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Ⅰ
萊辛《金色筆記》前言
這部小說的形態如下：
先有一個輪廓，或者說框架，即《自由女性》，這是一部約六萬字的中篇小說，可以獨立成篇，但又分成五部分，被黑、紅、黃、藍四本筆記的章節分隔開。四本筆記的作者是《自由女性》的主人公安娜·沃爾夫。她采用四本而不是一本筆記本記事，是因為她意識到有必要將筆記所記的內容逐一分開，以免引起混亂、無序，乃至精神崩潰。來自內部和外部的壓力導致四本筆記的記事停止；結束處都劃有一條粗粗的黑線。四本筆記的記錄結束後，散亂中產生一部新的筆記，那就是《金色筆記》。
筆記中的人物有時以匿名時代那種千篇一律的口吻探討問題，演繹理論，闡述教義，或給事物界定、劃類，你簡直可以像昔日道德劇那樣稱呼這些人，管他們叫“教條先生”，“我因找不到歸宿而自由先生”，“我必須有愛情和幸福小姐”，“我做任何事都得以善為本夫人”，“質疑真正的女人在哪裏先生”，“質疑真正的男人在哪裏小姐”，“我瘋了是因為他們說我瘋先生”，“生活就是自身的體驗小姐”，“我從事革命因此我就是革命先生”，“如果我們能處理好這個小問題也許就能忘記我們不敢正視大問題夫婦”，等等。但他們也互為映照，相仿相成，思想和行為也是互為因果，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構成各自的整體。在內置《金色筆記》中，事物由離到合，黑紅黃藍的分界不複存在，破碎的態勢終結後是一種無形之形，最後顯現第二主題，即整合。安娜和那個美國人索爾·格林的人格發生“崩潰”。他們瘋了，癲了，狂了——你說什麼都行。他們“崩潰”後變成了對方，變成了他人，他們突破了為自己的過去而設計的虛假的模式，突破了他們用來自我支撐或相互支撐的模式和規章，從而發生交融。他們能從自己身上聽見對方的心聲，認識到對方的存在。原先對安娜懷有忌妒，危害極大的索爾·格林轉而支持她，忠告她，向她提供寫作另一部小說，即《自由女性》的主題。小說開卷句是：“兩個女人單獨待在倫敦的一套住宅裏”，“自由女性”這個標題其實是反諷。安娜具有強烈的占有欲，待人苛求，她對索爾忌妒得差點發狂，後來卻把那本漂亮的新筆記本，即金色筆記，送給他。這本筆記本她原先不想送人，後來卻為他的另一作品提供主題，並在筆記上寫下第一句：“在阿爾及利亞一道幹燥的山坡上，有位士兵看著月光在他的槍上閃爍。”在由兩人合作寫出的《金色筆記》中，你已分不清誰是索爾，誰是安娜，分不清他們與書中其他人有什麼區別。
精神“崩潰”導致內在的自我未能拒斥人格的雙重或多重的分裂。當一個人出現人格分裂時，描述這種“崩潰”也是一種自我治療。當然，這一主題除了我，別人也寫過。此前我寫過一個有限的短篇，作為長篇的主題，這是第一部。這裏的內容更粗糙，更接近於經驗，它尚未定型為思想和模式：由於材料更原始，也許更有價值。
但是，沒有人注意到這個基本主題，這部書很快被低估了，無論友好的評論家還是不懷好意的人士，都說它描寫的是性戰爭，女人們還宣稱這部書是性戰爭的一件有用的武器。
從此以後，我便處在一個虛幻的位置上，到了後來，我能做的隻能拒絕支持女人。
當然，就婦女解放而言，我是支持的：在許多國家，都有人口口聲聲說婦女是二等公民。人們很認真地傾聽著這樣的論調，從這一點上可以說，說這話的人成功了。原先對婦女解放運動懷有敵意或冷漠的各方人士說：“我支持她們的目標，但我不喜歡她們的尖聲怪叫和令人作嘔的作風。”任何一次革命運動，都不可避免地得經曆一個顯而易見的階段：改革者的權威必然被那些因勝利衝昏頭腦，進而不知道如何享受勝利果實的人所否定。我以為，婦女解放運動不可能帶來多大變化，這並非因為這場運動的目標有什麼差錯，而是因為我們正生活在一個大動蕩的時代，整個世界因這動蕩而改變了模樣。這一點一目了然。如果這場動蕩能有個了結，到了那一天，也許婦女解放的目標已顯得渺小而怪異了。
