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發表60周年紀念大會上的講話中提出推動國際關係“三化”，即民主化、法治化、合理化。這表明，合理化已經與民主化、法治化並列，成為新型國際關係的一個重要原則。
中國一直重視國際關係中的公正合理問題，不過以往主要是從國際秩序的角度提合理性。中共十四大報告提出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建立和平、穩定、公正、合理的國際新秩序”。從十七大開始，中國領導人強調推動國際秩序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十八大以後，習近平提出“推動國際關係合理化”，首次將合理化直接與國際關係聯係到一起，體現了中國領導人對國際關係合理化的重視。從國際關係史的經驗教訓來看，同民主化、法治化相比較，合理化更為不足，更需要去積極推動。沒有合理化的國際關係就算不上真正意義上的新型國際關係。
在上述理念和原則的指導下，新型國際關係必將展現出新的麵貌和特征。當然，新型國際關係仍然是以主權國家之間的關係為基礎，所以不可能完全擺脫主權國家之間關係的基本麵。新型國際關係的特征主要體現在主體、主題、主要矛盾、主要內容、主要行為方式、關係定性以及目標模式等方麵。
這裏的“主體”是指行為主體，與“客體”相對應，而不是指與“次要”相對應的“主要行為體”。
在主權國家時代到來之後，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國際關係的主體就是大國或強國，每一次國際體係變化，都是大國博弈的結果，小國在國際關係中都是大國強國博弈的棋子。聯合國體係形成後，中小國家的地位開始上升，也逐漸成為國際關係的行為主體。
隨著全球化的演進，各種非國家行為體興起。從嚴格的學理角度說，“國際關係”指的就是“國家間關係”，非國家行為體不應算作國際關係的行為主體，至多算作“國際政治”的行為主體。然而，隨著全球治理的推進，各種非國家行為體對國家間關係的影響越來越明顯，已經成了國家在處理對外關係時必須考慮的因素。所以，非國家行為體也開始被看作國際關係的行為主體，並且其重要性趨於增強。國際關係主體的多元化，是新型國際關係的重要特征之一。
當然，從“主要行為體”的角度講，與國家行為主體相比較，非國家行為主體仍然是次要的，而小國同大國相比較也是次要的。不過，隨著全球化與國際關係民主化的推進，次要行為主體的地位會不斷提升，與主要行為主體的“位差”會不斷縮小。
這裏首先要明確主題和主要矛盾的含義。從語義上講，主題就是事物的主要內容，如文學作品的中心思想，其同義詞有主旨、核心、焦點等。換個說法，就是某個領域諸多問題、議題、內容中的主要部分。按照這個語義，那麼在國際關係領域，自從進入主權國家時代以來，國際關係的主要內容就是國家之間為獲取國家利益（主要包括權力、財富和尊嚴）而進行的博弈。這種博弈曾在相當長時期內主要體現為惡性競爭並導致國家之間的衝突甚至戰爭。與此同時，國際社會的積極力量一直在探尋防止戰爭、維護和平以及抵製衝突、開展合作之道。所以學術界普遍將戰爭與和平、衝突與合作視為國際關係的主題。但是嚴格考察，無論是戰爭與和平，還是衝突與合作，都是對立、矛盾、相克、相互否定的事物，兩者不可能是某一曆史階段主流國際社會同時為之努力的東西或主題。如果對照時代主題，可以看出，無論是戰爭與革命，還是和平與發展，作為主題的詞語所表達的都是同一發展方向、相輔相成的事物，至少不是對立、相克的，特別是和平與發展，都是當今主流國際社會努力爭取的東西，是國際社會的主要任務。
主題規定了主要任務，主要任務決定主要矛盾。所謂主要矛盾就是圍繞主題和主要任務而展開的矛盾。從這個意義上說，將戰爭與和平、衝突與合作作為以往國際關係中的主要矛盾更為貼切。實際上，冷戰結束前，國際關係學界主要關注戰爭與和平，可以說戰爭與和平是國際關係研究的主題。冷戰結束後，學界將關注焦點聚集到衝突與合作上，於是衝突與合作就成了這一時期國際關係研究的主題。
