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結束後，兩種製度國家間的對抗在國際關係中的地位下降，與之相應，不同文明國家之間的關係凸顯出來。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正是這種狀況的一種體現。亨廷頓認為，在冷戰後人類曆史的新階段中，國際衝突仍是不可避免的，但衝突的主要根源將不再是意識形態因素或經濟因素，而是文明之間的矛盾。文明的衝突將取代民族國家之間的領土、主權、經濟和意識形態等方麵的衝突而左右全球政治，主宰未來的世界。他將冷戰後的世界分成8個主要文明：西方文明、儒家（中華）文明、印度文明、日本文明、伊斯蘭文明、東正教文明、拉美文明和非洲文明。世界格局就取決於這8大文明的相互作用，而這些文明又傾向於衝突。文明衝突的一條主線，即可構成“未來世界政治軸心”的，就是西方國家與其他非西方國家之間的衝突，亦即非西方文明對西方力量和價值觀的反應。西方所麵臨的挑戰主要來自兩個方麵：一是伊斯蘭文明挑戰；二是儒教文明的挑戰。其他文明與西方文明的衝突性則較輕一些。對西方來說，最大的威脅是儒教文明與伊斯蘭教文明結成聯盟共同對付西方文明，而且這種聯盟的可能性極大，已經在人權、武器擴散、中國爭辦2000年奧運會等問題上露出了苗頭。
雖然“文明衝突論”遭到了許多學者的批判，而且亨廷頓的理論確實有不少值得質疑之處，但是有一點是值得肯定的，就是文明國家之間的關係需要受到足夠的重視。不同文明的國家，因曆史經曆、文化傳統、思維方式、宗教信仰、政治理念等方麵的差異，從而導致對現代化、國際秩序、發展模式、國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等一係列問題認識的分歧，進而引發國家間關係上的摩擦。所以，處理好不同文明國家間的關係，是構建新型國際關係的一個重要著力點。
在不同文明國家關係中，學界普遍認為，目前較為突出的是東西方之間的關係。不過，東西方關係又分成多個方麵，各有特點，不能籠而統之，混為一談。其實，無論是“西方”，還是“東方”，需要根據具體的語境去理解。
說到“西方”，人們會立即想到歐美，但是有些時候，人們在使用“西方”一詞時，範圍卻遠超過歐美。“西方”與“東方”是相對而言的，無論是地理含義上，還是文化、政治、經濟含義上。
從地理上講，所處的地理位置不同，對世界地理狀況的認識不同，就會有不同的“東西方”概念。當基督教發生第一次大分裂時，位於東部的教派就被稱作“東方正教”。以此推理，在現今處於西歐位置的國家看來，東歐、巴爾幹半島都屬於“東方”。馬克思、恩格斯在論述社會主義革命時，也將俄羅斯作為“東方”國家。但是現在，西歐人用“東方”一詞時，恐怕主要不是指東歐了，而是指亞洲，所以才會有“近東”、“中東”、“遠東”之說。倫敦大學有一個“東方與非洲研究院”（國人簡稱為“亞非學院”），這裏的“東方”就是指亞洲。由此推理，“西方”就應當是歐洲和西半球。而非洲則即不屬於“東方”也不屬於“西方”。至於澳洲，也頗為複雜。如果用“亞太”的概念，澳洲包括在內，但“亞太”也包括美洲的一些國家。可見，從地理上分，很難將世界所有國家都歸入“西方”或“東方”。
從文化上講，屬於基督教文化圈的國家都算是“西方”，亨廷頓在劃分世界文明時，雖然把東正教文明、拉美文明和非洲文明單列出來，但仍然承認，這三種文明與基督教文明之間的關係非常密切。實際上也是這樣。東正教本身就是從基督教分裂出去的，信仰、習俗、生活方式都極為相近。拉美文明和非洲文明都與歐洲文明有著淵源關係。拉美國家所用的語言都是歐洲的，宗教基本上也是歐洲移植來的。多數非洲國家也是這樣。雖然有些非洲國家有自己土生土長的語言和宗教，但在非洲不占主流。與“西方”相對應，文化上的“東方”主要有中華文明、印度文明、伊斯蘭文明、佛教文明和日本文明。但這些文明之間差異甚大，與“西方”不可同日而語。而且，誰是正宗的“東方”，恐怕也難有定論。印度文明與日本文明已經融進了許多西方的因素。佛教文明缺少有影響力的國家做載體。惟伊斯蘭文明、中華文明同西方文明相容性較小，且有影響力。也正因為如此，亨廷頓才擔心伊斯蘭文明與儒教文明聯合起來，共同對付西方文明。可是，反恐戰爭開打以來，人們雖然眼見所謂基督教文明與伊斯蘭文明的衝突，但儒教文明卻置身事外。如果說存在著東西方文明衝突的話，那也不是西方文明與中華文明的衝突。所以，與其將這些缺少共性的文明稱作“東方文明”，還不如稱作“非西方文明”更準確。
