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本意是想寫出一部能注解自身的作品，我要讓這部作品作出無聲的聲明：談論寫作的過程就是小說的構成。
前麵已經說過，恰恰這一點被人們忽視了。
原因之一是這部作品繼承更多的是歐洲的小說傳統，而不是英國的傳統。或者說，我所繼承的英國傳統遲至今天才被認識。英國小說畢竟還有《克拉麗莎》和《特裏斯丹·香代》，《悲劇的喜劇人物》以及約瑟夫·康拉德。
毫無疑問，嚐試用小說表達某些觀念，即意味著跟作者自己過不去：我們文化中的狹隘主義太嚴重了。例如，一代代走出大學校園的聰明的男女青年就敢理直氣壯地說：“當然，我對德國文學一無所知。”這已是一種風尚。維多利亞時代的人對德國文學了解得很全麵，如果對法國文學了解得不夠，他們便會覺得內心有愧。
還有，我從馬克思主義者或曾經的馬克思主義者那裏獲取批評的理論，這不是偶然的。他們看到了我努力想看到的東西。這是因為，馬克思主義是將事物作為整體並從相互間的關係來認識事物的——它至少努力想做到這一點，至於它的局限性，這裏暫且不談。一個受過馬克思主義影響的人會想當然地以為，發生在西伯利亞的某個事件會影響到生活在博茨瓦納的某個人。我以為，除了有效的宗教，馬克思主義是我們這時代對世界性思維、世界性倫理的首次嚐試。它犯了錯，未能阻止它自身像其他宗教那樣一再發生分裂，最後變成一個個小教堂，小宗派，小教團。但它畢竟是一種嚐試。
我將自己當時想做的一切公之於眾，這樣做會招惹批評家，有可能讓他們感到不快。對於作家與批評家，劇作家與批評家之間不幸的紛爭，就像孩子間的爭吵，公眾早已見怪不怪：“哎呀，我的好家夥，他們又幹起來了。”或者：“你們作家得到的都是讚美，如果不是，至少也能招搖過市——你們為什麼總是覺得自己受了傷害呢？”公眾的意見是對的。我可不想卷入其中，早期寶貴的寫作經曆使我對批評家和評論家有了自己清醒的認識。然而，論及《金色筆記》這部小說時，我又失去耐心了：我總覺得他們的評論大多太愚蠢，根本就不真實。心平氣和地想想，我理解了問題所在。原因就在於作家將批評家當作另一個自我，那個自我比作家自己聰明許多，他早已知道你有一個什麼樣的目標，他要判斷的是你是否與那個目標保持一致。我所見過的作家，當他們麵對真正的批評家這個稀有生物時，無不顯現偏執狂的跡象，擺出畢恭畢敬、感激涕零的樣子。因為他知道他所想的正是他所需要的。但作家的目標是無法達到的。他何必期待那個非同凡響的生物——十全十美的批評家呢？十全十美的批評家確實偶爾存在著，但問題是，為什麼應該有這個對作家想要做的一目了然的人呢？編織那個特殊的繭狀物的人畢竟隻有一位，這唯一的一位所做的就是編織那個繭。
評論家和批評家都不能為他們想要得到的提供任何東西，為此神魂顛倒、孜孜以求的是作家。
這是因為批評家沒有這方麵的修養；他們所接受的訓練是與作家相悖的。
作家的訓練從孩子五六歲上學讀書時就已開始。它始於符號、獎賞、名次、分組、星星——有不少地方采用杠杠。這種競爭性的心智，非勝即敗的思維方式，將導致“作家X領先作家Y一兩步，作家Y掉隊了，作家Z寫出的最後一部作品證明他比作家A更優秀”。從一開始，這個孩子就學會這樣的思考：凡事都有個比較，一切取決於成敗。這是一種淘汰製：弱者因失勢而出局。這種製度旨在篩選少數優勝者，再由他們進行相互間不斷競爭。盡管這裏不便展開這個話題，但我相信，每個孩子所具有的才能（不是指官方公布的“智商”）都是伴隨終身的，隻要這才能不被估價為功勳柱上的商品，將使他自己和他人受用終身。
一開始就得學會的另一點是質疑自己的判斷。孩子們得學會服從權威，學會查找他人的觀點和論斷，學會引用和遵循。