這部小說不是為婦女解放吹響的號角。它描述了女性的諸多情感，包括專橫、敵意、怨恨，等等。我將這些情感印成了文字。顯然，許多女人所思考、感受、經曆的都令人驚愕。一大堆古老的武器會即刻搬出來，與往常一樣，最主要的那幾件不外乎“她不像個女人”，“她厭惡男性”。這種特殊的反應似乎是顛撲不破的。男人們（也有許多女人）說，選舉權是去女性化的，屬於男性的，與殘暴聯係在一起的。當女人要求得到比造化所賦予的更多時，總是由男人或少數女人來記錄這種欲求，我所讀過的各種社會的文獻無不如此。許多女人痛恨這部《金色筆記》。一個女人對另一個女人所說的那些話，她們在廚房裏所談的家長裏短，閑言碎語，還有她們在性受虐時想要表明的一切，通常是她們留到最後才說的，因為男人有可能在偷聽。女人從來都是膽怯的，因為長期以來，她們都處在半奴隸的狀態。隻有極少數的女人隨時準備站出來向自己相愛的男人申訴她心裏真正所思考的，所感受的，所體驗的一切。一聽到男人說：“你不像個女人，你太專橫，你讓我失去男子氣概了”，絕大多數女人會像被人丟了石塊的小狗那樣躲到男人身邊。我的信念是：任何一個女人，如果她嫁的是一個喜歡威脅女人的男人，或者她還十分認真地將他當一回事，那她是活該受罪。這樣的男人是個恐嚇者，他並不了解他所生存的這個世界及其曆史。在過去任何一個社團中，男人和女人都發揮著無可限量的作用，如今亦然。他太無知了，要麼就是他害怕越出常軌，他是一個懦夫……我寫下這些話，感覺上就好像在給遙遠的過去寫信：我相信，今天我們想當然的一切，到了下一個十年，都會被掃蕩一空了。
（那麼，為什麼要寫小說呢？是啊，為什麼！我想，這是因為我們還得生存……）
有的書由於跳過了某個觀念的階段，想當然地將尚未出現的某個社會的信息具象化，很容易被人誤讀。我是以婦女解放運動所引發的種種觀念似乎已經存在為前提寫出這部小說的。1962年出了第一版，至今已有十年。如果它是今天出版的，有可能寫得更好讀，而不僅僅是旁敲側擊。時局的變化太快了！某些矯揉造作就不會見諸於文字。就說十年，甚至五年以前吧，那是一個性叛逆的時代，由男性作家寫出的不計其數的小說和劇本都在激烈地抨擊婦女——尤其在美國，還有我們英國——婦女被描寫成悍婦和淫婦，特別是婚姻的破壞者和插足者。男性作家的這種態度是理所當然的，向來作為無懈可擊的哲學基礎，極其正常的思想觀念被世人接受，當然，沒有人會想到這是對婦女的仇視、專橫或神經過敏。這種狀況仍在繼續，但現在的情況已有所改觀，這一點毋庸置疑。
我當時隻是埋頭寫作，根本沒有想過這部作品是否會被讀者接受。我陷入其中不能自拔，不僅僅因為這部小說難寫——我腦子裏有個計劃，我按這個計劃連貫地寫下去，這本身就有難度——而且因為我需要一邊寫一邊學。預先給自己勾勒出一個嚴謹的結構，並設置出諸多限製，這種做法也許能擠壓出一些最意想不到的新東西。開始寫作時，突然冒出的許多觀念和經驗，我都認不得是否屬於自己了。先不說用於寫作的人生經曆，光寫作的過程本身，就令人痛苦而難忘。它簡直改變了我這個人。寫作的全過程令我百感交集，當我將手稿交給出版商和朋友時，自己也覺得我寫的是一本關於性戰爭的宣傳冊，我還發現，不管當時怎樣辯解，這份診斷結論是改變不了的。
然而，這部書的內質，它的結構，裏麵所描寫的一切，都既含蓄又清晰地表明：我們不應該將事物分離，不應該讓人格分裂。