從政治上講，冷戰時期，所謂“東方”與“西方”就是指“共產主義世界”與“資本主義世界”。鄧小平在講國際形勢時用“東西南北”比喻世界主要矛盾，其中“東西”是指世界和平問題，就是兩種製度國家之間的關係。在這種含義下，位於東亞，又是非基督教文明的日本也屬於“西方”。除了“東方”與“西方”外，還有一個“第三世界”，是指兩種製度國家之外的廣大發展中國家。冷戰後，政治上的“東方”概念被淡化，但是“西方”仍然存在。而且隨著美歐“推進民主”戰略的實施，越來越多的國家實行了西方式的憲政民主體製。在“民主”的大旗下，“西方”陣營明顯擴大，除了美歐日這些發達國家外，還包括眾多發展中國家。成立於2000年的“民主共同體”有120多個成員，它們在“民主”問題上有相同的理念，實行相近的製度。與這個以“民主”為標準的“西方”相對應，“東方”就是那些未實行西方模式民主體製的國家，主要包括一些中東伊斯蘭國家和幾個社會主義國家。而印度、韓國、菲律賓等亞洲國家則是標準的“西方”國家。但是，以這種標準劃分也有麻煩，像新加坡、俄羅斯、巴基斯坦、泰國這些國家，就很難確定是“東方”還是“西方”。新、俄是“民主共同體”成員，但其民主狀況卻受到美歐的批評。巴基斯坦、泰國時常出現軍人政權，這期間算不算“民主國家”？再說，中國、越南等社會主義國家也正在建設有本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其與西方模式的民主政治也不是截然衝突的。將它們歸為“非民主”國家，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是有問題的。
在經濟上，“西方”就是那些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即北美、歐盟、日本，外加澳大利亞、新西蘭、以色列。其他均為“非西方”國家，或“東方”國家。可能隻有在這個意義上，“西方”與“東方”的界線才是比較明確的。但也不是沒有問題。比如韓國、新加坡，其經濟發展水平比某些歐盟成員國還要高。
總的來看，無論是“西方”還是“東方”都是模糊的概念，而“東方”與“西方”相比則更為模糊，更缺少統一的標準，與其說有一個“東方”，還不如說存在著多個相互遊離的“非西方”國家或國家集團。而“西方”則相對統一，文化上有基督教，政治上有“民主共同體”，經濟上有“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和“西方七國集團”，此外還有軍事上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和美日同盟、美澳同盟等。
總的來看，文明及文明之間的關係非常複雜，雖然表現上看目前矛盾比較尖銳的是西方文明與伊斯蘭文明之間，但實際上與西方尖銳對抗的隻是伊斯蘭中的極端勢力，多數伊斯蘭國家都同西方國家保持著正常的關係，有些還相當密切，比如土耳其、沙特阿拉伯。
同一般國家相比，大國關係更為特殊，對國際關係的影響更加突出。聯合國體係形成前，大國關係幾乎就等於國際關係。隨著國際關係的進化，中小國家和非國家行為體雖然也開始成為國際關係的主體，但其作用還難與大國相比。所以，處理好大國關係是構建新型國際關係的關鍵環節。
“大國”是個模糊概念，什麼樣的國家可稱為大國？有地理大國，有人口大國，有資源大國，有經濟大國，有政治大國，有軍事大國……幾乎每一個領域都可能有相應的大國。有人用“強國”來取代“大國”。但是“強國”概念也有問題。何為“強”？通常意義上，發達即為強。但是，有些經濟發達的國家，體量很小，在國際舞台上也沒多大分量。也有人就用“大強國”或“強大國家”來表達那些在國際舞台上具有舉足輕重地位的國家。為了表達簡便起見，同時也是遵從習慣，還是用“大國”這個詞語。