就像置身於政治圈的人那樣，孩子們從小就被告知自己是自由的，民主主義者可以有意誌的自由和思想的自由，他們生活在自由的國度，可以自己作出決定。同時，他們又是這個時代的假設和臆斷的奴隸，他們不能為此提出質疑，因為從沒有人告訴他們這些東西是怎麼存在的。當年輕人達到有必要在文學藝術和科學之間作出選擇的年紀時（我們都想當然地以為選擇是不可避免的），他們通常選擇文學藝術，因為他們覺得這裏有人道、自由和選擇。他們根本不知道自己早已被一種體係模式化了：他們不知道選擇本身就是紮根在我們文化中的虛幻的二分法的產物。那些已經認識到這一點，並不願讓自己進一步被模式化的人於是準備離開，在半自覺、半本能的衝動中謀求不至於導致人格分裂的職業。在現有的製度下，從警察局到學術界，從醫學界到政界，我們都很少去注意那些離去的人。這種淘汰現象一直在發生，如果發生在早期，很有可能將那些具有創造性和改革精神的人排斥出去，留下那些墨守成規，與原有的職業形象更相符的人。年輕的警察離開警察局，他說他不喜歡不得不從事的工作。年輕教師離開教學崗位，因為她的理想破滅了。社會機器悄悄運轉著，不被人注意，但它依然那麼強大，總能確保我們的製度的嚴厲性和壓迫性。
在這樣一種教育體製下成長起來的孩子一旦成了批評家和評論家，就不可能為那些癡心追求創新的作家和藝術家作出富有想象力與創造精神的判斷。他們能夠做的，他們能夠做得好的，隻是告訴作家：他的小說或劇本如何寫才能與當前的情感與思維模式，即觀念的風尚保持一致。他們就像石蕊試紙。他們是毫無價值的風速測定儀。他們是最敏感的公眾輿論氣壓計。你能從這裏見到情緒與觀念的變化比任何地方都快，能超過他們的隻有政治風雲了。這是因為這些人所受的全部教育就是如此：他們留意身邊的人，關注他人的觀點，隨時準備修正自己去迎合權威者，迎合“現成的思想觀念”——對了，這“現成的”就是他們的啟示！
也許我們的教育沒有其他的辦法了。有可能，但我不相信。準確地描述事物，叫出事物的適當名稱，這至少也是有用的。但從觀念而論，在孩子接受學校教育的全程中，有必要反複向他們強調的是：
“你們正處在一個被灌輸的階段。我們的教育製度還沒有完善，除了灌輸式，我們還沒有別的好辦法。很抱歉，這也是我們現在能做的一切了。你們在這裏學到的隻是現行的偏見與我們這特殊文化所推崇的價值取向的混合體。稍微了解一點曆史就能知道，這些東西肯定不能持久。你們所受的教育由那些墨守成規的人所施行，他們隻懂得如何去適應前輩留下的那套思想體係。這是一種為自身的不滅而設計的體係。應該鼓勵你們當中頭腦更健全、更具個性的人離開學校，找到自學的辦法，學會自己作出評判。那些留下來的一定要記住，每時每刻都記住：他們正在被模式化，規範化，以適應我們這個特殊社會既狹隘又特殊的需要。”
與其他作家一樣，我經常收到來自世界各地，尤其是美國的年輕人的信件，他們打算寫論文，評論我的作品。他們總是說：“請為我提供一份有關您的著作的論文清單，告訴我那些報道過您的批評家和權威的名字。”他們還要求我提供無數相關的細節，數量之多就像移民局的案卷，他們通過學習得知，這一切都是很重要的。
對於這樣的要求，我會回答：“親愛的學生：你瘋了。值得你閱讀的書不計其數，你何必整年整月地去寫一本書，甚至一個作家呢？你沒有發覺自己成了某個有害的體製的犧牲品嗎？如果你是自己決定把我的書作為選題，如果你一定得寫一篇論文——請相信我，你覺得我寫的東西對你有用，這我很感激——那你為什麼不去讀讀我寫的東西，憑你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經驗加以驗證，並從自己的思考中作出判斷呢？別去理會什麼白教授黑教授吧。”
“親愛的作家，”他們會這樣回答，“我必須知道權威是怎麼說的。如果我不引用他們的觀點，我的導師不會給我打分的。”
這是一個國際性的體製，從烏拉爾到南斯拉夫，從明尼蘇達到曼徹斯特，都一模一樣。
問題是，我們對此已經習慣，我們再也看不出它的壞處。
我並不習慣它，因為我14歲時就退學了。有一陣子，我曾為此而難過，以為自己錯過了某些寶貴的東西。如今我慶幸這次逃避。《金色筆記》出版以後，我有意對文學這台機器作了研究，調查了批評家或評論家的製作過程，我還閱讀了不計其數的考試卷，結果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坐在教室裏講授文學課，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你也許會說：你的話言過其實了，你說你沒有成為這個體製的一部分，那你就沒有權利發表意見。我覺得這一點並不言過其實，一個局外人的反應往往頗有價值，因為它是新穎的，不會因效忠於某種特殊的教育而懷有偏見。