探討新型國際關係的主題，要與“舊型”相比照。舊型國際關係的主題就是對抗零和。主權國家為維護、獲取本國的絕對利益，同其他國家展開惡性競爭，進而導致衝突對抗乃至戰爭，最終要達到零和的結果。在西方占主導地位的國際關係理論——現實主義——就是以國家間衝突對抗為邏輯起點。自由主義雖然強調合作，但也是以更大範圍的衝突對抗為前提，合作隻是本集團內的合作，是全局範圍衝突對抗的手段。競爭是國家間關係的一種正常狀態，但是一味強調競爭會使競爭無節製，時常走向極端，陷入惡性競爭，最終導致衝突對抗乃至戰爭。聯合國體係形成後，國家間的衝突對抗受到了一定的約束。然而，原有國際關係主題並未被新的取代，這裏麵既有冷戰的原因，也有霸權主義、強權政治、冷戰思維等原因。當今時代主題是和平與發展，按道理，國際關係的主題也應當轉為合作，通過合作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然而，出於各種原因，許多大國特別是西方大國難以擺脫傳統的現實主義理論的影響和各種局限。新型國際關係既然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理念，所以主題就應當是合作共贏。正如王毅外長指出：“新型國際關係到底新在哪裏？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那就是：以合作取代對抗，以共贏取代獨占，不再搞零和博弈和贏者通吃那一套。”新型國際關係旨在通過推動合作共贏來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建設和諧世界。
主題決定著主要矛盾。世界上矛盾很多，國際關係中有各種各樣的矛盾，但是在新型國際關係的構建中，圍繞合作共贏這個主題，要解決的主要矛盾就是如何推進合作，抑製衝突。所以新型國際關係的主要矛盾，籠統地說就是合作與衝突的矛盾；準確地說是國際社會健康力量推動合作共贏的努力與一些現存國際體係既得利益者以及不負責任的極端行為體幹擾國際合作的行為之間的矛盾。這個矛盾既體現在構建新型大國關係的博弈上，也體現在全球治理的其他層麵。目前比較突出的幹擾國際合作的行為包括：西方大國試圖維持其主導的霸權秩序；一些中小國家為了狹隘的國家利益而挑戰聯合國權威及其他國家的安全利益；恐怖主義、極端主義、分裂主義等惡勢力對國際社會的挑戰及其背後的國家間地緣政治博弈。
現代國際關係的內容是不斷演變的，基本趨勢是內容越來越豐富、越多元，“高級政治”所占的比重不斷下降，“低級政治”所占的比重不斷增大。
在聯合國體係形成前，國際關係的主題就是衝突對抗，國家在處理對外關係時，主要精力和力量都放在維護國家主權安全上，要解決的主要是戰爭與和平問題。到了冷戰時期，政治安全凸顯出來。美蘇兩大政治軍事集團之間的冷戰，將政治安全與軍事安全交織在一起。軍事安全與政治安全關涉國家的生死存亡，所以有學者稱之為“高級政治”。二戰後，特別是冷戰結束後，國家之間的經濟關係變得越來越重要，在總體國際關係中的地位不斷提升。與經濟關係相伴隨，國家之間的文化關係、社會關係等也不斷深化。學者們將經濟、文化等層麵的關係稱為“低級政治”。如果說和平與發展兩大主題，和平屬於“高級政治”，那麼發展就屬於“低級政治”。兩大主題比較起來，發展更為根本。從這個角度看，新型國際關係的主要內容應當是“低級政治”，當然，“高級政治”依然是不可忽視的重要內容。
隨著全球化的推進，安全問題越來越複雜，非傳統安全問題日益突出，類似氣候變化、傳染病、網絡安全、金融安全等全球性問題和挑戰越來越成為全球治理的重要議題。這些都屬於“低級政治”。
與國際政治和國際關係內容變化相適應，一些國家調整了國家安全觀。中國提出了總體國家安全觀。在總體國家安全觀下，國家安全包括政治安全、經濟安全、軍事安全、國土安全、社會安全、文化安全、科技安全、資源安全、生態安全、信息安全、核安全等十多個領域，其中有些領域還可以分出許多子領域，如經濟安全就包括金融安全、產業安全、糧食安全等，信息安全還包括網絡安全等。這其中的許多安全問題都涉及到對外關係，都需要通過國際合作來解決。而這些安全領域的多數都屬於“低級政治”範圍。
新型國際關係的主題是合作共贏，既關注發展上的合作共贏，也重視安全上的合作共贏。在安全合作上，非傳統安全問題需要通過加強國際合作來解決，已經成為共識。曆史經驗證明，在傳統安全問題上，以衝突對抗方式來解決問題，不僅效果非常有限，而且還會損害國家其他方麵的利益。世界各國應當樹立新型國際關係的理念，順應合作共贏主題的要求，努力通過合作來化解國家之間的分歧、矛盾，抑製衝突，防止對抗。
新型國際關係的理念、原則、主題決定，在新型國際關係框架下，國家的主要行為方式是合作加競爭，或者說是競爭中合作。國家之間的競爭是常態，但是要以合作為導向和基礎。競爭是在合理、合法、文明的前提下進行，是良性競爭，而不是隻圖一己之利，謀求獨占、零和的惡性競爭；競爭的目的是為了更好地合作，實現共贏；競爭中出現了矛盾、分歧，要盡可能通過合作來解決；一時解決不了的，也要通過合作來暫時擱置分歧，待條件成熟了再去解決。