“束縛。自由。善。惡。是。非。資本主義。社會主義。性。愛……”《自由女性》中的安娜在闡述小說的主旨：這個主旨她是大聲喊出來的，是用鑼鼓喇叭宣布的……至少我是這樣想象的。正如我所相信的那樣，在一本稱為“金色筆記”的書裏，其中稱為“金色筆記”的章節可以視為核心，承受全書的重量，表明作者的立場。
但事實並非如此。
別的主旨也進入了這部作品的構造之中，這對我來說是嚴峻的：多年以來，那些一直縈繞在我腦海中的觀念和誌趣都聚集到一塊了。
我的一個想法是：在不列顛，要想找到像一百年前，即上個世紀中期的托爾斯泰描寫俄國，司湯達描寫法國那樣一部反映知識與道德風貌的作品是不可能的。（就這一點而論，我們隻有棄權的權利。）閱讀《紅與黑》和《紅與白》,你能了解法國，似乎你自己就生活在那裏。閱讀《安娜·卡列尼娜》，你能了解俄國。但維多利亞時期沒有一部小說具有如此的功用。哈代告訴我們貧窮是怎麼回事，人的想象力一旦超越一個狹隘的時代，又會發生什麼事，做一個殉道者又將是怎樣的情景。喬治·艾略特就其能力論，已經做得很好了。我以為，作為一個維多利亞時期的婦女，她不得不付出的代價是：即使在她不屑於與時代的虛偽為伍時，也不得不扮演一個好女人的角色。她太講道德，因此不能理解很多東西。梅瑞狄斯是一位被人嚴重低估的作家，他也許最接近司湯達他們。特羅洛普也嚐試過這樣的主題，但缺乏廣度。沒有一部小說能像威廉·莫裏斯所寫的傳記那樣生動精彩地表現觀念的衝突。
當然，就我而論，我相信女性用來觀察生活的濾色鏡與男性的那麵是一樣有效的……這個問題先擱置一邊吧，或者幹脆不去考慮它，我覺得：要想“觸摸”本世紀中葉意識形態的脈搏，你就得置身於社會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者中間，因為我們這個時代的偉大論爭都是在社會主義各個階段中展開的。在各種運動、戰爭或革命的參與者眼裏，這些運動無論前進，或停止不前，或倒退，都屬於形形色色的社會主義或馬克思主義運動的一部分。（我想，我們至少得承認，將來人們回顧我們這個時代時，也許跟我們的看法截然不同，就像我們現在回顧英國革命、法國革命，甚至俄國革命時，我們的看法跟生活在那個年代的人大不一樣。）馬克思主義與它的各種支派已將思想迅速而有效地播布到世界各地，即便到了“過時”的一天，也已經被吸收，成了日常思維的一部分。三十或四十年前，某些觀念還隻是固封在極左分子內部，但二十年前，這些思想已在左派內部普遍蔓延，而到了十年前，已經成了左派和右派嘴上叨念的社會觀的老生常談。如此被深度吸收過的某些東西到後來就成了一種能量——它成了主導的力量，在我著手撰寫的這部小說中，還得作為中心而存在。
長時間揮之不去的另一個想法是：小說的主人公應該是一個患“障礙症”的藝術家。這是因為有關藝術家的主題有一陣子一直主導著藝術界：左右著畫家、作家和音樂家。所有的大作家都用這個主題，大多數二流作家也用。他們的原型是藝術家，其鏡影則是商人，從這一麵看是創造者，從另一麵看則是麻木不仁的粗野之徒。我們的文化就寄生在他們的胯下。這兩種意象都超越了敏感性、苦難和極端的利己主義，隻是因為他們手上有藝術品，這種利己主義才被寬容——同理，商人也有他應被寬容的理由。我們已經習慣了我們的現狀，從而忘記了藝術家作為範例這個新主題。一百年前的英雄不是藝術家。那時的英雄是戰士、帝國的創建者、探險家、神職人員、政治家，等等。女人的情況十分糟糕，她們中難得出現一個佛洛倫薩·南丁格爾。隻有怪人和行為反常者才想做藝術家，但也不得不為之奮鬥。當我決定描寫我們時代的“藝術家”或“作家”時，我覺得有必要給這個人物設置一個障礙，並通過探討這個障礙的成因來闡述這個主題。這就意味著我得將戰爭、饑饉、貧窮這些壓倒一切的大問題與那個企圖反映這些問題的渺小個體聯係在一起。但令人無法容忍的，真正讓人無法接受的正是這個極其孤立、極其自戀、自視過高的人物。年輕人對藝術家有年輕人自己的認識，他們改變著這個形象，在創造一種屬於他們自己和文化：成千上萬的人在拍攝電影，協助電影製作，發行各種各樣的報紙，創作音樂，從事繪畫、寫作、攝影，等等。通過不計其數的拷貝，他們已經排斥了那個孤立的、富有創造性的、生性敏感的人物。這一傾向已趨向極端，到頭來必然出現某種反撥，這是很正常的。
