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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新型國際關係是同舊型國際關係相對而言的。這裏講的舊型國際關係是《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簽訂至今的國際關係，而不是此前的古代中世紀的國際關係。同舊型國際關係相比較，新型國際關係首先是新在理念上。
中國領導人在形成新型國際關係概念的過程中，始終強調合作共贏，並將之作為新型國際關係的核心。由此可見，合作共贏是新型國際關係的核心理念。
新型國際關係概念有一個形成過程。中共十八大報告提出“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發展夥伴關係”，實現世界各國的合作共贏。這裏已經有了“新型”這個詞語。“全球發展夥伴關係”雖然側重於發展，但卻是當今及未來國際關係的主要內容，其宗旨是實現合作共贏。2013年3月，習近平在莫斯科國際關係學院發表演講，首次提出“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係”的概念。在2014年11月舉行的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上，習近平指出：“我們要堅持合作共贏，推動建立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係，堅持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把合作共贏理念體現到政治、經濟、安全、文化等對外合作的方方麵麵。”這是在國家最高層級的外事工作會議上明確提出這個概念，並且強調“合作共贏理念”。
將合作共贏作為新型國際關係的核心理念，就是因為合作共贏是舊型國際關係中最為欠缺的。以往的國際關係中，競爭是主旋律，許多國家之間有合作，而且有時還是相當廣泛、深入的合作，但同競爭相比，合作處於從屬地位。新型國際關係就是要實現國際關係的轉型和質變，以合作為主旋律。雖然國家之間的競爭不會消失，而且有時也會非常激烈，但是同合作相比，是第二位的。
此外，有些國家之間存在著廣泛的共同利益，有合作潛力，而且也開展一些合作，但是，要麼是已經開展的合作往往難以持久，要麼就是合作潛力開發不出來。究其原因，主要是合作沒有形成共贏的結果。可以想象，如果隻是單方麵贏，或者是一方贏得明顯比另一方多，這樣的合作肯定是不可持續的。在現有的國際體係和國際秩序框架下，西方發達國家往往憑借技術、知識產權、國際話語權等優勢，在同發展中國家的合作中獲取明顯對已有利的不均衡利益。有合作，但無共贏。這樣的合作是新型國際關係要擯棄的。
國家之間關係要確立合作共贏理念，實現以合作為主旋律，就要求發展關係的國家必須都走和平發展道路。隻有這樣，國家之間在經濟、安全、全球治理等方麵才會擁有廣泛共同利益，才會越來越相互依賴；這時，大量存在著的是非對抗性矛盾，於是同一性就是矛盾的主要方麵，而合作就成了解決矛盾的主要方法。不走和平發展道路的國家，雖然出於某種需求也會尋求同別國的合作，但那種合作都是策略性、暫時性的，一旦目的達到，合作就終止。所以，和平發展是國家之間合作共贏的基礎，是新型國際關係的基礎理念。
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一直是中國倡導的對外政策思想，實際上就是推進國際關係現代化進程中所應秉持的理念。2014年，習近平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發表60周年紀念大會上發表講話，指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精辟地體現了新型國際關係的本質特征。”國際社會如果真正踐行了五項原則，新型國際關係也就成為現實了。
在“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幹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這五條中，第五條是總原則，是核心思想。其中前三條表達的都是尊重主權原則，強調的是和平，即國家之間要尊重對方的主權。領土完整是最基本的主權，因此不能侵犯；國家如何進行內部治理即內政，也是重要的主權，因此別國不應幹涉。這三條做到了，和平就有保障。第四條“平等互利”強調的是國家在相互交往中，特別是在經濟發展上，要平等相待，互惠互利，而不是像以往那樣大國強國富國欺負、剝削小國弱國窮國。如果說尊重主權原則基本上還是在威斯特伐利亞體係的框架下，那麼平等互利則超越了它。在威斯特伐利亞體係下，兩個國家可以在相互尊重主權的前提下老死不相往來，或者是有交往，但實際上不平等，也未互利。
在主權國家為主要國際政治行為體的當今世界，國家之間隻有和平共處，才能維持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各國才能和平發展，也才能合作共贏。和平共處是合作共贏的前提，是新型國際關係的前提理念。
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係形成以來，和平共處、平等互利一直被世界許多國家奉為重要理念和行為準則，但是現實中卻經常出現有悖和平共處、平等互利的現象，究其原因，主要在於國家之間缺少相互尊重，特別是大國強國富國不能很好地尊重別國的利益。因此，要構建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係，必須加強國家之間的相互尊重。國家之間既要相互尊重主權以及與之相關的國家利益，還要尊重社會製度、意識形態、發展模式、文明傳統等內政事務，也要尊重相應的國際地位和話語權。相互尊重是構建新型國際關係，特別是新型大國關係的關鍵所在。