既然新型國際關係的主題是合作共贏，所以在新型國際關係框架下，國家間的關係應當超越傳統的對抗或結盟模式。對抗肯定與新型國際關係的主題不符。結盟，這裏主要是指政治軍事同盟，雖然使盟內的合作加強，但卻是以更大範圍的對抗為前提，結盟的前提就是盟友們有共同的競爭對手或敵人，結盟的目的就是形成合力“共同抗敵”。此外，結盟還往往導致國家之間的不平等，因為總會有一個強國為盟主。所以，結盟也不符合新型國際關係的主題。新型國際關係框架下的國家間關係應當是夥伴關係。所謂“夥伴”，就是“共同從事某種活動的人”。誌同道合可以是夥伴，非誌同道合但求同存異也是夥伴；能合作時就合作，不能合作時也不對抗，不互相為敵。夥伴關係具有“開放性和包容性，與傳統的聯盟關係的封閉性和排他性截然不同”。在各種夥伴關係框架下，各國之間都是平等的合作夥伴，有競爭有合作，競爭而不求獨占零和，合作則謀求共贏共享。
新型國際關係的“新型”一詞表明它是動態的，“新型”是與它在其中孕育脫胎出來“舊型”母體相對而言。國際關係肯定是不斷進化、不斷現代化的。將來還會有新的“新型”來取代現存的“新型”。目前中國所倡導的新型國際關係不可能是包攬今後永遠的國際關係形態。那麼，當下要推進的新型國際關係要達到一個什麼目標呢？依據中國領導人對新型國際關係的闡述，這個目標模式就是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共十八大報告說：“合作共贏，就是要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發展夥伴關係。”習近平2013年在莫斯科國際關係學院發表演講時首次提出“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係”概念的同時，也強調了“命運共同體”思想。他說：“這個世界，各國相互聯係、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類生活在同一個地球村裏，生活在曆史和現實交彙的同一個時空裏，越來越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2015年9月22日，習近平在訪美前夕接受美國《華爾街日報》書麵采訪時說，中國願同廣大聯合國成員國一道，“推動建設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係，完善全球治理結構，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將新型國際關係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結合在一起闡述，表明在中國領導人心目中，新型國際關係與人類命運共同體是緊密相關的。可以理解為，構建新型國際關係就是以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為努力方向。
人類命運共同體在國際關係中是一個全新的概念，它不同於世界主義或全球主義視野下的世界政府或世界共和國。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在承認主權國家差異的前提下，強調人類的整體性，是差異觀與整體觀的有機結合。首先是承認、正視國家、民族、文明等的差異。“當今世界，人類生活在不同文化、種族、膚色、宗教和不同社會製度所組成的世界裏”。正是這種差異性，才導致國家之間利益的分歧、矛盾，才形成國家之間的競爭關係。過去500多年發生的無數次國家之間的戰爭，最終根源就在於此。但是，當今世界與以往相比已經發生了深刻變化，“各國人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所謂“共同體”就是“人們在共同條件下結成的集體”，體現的是整體性、統一性。當今世界，一方麵，各國之間在發展上以及許多安全問題上形成的相互依賴關係越來越緊密；另一方麵，“世界和平與發展麵臨的挑戰越來越具有全局性、綜合性和長遠性。沒有哪一國能夠獨善其身，也沒有哪一國可以包打天下，需要各國同舟共濟，攜手共進”。在這樣的世界裏，各國人民有共同的利益、共同的價值，因此也擔負共同的責任，所以命運攸關。所謂人類命運共同體，就是人類社會中不同的國家和民族在共同利益、共同價值、共同責任基礎上所結成的命運攸關的整體。