國際關係中的“大國”是指那些在綜合實力上能排在世界前幾位的國家，這裏的綜合實力主要包括經濟、軍事、政治三個方麵。以這個標準，當今世界能算作大國的有美國、中國、俄羅斯、歐洲聯盟、日本、印度。而那些發達的小國，盡管很多指標比如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遠遠高於某些大國，但是在以主權國家為基本行為主體的國際舞台上，很難與大國匹敵。大國之間的關係如何發展、演進，將決定國際關係的未來。當然，這些大國都分屬於不同發展程度、不同社會製度、不同文明的國家，它們之間的關係又都帶有這三類國家間關係的特征。
就目前來看，這些大國之間的關係除了美俄關係和中日關係中對抗因素多一些外，其他都處於正常狀態，有些是同盟關係，有些是競爭中合作關係。中日關係雖然較冷，但雙方都表示要發展“戰略互惠關係”，並不想走向衝突對抗。美俄之間的地緣政治競爭近年較為激烈，以至於有些學者稱美俄間已經開始“新冷戰”，但認真分析起來，美俄之間的所謂冷戰與當年美蘇之間的冷戰不可同日而語，而且美俄之間也保持著外交溝通渠道，雙方都保持著戰略清醒。所以，美俄關係仍然是可控的。而且，基於俄羅斯的綜合實力以及美國在全球戰略中的地位，即使美俄走向對抗，也不會有當年美蘇冷戰那樣帶全局性的影響。
就目前來看，對國際關係現代化進程影響最為深遠的是中美關係。當前的中美關係，已經超越一般大國之間的關係，包括普通大國之間的關係以及普通大國與超級大國之間的關係。中美關係已經具有崛起大國與守成大國關係的性質，是一種特殊的大國關係。而在國際關係史上，這種大國關係往往是衝突、對抗，最後走向戰爭，難逃“修昔底德陷阱”。古希臘著名曆史學家修昔底德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指出：這場雅典和斯巴達之間持續數十年，“給希臘帶來了空前的災難”的“希臘世界大戰”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勢力的日益增長”，引起斯巴達人的恐懼，“從而使戰爭成為不可避免的了”。在以後的國際關係史中，絕大多數崛起大國與守成大國關係都未逃脫“修昔底德陷阱”，這似乎成了一條鐵律。不過，和平崛起的中國有決心和信心打破這條鐵律，同美國共同開創國際關係的曆史。
無論是一般的大國關係，還是特殊的大國關係，如何適應國際關係現代化進程，是各大國的共同任務和使命。構建新型大國關係無疑是推動大國關係進化的最佳方案。
聯合國孕育於反法西斯戰爭中，這絕不是偶然的。正是兩次世界大戰，促使反法西斯同盟國家的領導人，特別是大國的領導人，認真思考未來世界的發展前景：人類能否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戰？隨著科技的進步，武器越來越先進，殺傷力、破壞力越來越大，戰爭越來越慘烈；隨著經濟的發展，交通運輸工具越來越先進，戰爭的規模越來越大，越來越全球化。難道人類真的會用自己創造出來的先進武器把自己毀滅嗎？難道人類有智慧去發明各種武器、擴大戰爭規模、創造各種各樣的兵法戰策，就不能有足夠的智慧去阻止新的世界大戰爆發嗎？
自從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簽訂後，大國之間一直重演著戰爭——和約——戰爭這樣一個循環過程。每一個和約都旨在避免新的戰爭，但是都被新的戰爭宣告廢棄。由主要大國參加的集團性戰爭由歐洲擴大到全世界。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成立的國際聯盟，本意也是想維護世界和平，避免世界大戰，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戰還是爆發了，而且其規模和慘烈程度，讓一戰相形見絀。
