像是讓老先生老太太去設計時裝，這個時裝還不是春秋節發布會上穿穿的，而是要讓全體中小學生穿，就像校服似的。
你見過很漂亮的能眼睛一亮的校服嗎？沒有，倒是警服和軍裝還有漂亮的。當然那種真的巴黎時裝發布會上的衣服也有許多是穿不出去的，但是這裏麵就有個合格和標準的問題了。重意義輕實用或者一個極端掩蓋另一個極端，脫離現實也脫離經典。由此帶出很多問題，學校教育與社會嚴重脫節。另一方麵，教育的乏社會化，又把教育放到與工業農業和國防等相提並論的地位，也成了一種產業。由此帶出兩個問題，三十年來沒有變過，一是讀書做官，一是讀書無用。各個不同時期隻是這兩個主題的變奏而已。教育和政治和社會恩恩愛愛的時候，是讀書做官；教育跟政治與社會“性關係不和諧”時，就是讀書無用。
當然，作為寫作者，我知道大可不必動肝火，比較恰當的態度是站在橋上看風景，至於別人怎樣看我以及我是否裝飾了別人的夢，那是另一回事了。另外，關於人際關係和時令性的詞也有不少可說之處，比如為什麼選這些，為什麼如此切入，等等，我想也是風景之一種，肯定不是獨好，但願也不是獨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