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一種新的國際觀”，必將對新型國際關係的構建起著重大的引導作用。
當今世界有193個主權國家，相互關係五花八門、疏密不一。有的結為政治軍事同盟，有的組成區域聯盟，有的處於對抗狀態，還有的長期為敵。從合作共贏主題的角度考察國家間關係，比較起來，如下四類國家之間的關係相對比較複雜，衝突因子較多，開展合作難度較大。所以，推進新型國際關係，應當將這四類國家間關係作為重點。聯合國作為當今世界最具普遍性、代表性和權威性的由主權國家組成的國際組織，在維護世界和平與安全、促進發展、推動人權進步上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與之相應，聯合國在推動國際關係現代化上也起了重要作用。所以，加強聯合國的主導作用也應當是推進新型國際關係的一個重要著力點。
自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誕生了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時起，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關係就成了國際關係中最醒目的一種國際關係類型。兩製國家之間的博弈、鬥爭、對抗、冷戰是20世紀相當長時間內一大國際政治熱點問題。有些冷戰史學家將冷戰的起點放在1917年，不無道理。兩製國家的對抗首先是源於意識形態。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鮮明地表達了共產黨人對待資產階級國家的態度：“共產黨人不屑於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他們公開宣布：他們的目的隻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製度才能達到。讓統治階級在共產主義革命麵前發抖吧。無產者在這個革命中失去的隻是鎖鏈。他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所以，資產階級對共產主義思想和運動及其政黨和政權都持敵視態度。還在社會主義國家出現之前，在歐洲和美國就產生了“反共主義”意識形態。正如《共產黨宣言》開篇所言：“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遊蕩。為了對這個幽靈進行神聖的圍剿，舊歐洲的一切勢力……都聯合起來了。”兩製對立最尖銳的時期是美蘇兩大政治軍事集團進行冷戰的年代。冷戰結束後，西方雖然一度高呼“不戰而勝”、“共產主義大失敗”、“曆史的終結”，但是反共主義意識形態並未完全退出曆史舞台，意識形態一直是影響西方對社會主義國家政策揮之不去的重要因素。不過，一方麵由於中國等一些社會主義國家實行改革開放政策，融入了西方主導的經濟體係，再加上全球治理麵臨的問題越來越複雜，兩製國家間的共同利益日益增多；另一方麵，中國在處理同資本主義國家關係時一直堅持超越意識形態的政策，並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從而使兩製之間的矛盾不那麼尖銳。然而，由意識形態和社會製度差異所帶來的兩製國家間在民主、人權、發展模式等方麵的紛爭難以消除，將長期伴隨著兩製國家關係的發展。隨著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實力增強，如何繼續處理好同資本主義國家的關係，防止新的基於意識形態的冷戰出現，是推進新型國際關係的一個重要著力點。
發展是當今世界兩大主題之一，而且是更帶根本性的主題。之所以如此，主要原因在於圍繞發展問題，世界截然分成兩大集團：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這兩大集團涵蓋了世界幾乎所有國家。多數發展中國家都經曆過被西方列強殖民、掠奪、侵略、欺壓的曆史，而當今的許多發達國家特別是大國強國當初都是通過掠奪殖民地實現了資本原始積累。從某種意義上說，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有某種“欠債”。然而，一些發達國家卻試圖獨自享受現代化，對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問題和現代化進程中遇到的困難采取漠視的態度，對推動共同發展缺乏積極性。當今全球治理中的許多問題都是源於發展問題，特別是發展不平衡會製約和平。所以，處理好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關係對構建新型國際關係至關重要。
