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魯迅們的孤獨並不足以讓從事文學的人來苛責這個世界，得出世人沉淪的結論，在一個不斷以現代化和標準化的名義製造以服從為典型性格的社會裏，以批判和質疑為前導的魯迅們自然被束之高閣，魯迅的作品不斷地從中文語文課本裏消失，那個“在我的後園，可以看見牆外有兩株樹，一株是棗樹，還有一株也是棗樹”的語言悖論也不再為學生們津津樂道和遍布疑慮，這應該是時代的宿命。
作者也表達過時空的間隔帶來的這種隔膜，“回頭看那種捧讀魯迅的日子，也許是真正歆羨老人家的鬥爭精神和犀利的文風，而事實是，對於其所表達的複雜情感並不很理解，更不用說去思考其間的意義和價值。
我其實以能夠將魯迅介紹給我認識的外國老師而驕傲。
很難想象一個十歲出頭的小姑娘站在外國人麵前機械地背著’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的英文單詞的樣子。
我不隻一次地企圖在魯迅童年回憶的文字間找尋類似的生活痕跡，以證明我們某種意義上的相似性而結果自然是徒勞。”但我們卻在《記憶是一種抵抗的姿態》裏看到一篇模擬《狂人日記》的作品，在這篇名字為《新狂人日記》的文章裏，作者將“批判世人對於名利的追逐和個人評價標準在大眾氛圍中的趨同”，“批判教育體製下的惡性競爭對於孩子身心發展的消極影響”的主題融入其中，其中的文字表現力還是值得激賞的，“淡淡的月光中滲出一絲絲淒涼，像一個瀕臨死亡的人的眼睛。
那麼黯然神傷，那麼絕望，似乎其中隱約的安詳也在閃爍著。
一朵黑色的雲遊魂似的在月影前忽上忽下地閃。
這時，從樓裏傳出了陣陣的哭聲，弱不禁風。
大概是又有什麼人做了噩夢，大概是又有什麼人即將離開。
我無從知曉。”這段文字在意象搭配上，潛意識的銜接上，還是頗有章法的，顯示出作者敏銳的感受力和理解力。
記得在20世紀90年代在大中學生的群體中，非常流行汪國真的詩，“愛，不要成為囚/ 不要為了你的愜意/ 便取締了別人的自由”（《淡淡的雲彩悠悠地遊》），“我不去想是否能夠成功/ 既然選擇了遠方/ 便隻顧風雨兼程”（《熱愛生命》），這類哲理名句每每出現在日記本、筆記本上，爭相傳抄。
對於青春來說，如旭日東升，一切剛剛開始，充滿好奇和疑問，汪國真這樣的帶有答疑解惑性質的生活哲理詩句自然備受青睞。
台灣作家劉墉的散文也是如此，“我常以’人就這麼一輩子‘這句話告誡自己並勸說朋友。
這七個字，說來容易，聽來簡單，想起來卻很深沉。
它能使我在軟弱時變得勇敢，驕傲時變得謙虛，頹廢時變得積極，痛苦時變得歡愉，對任何事拿得起也放得下，所以我稱它為’當頭棒喝‘、’七字箴言‘。”（《人就這麼一輩子》）如果說，汪國真、劉墉的哲理是一種成人世界對青春世界的局外“指點”，呈現為精英啟蒙姿態的話，那麼《記憶是一種抵抗的姿態》中的哲理寫作則體現為當局者的“現身說法”，也就顯得真實而貼切了。
比如在《沒有離別》中，作者從室友要遠走巴塞羅那開始說起，寫了各種各樣的離別，高中畢業之別，離家之別，情感之別，等等。
然後得出如此的感傷：“假如沒有離別，怎麼珍惜過去，怎麼會在有限的想象空間裏緊握住時間的尾巴，怎麼會在夢境和現實的虛無間痛苦地轉化？假如沒有離別，我不會有眼淚，也不會如此惦記。”再如從馮小剛導演的電影《唐山大地震》之後寫的《微笑，不再悲傷》中，對於人們必須承受那場災難給人帶來的痛苦來說，“隻有承受才能在廢墟中求得一點勇氣存活。
隻有承受才能在渺小和偉大之間尋找到一時的平衡。
也隻有承受，才能讓經受了這些災難的人們在閉上眼睛的時候不再恐懼，
再踏上征程的時候不再顫抖”。
盡管淺顯，但作者顯然已經突逸出同齡人的思想園地，綻開出另一枝深邃之花。
讀書使人明智。
不斷的思索引發智慧的人生。
張暢的閱讀是廣泛而深入的。
比如她從“道德判斷與選擇”的角度來總結錢理群的《被誤解的〈威尼斯商人〉》、紀伯倫的《先知》和托爾斯泰的作品。
從“關於生活”的方麵歸納池田大作的作品，並有所感悟，“幸福並不是夢幻，不是隨風吹來，也不是由誰賜給。
它存在於你自身堅定的心靈的耀眼的光芒之中。
真實的幸福之花，是開在忍耐的大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