二戰期間，還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美國總統羅斯福與英國首相丘吉爾於1941年8月13日簽署了一項聯合聲明，即《大西洋憲章》。兩國領導人在聲明中表達了重建和平、放棄使用武力、建立一個“廣泛而永久的普遍安全製度”的願望。9月24日，蘇聯政府代表在倫敦發表聲明，宣布蘇聯同意《大西洋憲章》的基本原則。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不久，1942年1月1日，中、美、蘇、英等26個反法西斯國家共同簽署了《聯合國家宣言》，一致宣布讚同以《大西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作為反法西斯同盟的共同綱領。1943年10月30日，中、美、蘇、英四國外長在莫斯科簽署了一項關於普遍安全的宣言，提出“建立一個普遍性的國際組織”，“以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1943年12月1日，美、英、蘇三國首腦羅斯福、丘吉爾和斯大林共同發表了《德黑蘭宣言》，重申了在戰後建立一個普遍性國際組織的決心。以後，中、美、蘇、英四國於1944年8—10月在華盛頓郊外的敦巴頓橡樹園大廈舉行了專家會議，討論籌建新的國際組織的一些具體事項，並決定將新的國際組織定名為“聯合國”；1945年2月舉行的美、英、蘇三國首腦雅爾塔會議也討論了“聯合國”的有關事項；1945年4月25日至6月26日，聯合國製憲會議在舊金山舉行，50個國家的代表在《聯合國憲章》上簽了字，聯合國正式誕生。憲章將“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列為聯合國的第一項宗旨。
從聯合國孕育、誕生的過程可見，創建聯合國的初衷就是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這完全符合世界人民求和平的願望，順應了曆史的需要。二戰後的70多年間，世界大戰沒有爆發，雖然人們能找出很多原因，但是聯合國的作用是不容忽視的。從維護世界和平的角度講，聯合國是最主要的保障機製。
聯合國之所以能發揮維護世界和平最主要保障機製的作用，與二戰後國際關係的變化密切相關，而這種變化又與聯合國的存在有著直接的關係，二者相輔相成。縱觀國際關係史，戰爭與和平一直是國家間關係的最主要問題。聯合國成立之前，國際關係有兩個基本特征：一是絕對的無政府狀態；二是國家間在主權上不平等。這兩點正是導致大國間戰爭不斷的主要原因。
聯合國雖然不是世界政府，但是它的原則和規則對國家的行為還是有一定約束力的。特別是“大國一致原則”，使得任何一個大國很難在聯合國的框架內直接損害另一個大國的根本利益。這是聯合國給國際關係帶來的一個重大變化。國際聯盟雖然有類似的設計，但是美國、蘇聯等大國都不是其成員，所以它在協調大國關係上很難發揮有效的作用。
聯合國確立了“會員國主權平等”的原則，這是她給國際關係帶來的另一個重大變化。此前，隻有歐美列強享有國家主權。那是絕對的強權政治時代，一些處理國家間關係的原則隻適用於歐美。德國鐵血宰相俾斯麥在1878年柏林會議上曾放言，隻有歐洲才有權批準獨立。那時，廣大的亞非拉國家成了任列強宰割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到了20世紀初，被帝國主義列強占領和控製的殖民地、半殖民地領土麵積共計8940萬平方公裏，占世界土地總麵積的2\/3；人口約93000萬人，占當時世界總人口的56%。“整個世界劃分為進行壓迫、掠奪的少數帝國主義國家和處於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庸狀態的多數被壓迫國家和地區”。列強對殖民地的爭奪，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一個重要根源。聯合國成立後，強權政治雖然沒有被消除，但是與過去相比，已經受到很大約束。大國、強國很難再用赤裸裸的武力方式侵占小國、弱國的領土，損害其主權。這客觀上消除了大國衝突的一個重要根源。