現行的國際經濟政治秩序更多地體現了發達國家的利益，存在著明顯的不公正、不合理性，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變革國際秩序上存在著尖銳的矛盾。這方麵的典型案例就是圍繞2005年聯合國改革《成果文件草案》的博弈。《成果文件草案》出台一波三折，幾易其稿，險些流產，直到最後一刻才敲定。之所以如此，就是由於有關各方立場差別太大。主要分歧表現在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之間。在一些問題上，也表現在大國與中小國家之間以及不同地區國家之間。就問題來看，各方分歧主要集中在發展、反恐、建設和平委員會、人權理事會、“保護的責任”、裁軍及防擴散、聯合國秘書處管理改革這七個方麵。在發展問題上，主要是美國同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分歧。美國先是要求刪除“千年發展目標”這一概念，後雖然被迫接受，但仍拒絕承擔在2015年前將其官方發展援助增加到國內生產總值的0.7%（2004年美國的對外援助僅占其國內生產總值的0.16%）。在反恐問題上，主要是歐盟與伊斯蘭國家之間的分歧。歐盟要求就恐怖主義擬定一個政治定義，伊斯蘭國家則反對這種主張並要求承認反抗外國占領和爭取民族自決鬥爭合法性的措施。在建設和平委員會問題上，主要是大國與中小國家的分歧。大國希望將該委員會附屬於安理會，中小國家則希望該委員會向聯大負責。在人權理事會問題上，主要是西方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分歧。西方國家主張將其成員總數控製在30個以內，發展中國家則主張其規模不得小於人權委員會即53個。在“保護的責任”問題上，主要是西方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分歧。以歐盟為首的西方國家主張將“人道主義幹預”合法化，而俄羅斯與廣大發展中國家則表示反對。在裁軍與防擴散問題上，主要是美國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分歧。美國要求強調防擴散，不同意成果文件中寫進有核國家履行裁軍承諾及無核國家有權和平利用核能的措辭，而發展中國家則反對美國的立場。在聯合國秘書處管理改革問題上，主要是西方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分歧。西方國家要求給予秘書長更大權限和靈活性，而發展中國家則強調維護聯大的權威性。可見，在製定《成果文件草案》問題上，美國與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分歧比較突出。正因為這樣，在臨近召開聯合國首腦會議時，美國在8月下旬突然對已經得到秘書長安南認可的草案提出500多條修改意見，大有將草案推倒重來之勢。後經討價還價，美國雖然做出了一些妥協，但在很多問題上仍與世界多數國家有分歧。
當然，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矛盾主要是在經濟發展上，但同時雙方在經濟上存在著很強的互補性，隻要發達國家能夠樹立合作共贏的理念，這兩大集團之間的關係不會走向尖銳對抗。此外，在觀察這兩大集團之間關係時，還有一點很值得注意：一些在發展上比較成功的國家，一旦達到一定的水平後，其利益就同發達國家趨於一致，甚至加入由發達國家組成的國際組織，比如韓國、土耳其、智利等國就加入了“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從現代化進程的角度看，成為發達國家是幾乎所有發展中國家的努力方向，所以發達國家的陣營會不斷擴大。這在一定程度上會減輕發達國家支持發展中國家的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