2007年中共十七大提出了“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2012年中共十八大仍堅持這個提法。“和諧世界”是進入21世紀後中國共產黨順應國際形勢變化而提出的一個新理念。按照十七大報告的闡述，建設和諧世界，應當遵循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政治上，推進國際關係民主化；經濟上，推動經濟全球化朝著均衡、普惠、共贏方向發展；文化上，尊重世界多樣性，促進人類文明繁榮進步；安全上，用和平方式解決國際爭端，維護世界和平穩定；環保上，嗬護人類賴以生存的地球家園。可見，和諧世界是一個涉及政治、經濟、文化、安全、生態等諸多方麵的綜合性理念，是對以往中國所倡導的和平共處、和平發展、相互尊重等外交理念的繼承與發展。
一方麵是繼承。中國外交政策始終有兩方麵目標：第一，為國內政治服務。即為“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爭取有利的國際環境”。第二，盡國際義務，高舉道義大旗。可以說，高舉道義大旗是中國外交的一個傳統，其他有些國家也是如此。中國傳統戰略文化一直非常重視“道”，《孫子兵法》中談到“道、天、地、將、法”五大戰略要素，將“道”放在第一位。這裏的“道”就是“道義”。中國從古至今一直有“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之說。這裏，重視道義，並不意味著完全是“利他主義”，不考慮自己的國家利益。相反，重視道義，恰恰是實現國家利益的最佳途徑。中國共產黨在製定對外政策時也同樣重視“道”，高舉道義的大旗。
將國家利益與全人類共同利益有機結合起來，是中國外交的一貫主張。在新中國成立初期，毛澤東就指出：“我們的總任務是：團結全國人民，爭取一切國際朋友的支援，為了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為了保衛國際和平和發展人類進步事業而奮鬥。”以後，中國共產黨一直將維護世界和平作為自己的神聖使命，因為中國需要和平，維護世界和平符合中國的利益。
另一方麵是發展。高舉道義大旗是中國外交的傳統，但是旗幟上所寫的具體內容卻是不斷變化的，它反映了中國社會的變遷。在毛澤東時代，外交是為“建設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服務”。當時，“建設”一詞往往是與“革命”相提並論的，所以當時外交政策中的“道義”具有濃厚的“革命”色彩。那時，中國共產黨的國際觀是與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密切相聯的。
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共產黨雖然將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但是在外交政策闡述上仍然帶有一定的“革命”色彩。1982年的十二大政治報告仍然從“中國革命和建設”的角度來闡述中國與世界的關係，將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相結合作為中國製定對外政策的出發點和“長遠的、全局的戰略依據”。但不管怎樣，落腳點還是“維護世界和平”。
到了1987年十三大的時候，中國社會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在內政上，中國共產黨提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在外交上則提出“和平和發展”是世界“兩大主題”。中國的對外政策雖然還是為了“維護世界和平”，但出發點卻變成“現代化建設的需要”，並且“圍繞和平和發展兩大主題”。這時的國際觀，已經將世界看成一個整體，而不再是階級鬥爭的思維。
到了1992年十四大時，中國雖然經曆了1989年的政治風波，但仍然堅持走改革開放的道路。十四大報告提出了將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作為經濟體製改革的目標，這意味著中國要加快改革開放的步伐。與這種變化相適應，在外交上，中國將為“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爭取有利的國際環境”作為出發點，並且明確將“促進世界的和平與發展”作為“中國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標”之一。十五大和十六大仍然從為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爭取和平的外部環境出發來考慮外交政策。
十六大用了“外交政策宗旨”這個提法，並且將“促進共同發展”與“維護世界和平”並列，作為“宗旨”的內容，而以往在相應的內容中，隻提“維護世界和平”。在這個基礎上，十七大提出和諧世界的理念，內涵更加豐富。
提出和諧世界理念，與中國社會變遷和國際形勢變化密切相關。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社會發生了巨大變化，最為突出的是伴隨著經濟持續快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總體上有了明顯提高，有相當一部分人富裕起來，國家的經濟實力也大幅度增強。但是，伴隨著發展，出現了一係列新的問題和矛盾，社會和諧問題凸顯出來。所以十六大提出要全麵建設“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這個小康社會的一個重要指標就是“社會更加和諧”。十六屆四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將“提高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能力”作為五大執政能力之一。2005年，胡錦濤係統闡述了和諧社會問題，將之作為未來一段時間內中國的奮鬥目標。與國內建設和諧社會相對應，在國際上就應當推動建設和諧世界，因為建設和諧社會需要良好的外部環境，需要一個和諧世界。
