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創業，首先要有通過創業擺脫貧窮的強烈願望，沒有這種願望，就沒有創業的衝動。溫州人就是靠著這種強烈願望，才衝破重重阻力，走上發展私營經濟的道路的。然而，落後地區的很多人尤其是農民卻是窮則不思變，甘願像自己的祖父母、父母那樣，過著貧窮的生活。甘肅東部的定西地區和寧夏南部的海原、固原和西吉三縣因長期水土流失，自然環境惡劣，經常幹旱，為全國有名的貧困地區，素以“貧瘠甲天下”。為了解決當地人民的困難和有利於生態恢複，１９８２年國家決定從這些地區對外移民７０萬人，遷到甘肅省內自然條件和經濟狀況比較好的地區。然而，人們卻不願離開這片土地。他們說：“人住慣了哪兒，哪兒好，窮就窮一點，窮日子安分”，況且“人比人，難道活不成嗎？”結果，隻有２０萬人遷走，其中的大部分還是複員退伍軍人、有文化的年輕夫婦或有手藝的能人。
我的一位在寧夏工作過的同事，一次到寧夏上述三縣中的某縣考察。在這片貧瘠的土地上，計劃生育嚴重失控，很多家庭擁有四五個甚至六七個孩子。當她問一位家庭主婦，如何養活這麼多的孩子時，對方回答：“鍋裏加碗水就行了！”我深深地被這位同事告訴的事實所震驚。在江南農村，對同樣問題的回答，應該是“鍋裏加把米就行了！”“加把米”和“加碗水”雖然是一字之差，卻反映了兩個地區的人們對生存水平認知的差異。鍋裏“加把米”，孩子仍可吃飽，而“加碗水”則不但新增加的孩子不能吃飽，甚至連家長和其他孩子都不會吃飽。在要“加碗水”的人看來，隻要活下去就可以了，吃飽不吃飽是其次。試想，如果百姓安貧樂窮，沒有改變自己生活的主觀能動性，他們怎麼會主動采取行動，去創業致富呢！人們常說：
“哀莫大於心死，窮莫大於心窮”，“窮則不思變”這種觀念，其實比“窮”要可怕得多。
“窮則不思變”的人畢竟不是很多，更多的人願意自己的生活不斷變好。但是，他們由於過慣了計劃經濟的生活，害怕創業或者不願意自己動手創業，隻希望政府幫他想辦法，替他安排一切。
一旦失業，隻好呆在家裏，坐等政府的安排，而不想其他的辦法了。這就是人們常說的“等、靠、要”。即使等待的時間很長，也甘願靠微薄的失業救濟過艱苦生活，繼續等下去。在貧困地區，有一些人常年享受救濟糧款而心安理得，在部分貧困地區，借貸和救濟已構成一部分貧困農戶必不可少的生存條件。不僅百姓這樣，甚至地方政府同樣如此。有些貧困縣安於長期靠國家救濟過日子，縣領導人以爭到“貧困縣”的帽子而自豪。人有這種“等靠要”的思想，不會去設法改變自己的窘況；政府有這種“等靠要”的思想，不會設法發展地方經濟。而溫州人卻是一不靠天，二不靠地，三不靠政府投資，一切靠自己的力量發展經濟。因此，落後地區的經濟要發展，首先必須向溫州人學習，破除“等靠要”的思想。
我國北方平原廣大，農業在經濟中占有特別重要的地位，工商業主要集中在城市，農村的工商業和商品經濟都不夠發達。加上當地有足夠的田地可供農民耕種，農民沒有必要棄農經商。由於這樣的原因，北方的農民大多習慣務農，不善經商，商品意識相當薄弱。他們受傳統的重農輕商思想的影響，往往還有輕視工商業的觀念，以為經商可恥，是“發不義之財”。他們說：“我寧願吃粗茶淡飯，也不抓那些燙手錢。”這種觀念的存在，勢必影響第二、第三產業的發展，使農民生活水平難以提高。安徽鳳陽小崗村就是一個例子。鳳陽小崗村和溫州的永嘉縣都是全國最早實行包產到戶的地方。然而，永嘉人在包產到戶不久，便致力於發展家庭工業和農村市場，很快改變了家鄉的貧窮麵貌。而小崗村在包產到戶以後就沒有進步，直到１９９２年，１４６人的村裏沒有１家私營企業，沒有１個個體戶。由於隻靠農業，１９９０年小崗村人均收入不過６３０元，而此時溫州農民的人均純收入已達１２００元。這年小崗村的收入與全國農民平均收入持平，但全國農民人均土地隻有１．５畝，小崗村人均卻達４畝之多。在商品經濟更不發達的西部落後地區，輕視工商的思想更為嚴重。
在貴州等地，人們不屑從事的許多雜工，大多是沿海和內地的農民所為，而在某些地方去集市賣雞也可能被人恥笑；在紅河南岸的一些地方，人們寧可將多養的牛放為野牛，也絕少將其轉化為商品。
由於我國長期實行計劃經濟，注重企業的所有製性質，對私有經濟進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嚴厲批判，人們對曾被劃為“資本主義尾巴”的私人企業和個體戶，一向持有很強的戒心，避之惟恐不及。盡管時代已經改變，私人企業和個體戶政治上已取得合法身份，很多人出於對勞保、福利等問題的擔心，仍不願在私營經濟部門就業。這種現象，前些年在內地一些城市比較明顯，人們特別在乎企業的所有製性質。一位在外地辦廠的溫州老板回憶說：他前些年曾在北方某城市的人才市場尋找新職工，尋找工作的人來到攤位上，不問工作不問待遇，先問企業是國營還是集體。當聽到是私營企業時，人家回應他的就隻是一個背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