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鄉經營的這些小商品,因體積小重量輕,批量又不多,主要通過郵局流通。人們發信征訂業務,又用包裹寄走產品。據說,在興起後的6年中,金鄉人共發出1.6億封信,全國40萬個國營、集體企業,平均每個企業每周便會收到一封金鄉人寄來的業務信。人們總結金鄉的發展道路,認為是當地人用一雙手(即手工製作)、兩條腿(即外出跑供銷)、三分郵票(寄廣告信的郵費)、四小產品,闖出了一條發展家庭工業的致富道路。
在農村麵貌發生巨變的同時,生活在城市的人們也開始了自己的創業致富過程。
一位姓葉的企業家可能是較早拋掉鐵飯碗、自端泥飯碗的人。葉先生是一個富於進取心不甘混日子的人,然而文革期間社會動亂工廠停產卻使他無所事事。1975年,進入不惑之年的葉先生不想再混下去,也為了解決自己和別人子女的就業,第二年離開長期工作的工廠,下海辦了一個企業。一開始的時候,困難重重,沒有資金,沒有設備,沒有廠房,但這些都讓他克服了,終於生產出適銷對路的產品,邁出了成功創業的第一步。不過,早期像他這樣從國營部門主動下海的人並不多。1980年溫州市區的無證個體商販和手工業戶共2588戶,其中,965戶是郊區和鄰縣進城的個體商販和農民,1623戶是當地人。這些人,主要經營商業和服務業,很少從事手工業生產。而且,抽樣調查表明,這些人的90%左右都是原來沒有職業的人員,如待業青年、閑散勞力、嫁入城市的婦女、支邊支農的倒流人員,以及殘疾人、勞教釋放人員,等等,退休職工和在職職工人數很少。可見,絕大多數的人都是為了解決自己的就業問題,而從事私營工商業的。
隨著私營經濟的日漸活躍和國營、集體企業體製弊病的暴露,私營工商業者和國營、集體企業職工的經濟收入差距不斷拉大。同時,國營企業的大鍋飯也使得相當一部分職工感到在廠裏難以發揮自己的作用。在這種情況下,開始有一些國營或集體企業的職工主動放下鐵飯碗,興辦自己的企業,或到私營企業工作。例如,創辦平陽縣建築起重機械廠的企業家柳上淡,原來是平陽縣鎮辦企業敖江機電廠的供銷員,家中7個兄弟姐妹中的老大,曾因家庭貧窮受過別人的無端冷眼,決心爭一口氣。1983年春,他從外地接受一批卷揚機加工業務,但廠裏設備簡陋,領導因廠裏沒有資金增添設備,又無法搞新技術,打算放棄這筆業務。柳上淡不願撕毀合同,要求廠裏同意他承包一個車間,經濟上實行獨立核算,用來生產卷揚機,但廠裏拒絕了他的要求。他毅然離開鎮辦廠,找人合股辦廠,生產小型卷揚機。平陽金鄉的葉文貴80年代初原在外縣一個國營企業工作,以後毅然辭掉工作,到金鄉先後辦了軋鋁、高頻機、壓延薄膜、微機儀器等多家工廠。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工廠的科技人員甚至幹部,主動辭職,去經營私營企業。瑞安某廠技術科長溫邦彥,原為廠裏的革新能手,但他發明的一些產品卻因與工廠生產無關而無法投產。為了實現自己不斷鑽研技術並使產品投產的想法,1981年溫邦彥辭去技術科長一職,離開原單位,集資辦起一個專門生產自己發明的新產品的工廠。原永嘉縣上塘鎮鎮委書記葉康鬆,通過考察認識到將荒山辟為果園對永嘉山區脫貧致富的重要性。1986年上半年,正值38歲風華正茂仕途無量的時候,他向縣委打辭職報告,不僅辭去職位,而且辭去公職,承包大片荒山,雇了二十多名職工,開荒種水果,還興辦了畜牧場、加工廠以及永嘉果樹研究所。後來,他又前往美國發展。他說自己棄官下海的原因:中國現在有的是官,出色的農民企業家卻太少了,要發展中國經濟,企業家比官更需要。
八九十年代的溫州大地,湧動著創業的熱潮。
上海凱泉泵業集團總裁林凱文,一個先在溫州成功創業後在上海得到大發展的溫州企業家,回憶說:“其實,當時你如果在溫州,你就會知道這股‘做生意’的氛圍會完全把你吞沒。”林凱文就是在1987年辭職下海,開始走上創業之路的。溫州長城鞋業公司的老板鄭秀康,則是1980年從當地的國營機械企業辭職,湊起數千元錢開辦了一家小皮鞋廠。這股創業潮,同樣在樂清柳市——今日全國低壓電器生產的半壁江山——湧動著。一本名為《溫州懸念》的總結溫州改革開放曆程及其相關問題的著作,用很有氣勢的優美文字,回顧柳市人的早期創業:“1978年至1990年,‘農民起義’,揭竿而起。籌三千元,聚三五個親戚朋友,無數低壓電器家庭專業戶各立山頭,八仙過海。”到了90年代,隨著經濟改革的日漸深入和市場經濟的發育成熟,某些國營企業和集體企業不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弊端日益明顯。在親戚朋友、左鄰右舍成功致富的一個個實例教育下,越來越多的人主動跳出長期效益不好的國營企業和機關單位,投身私營經濟。
除了基於創業衝動主動離開國營和集體企事業單位的人員,溫州的創業大軍中還有相當一部分人員,是因本單位經營不善,倒閉或瀕於倒閉,而不得已走上創業之路的。人都有惰性,害怕風險,喜歡過安定平靜的生活,相當多的人隻要原來單位還能維持下去,也就得過且過了。80年代,溫州的私營經濟雖然有了較大的發展,但中國政治舞台不時發生的“姓資”還是“姓社”的爭論,以及對勞保、福利的現實考慮,還是使許多溫州人不敢輕易離開國營或集體企事業單位,一直到單位倒閉或瀕於倒閉。這一部分人,在溫州的創業大軍中也占有相當的比率。《十萬供銷大軍》這本書介紹了20位溫州推銷人員的事跡,其中便有三四位國營或集體企業的職工。自90年代後期開始,溫州的很多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通過改製成為私營企業,下崗職工人數空前增加,私營經濟的隊伍因之又一次得到較大的擴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