然而，國際社會並不太平，不僅和平麵臨著各種挑戰，而且發展問題、環境問題、文明衝突問題越來越突出，安全問題更加複雜，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問題交織在一起。正是為了與國內、國際的新變化相適應，中國提出了“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的理念。和諧世界超越了西方流行的“民主和平”、“霸權穩定”等理念，容易為世界多數國家接受，就連西方發達國家也很難反對這個理念，因為和諧世界並不排斥自由、民主。更值得注意的是，“和諧世界”的立意要高於“世界和平”。和諧世界一定是和平的，但和平的世界不一定是和諧的。二戰結束以來，新的世界大戰一直未爆發，世界總體上是和平的，但卻是不和諧的。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利益一直被“和平地”損害著；奉行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國家一直“和平地”侵害弱小國家的利益。世界不和諧的最主要表現就是發展不平穩，而且發展問題是導致其他不和諧現象的重要根源。所以，要建設一個和諧的世界，就必須促進共同發展。當然，和平也非常重要。和平是發展與和諧的前提。
總之，和諧世界理念涵蓋了和平發展、和平共處、相互尊重等理念，內涵更加豐富，適用於建設新型國際關係。
中國所倡導的新型國際關係是與國家治理現代化相適應的，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基本原則也適用於新型國際關係。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基本原則可以歸結為四條：民主化、法治化、文明化和科學化。新型國際關係的基本原則也應當包括這四條，隻不過是實現條件、環境不同，因此實現途徑和方式不同而已。
民主是20世紀以來一大世界潮流，雖然中國與西方在民主道路和模式上有不同看法，但在大方向上是一致的。在國家治理上，民主化是現代化的一個重要原則，也是重要衡量標準。國家治理民主化，就是“人民成為國家政權的所有者，能夠通過合法的渠道直接地或通過自己選舉的代表參與決策、執行和監督等國家治理的全過程，並擁有追究責任者的製度化手段”。由於國際社會沒有統一的世界政府，所以國際關係民主化的實現途徑和方式肯定與國家治理不同。國際關係民主化作為一項原則，要求的是國家之間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遇到問題平等協商。這也是聯合國體係所倡導的精神。聯合國大會的機製就體現了國際關係民主化原則。中國在進入21世紀後一直倡導國際關係民主化。中共十六大報告提出：“我們主張維護世界多樣性，提倡國際關係民主化和發展模式多樣化。”中共十七大報告將“國際關係民主化”作為和諧世界在政治層麵的體現。中共十八大報告仍然強調“推動國際關係民主化”。
法治是民主的保障，是現代文明國家的一大標誌，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一項基本原則。國家治理法治化要求：“國家政權的所有者、管理者和利益相關者參與國家治理的行為，都應納入法治化的軌道進行；國家公共權力的運行也應受到憲法和法律的約束；規則和程序之治要代替人治。”同理，國際關係法治化要求國家在處理相互關係、參與全球治理時，其行為都應納入法治的軌道，如有相關國際法，則依國際法行事，如尚無相關國際法，則應由聯合國相關機構商定的規則行事。習近平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發表60周年紀念大會上發表的講話中指出：“我們應該共同推動國際關係法治化。”這表明，中國領導人已經將法治化作為新型國際關係的一個原則。
文明是人類進步的標誌。雖然不同的國家、民族對文明的理解有差異，但基本麵是一致的。文明是與落後、野蠻相對立的。文明的發展方向是與人的自由、解放相一致的。
所謂國家治理文明化，就是“國家治理應是更少的強製，更多的同意，寓管理於服務之中，更多的對話協商溝通合作，更少的獨斷專行，更多的激發權能，更少的排斥和歧視”。同理，所謂國際關係文明化，也就是在處理國家間關係和參與全球治理時，應是更少的強製，更多的同意，更多的對話協商溝通合作，更少的獨斷專行，更少的排斥和歧視。
國際關係文明化作為新型國際關係的一項基本原則之所以必要，是與國際關係現狀中存在的問題有密切聯係的。無論是民主化還是法治化，都有一定的局限。在國際政治的一些問題上，時常會出現“民主暴政”，看似多數國家讚成的事情，實則卻違反更基本的國際關係準則。比較典型的就是“新幹涉主義”。在法治方麵，有些國際法是在特定曆史背景下製定的，如果僵硬地、簡單地“依法”辦事，有可能會造成國家間利益的不均衡。甚至有時，個別大國還有可能利用“法治”而獨斷專行，或者排斥、歧視異己。
科學化是現代化的一個重要指標，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一項基本原則。所謂國家治理科學化，是指“各類治理主體擁有更多的自主性，他們履行各自功能的專業化和職業化分工程度不斷提高，執政黨和政府機關協調其他治理主體的能力、進行戰略和政策規劃的能力不斷提高等”。將這個原則精神運用到國際關係領域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麵：一是充分發揮各類國際政治行為體的功能，特別是非國家行為體。當今時代，非國家行為體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越來越大，對國際關係的影響力也越來越明顯，如何使它們在國際關係和全球治理中發揮積極作用，釋放正能量，是主權國家必須麵對的課題。二是對主權國家來說，國際關係科學化主要體現在盡可能地科學決策。如果相關國家的外交決策都科學化了，那麼國家之間的關係也就比較容易發展，新型國際關係的構建就會比較順利。從國際關係科學化的角度看問題，主權國家要比非國家行為體更有行為能力；強國比弱國更有能力，而且更加理性，決策會更為科學。因此，“世界的和平、穩定、發展、公正，需要的是更多強大的國家，而不是大國間的相互牽製、相互削弱”。
國際關係與國內治理相比有其特殊性。構建新型國際關係除了要遵循國家治理的主要原則外，還應當遵循合理性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