“藝術家”這個主題還不得不與另一個主題“主觀性”聯係在一起。當我著手寫作時，作家們還得刻意不表現“主觀”。這種壓力源於共產主義運動內部，它是社會學文藝批評的一個藝術主張，這套理論體係由一班俊才首創於19世紀的俄國，其中最著名的是別林斯基，他們利用藝術，尤其是文學，跟沙皇專製與壓迫作鬥爭。這套理論很快廣為傳播，50年代末，我們英國就以“責任說”與之遙相呼應。在共產黨國家，它至今仍有市場。所謂“責任”，用句簡單明了的話說就是：“羅馬都著火了，你怎麼還有心思考慮愚蠢的個人私事啊。”如果這一說法來自於你身邊最親近的人，來自於做什麼事都被你由衷敬佩的那些人，比如努力與南非的種族歧視作鬥爭的人，那你就很難置若罔聞了。然而，長期以來，形形色色的藝術，包括長篇小說和短篇小說，都變得越來越個性化。在《藍色筆記》中，安娜談到她的講座時是這樣說的：“‘中世紀的藝術是集體的，非個人的，它表現的是群體意識。那裏沒有資本主義時代的藝術所具有的那種感人而痛苦的個性化特征。將來有一天，我們會拋棄個人化藝術那種激動人心的自我吹噓，回歸到表現人類的責任和相互間兄弟般情誼的藝術中去，從而將表現人之間的區別和差異的題材拋在一邊。西方文學已經逐漸變成發自靈魂的痛苦呻吟。痛苦已是我們時代的最大現實……’我一直在說這樣的話。但三個月以前，在一次講座中，我開始變得結結巴巴，難以為繼了。”
安娜變得結結巴巴，是因為她想回避什麼。一旦出現某種壓力或潮流，你是很難避開它的：你無法避開你的強烈的主觀性。如果你樂意，你可以把這主觀性稱作作家為時代所承擔的責任。你無法置之不理：你寫一部關於建造大橋或大壩的書，就不能不涉及建造者的思想與感情。（你覺得我是在鸚鵡學舌嗎？根本不是。當時，這種非此即彼的論斷正是共產黨國家的文藝理論的核心。）我終於懂得：要想擺脫或克服因描寫“個人的小事”而引起的困惑和不安，不妨承認非個人的現象並不存在，也就是說，根本沒有獨一無二的東西。描寫你自己，實際上就是描寫他人，因為你所麵臨的問題，你的喜怒哀樂，你所具有的非同凡響的思想觀念也不是你個人獨有的。所謂“主觀性”，就是先入為主地將實際上存在無限可能性的個體渺小化，處置這個問題的方法是將個體視為一個小宇宙，以此來衝破個性化，即主觀性的局限，從而使個體性具有普遍性，並使私人的經驗轉化為大於私人的東西。實際上，這也是生活中司空見慣的現象。當你還是個孩子時，你就會想到：“我在愛”，“我在感受這樣或那樣的情感，我在思考這樣或那樣的問題”。個人所謂的獨一無二的、不可思議的經曆其實是眾人所共有的，這道理隻有當你成長了才能懂得。
還有一個想法是：如果這部作品構思得當，還可以就傳統小說發表作者的意見。自從小說問世以來，關於小說的爭論一直沒有停止過，這個爭論已經不是什麼新東西，這一點你隻要閱讀一下當前的學術研究，就想象得到。我將《自由女性》這部中篇小說作為那一大堆材料的歸納與縮寫，本意就是想談談傳統小說，這也是一個作家對自己所寫的表示不滿的一種方法：“我刻意想表現的真實太微不足道了，我從雜亂中梳理出的東西太有限了！經驗為我提供的一切是那麼的粗糲，那麼的無序無形，這篇短短的文字又如何能反映真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