從上述可見，聯合國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二戰後的國際關係。根據《聯合國憲章》的規定，“聯合國安理會是國際集體安全機製的核心，是多邊安全體係最具權威性和合法性的機構”。由此類推，我們可以說，聯合國是維護世界和平和協調國際關係的最重要機製。聯合國的建立是國際關係史上的偉大創舉。
當然，聯合國的成長經曆並不平凡。聯合國成立不久，世界就陷入冷戰，美蘇爭鬥成了這一時期國際關係的主線，雙方都把聯合國作為外交鬥爭的舞台，聯合國的地位與作用被壓抑。
冷戰結束使國際關係出現了深刻變化，特別是大國關係，結束了相互敵對的狀況，進入了尋求合作和進行綜合國力競爭的新時期。與之相應，大國在聯合國裏麵的合作趨勢增強，聯合國的地位進一步提升，作用進一步增強，也更加獨立自主。從另一個角度說，冷戰沒有演變成熱戰，與聯合國的作用不無關係。大國雖然有時濫用否決權，使得聯合國的作用難以發揮出來，但是它們的行為表明，它們還是按照聯合國的規則行事的，基本上還是尊重聯合國的權威的。在一定意義上，聯合國約束了美蘇等大國的行為。同時，聯合國也為大國提供了一個相互溝通、交流、協商的平台，使各方能夠了解到對方的利益所在和政策意圖，以免形成誤判，做出錯誤的決策。而以往的一些戰爭之所以未能避免，缺乏相互溝通是一個重要原因。可見，聯合國的成長與世界和平這個時代主題的深化也是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的。
冷戰結束為聯合國地位的提升創造了曆史機遇，不過，這並不意味著聯合國麵前就是一條平坦的大道。冷戰後，聯合國麵臨的最大挑戰就是美國霸權主義。美國要將聯合國納入其全球戰略框架內，重新成為其謀求世界霸權的工具。然而，畢竟時代不同了，美國的實力和操縱國際事務的能力與聯合國成立初期已不可同日而語。當今的聯合國已有193個成員國，在國際事務中完全追隨美國的隻是少數。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中，中國始終奉行獨立自主的對外政策，反對霸權主義；俄羅斯、法國也有很強的獨立自主傾向。所以，美國想重新操縱聯合國的意圖是不可能實現的。美國在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搞反華提案，連提連敗，甚至最後連自己在人權委員會的代表席位都保不住。既然操縱不了，美國便對聯合國采取實用主義的政策，即能合作時，便與聯合國合作；不能合作時，便撇開聯合國，拉上一些盟友單幹。正如美國駐聯合國代辦彼得·伯利所表白的：“我們希望（在訴諸武力之前）有安理會的授權，但是我們從不認為沒有授權就會限製采取行動的可能性。我們決不能讓安理會的否決權捆住我們的手腳。”1999年的科索沃戰爭和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美國就撇開聯合國，拉上北約盟國或“自願者聯盟”單幹。麵對美國的這種無視聯合國權威的霸道行徑，聯合國顯得無能為力。聯合國麵臨著新的嚴峻挑戰。
然而，聯合國畢竟是適應世界人民求和平的願望而建立起來的，其在國際關係中的地位與作用也是時代和世界人民賦予的，而不是哪一個超級大國或國家集團恩賜的。在聯合國的權威受到美國霸權主義挑戰的同時，世界越來越多的國家卻認可聯合國的地位與作用。所以，聯合國如何發展，體現了當今世界單極與多極、霸權主義與國際關係民主化之間的鬥爭和較量。雖然冷戰之後美國憑借“一超”之實力，在推進霸權戰略上取得了一定的進展，但多極化與國際關係民主化也有很大進步。從長遠趨勢來看，後者的原動力更為強大，因為它們符合世界潮流，甚至本身就是世界潮流的一部分。由此推斷，聯合國作為維護世界和平和協調國際關係最重要機製的地位是不可替代的，而且還有不斷加強的趨勢。
總之，聯合國在當今世界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在構建新型國際關係上可以成為巨大的正能量。提升聯合國的地位，加強其作用，同時對聯合國的一些不合理的機製進行不斷的改革，應當成為構建新型國際關係的重要著力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