這次調查以後，我不難回答心中的疑問：他們為什麼如此目光短淺，如此個性化，如此心胸狹隘？為什麼總是計較雞毛蒜皮，總是鑽牛角尖，總是著迷於細節，對整體不感興趣？他們為什麼把“批評家”這個詞總是理解為“吹毛求疵”？他們為什麼覺得作家總是相互鉤心鬥角的，而不是互助互惠的？……事情很簡單，他們在學校裏學到的就是如此思考問題。能真正理解你在做什麼，朝著什麼目標努力，並能給你以忠告，作出真正的評判的那個有價值的人，幾乎總是在文學這台機器之外，甚至不在大學這個圈子裏。可能他就是一個剛剛起步的學生，一個文學愛好者，也許是一個憑天性行事，閱讀廣泛，善於思考的人。
我總是對那些花一兩年時間寫關於某一本書的論文的學生說：“閱讀的有效方法隻有一種，那就是在圖書館和書店裏瀏覽，選擇你喜歡的書，隻讀你喜歡的書，厭倦時就丟開，拖宕的章節就跳過去。千萬千萬別因你覺得必要才去讀，或者將閱讀當作一種時尚或潮流。記住：你20歲或30歲時感到厭倦的某本書，到了40歲或50歲時，會向你敞開知識的大門，反之亦然。不合適你閱讀的時候就別讀。記住：即便在這個人人尊重文字的年代，已經出版的書籍固然很多，但還有同樣多的書沒有印出來，甚至沒有寫下來，因此，曆史，甚至包括社會倫理，都是憑口述的故事傳承的。那些隻憑寫下來的文字進行思考的人（不幸的是，我們的教育體係隻能在培養這種人時有所作為），其實已經丟失了他們眼睛所見的一切。例如，非洲的真實曆史依然掌握在黑人說唱藝人和黑人史學家、醫生等智士賢達手中，這是一部口傳的曆史，白人無法掠奪它。不管什麼地方，隻要你留意，就能發現：真理以口相傳，不是以筆承載。因此，千萬別讓書本成了你的主人。最重要的是，你應該懂得，你在一本書或一個作家身上花了一兩年時間，這隻能說明你所接受的教育很糟糕。他們本來應該教你按自己所好廣泛閱讀，你本來應該憑自己的感性選擇你需要的書。這也正是你需要提高的地方，而不是僅僅學會如何引用他人的觀點。
但不幸的是，人們總是很遲才會這樣做。
最近出現了學生鬧事，有一陣子，好像事情似乎會有所改觀了：他們對自己所受的僵死的教育表現出極度的不滿，人們以為一種新穎的、更有用的教育將取而代之。然而，這場動蕩似乎已經結束。悲哀啊！在美國學生鬧事的那段日子裏，我收到他們的來信，說有些班級的學生拒絕使用教學大綱，他們將自己選擇的書帶進教室，那都是一些他們覺得與生活密切相關的書。學生們情緒高漲，時而言詞激烈，憤怒、激動，吵吵嚷嚷的弄得不可開交。當然，這場風波的出現是有教師參與的，他們同情學生，站在學生一邊與校方對抗，並隨時準備承擔後果。這些教師知道，他們所教的那一套是糟糕的，乏味的。這一點值得慶幸：即便學生自己失去了熱情，還會有人出來否定錯誤的東西。
還有一個國家也出現了類似情況……
三四十年前，有位批評家將他認為在文學史上值得一提的作家和詩人列出了一份名單，並將其他人一概刪除。他還寫了一篇長文來為自己的名單辯護，這份名單很快成了爭論的焦點。不計其數的文章紛紛出籠，這樣那樣的學派聞風而動，有的表示支持，有的表示反對。許多年以後，這場爭論仍在繼續……沒有人知道這場鬧劇是悲哀還是荒謬……
怪不得總有那麼些玄之又玄、高深莫測的批評著作，立論幾經轉手，討論著小說、戲劇的創作。在世界各地的大學裏，寫這類書的人已形成一個階層：這是國際化的一個現象，文學批評占據著學術之巔。這些人的生命就在批評或批評的批評中度過。他們認為自己的工作比創作更重要。一個學文學的學生，花在閱讀此種批評和批評的批評上的時間，很可能比花在閱讀詩歌、小說、傳記、故事上的時間還多。很多人認為這種現象是很正常的，並不悲哀，並不荒謬……
怪不得我能在什麼地方讀到這樣一篇評論《安東尼和克勒佩特拉》的文章，那是一個希望得到優秀等級的男生寫的：文章充滿新意、激情和真情，那是真正的外國文學教學所期盼的。這篇文章卻被老師退了回去，評語是：我無法給這篇文章打分，你沒有引用權威的觀點。很少有教師認為這個評語很悲哀，很荒謬……
怪不得那些自以為受過良好教育，覺得自己比沒有讀過書的人更高貴、更優雅的人，準會來到某位作家麵前，祝賀他或她在什麼地方獲得了好評。但他不會考慮是否有必要讀一讀那本書，或者想一想他們感興趣的是否隻是成功……
怪不得描寫某個主題的書（比方說白日做夢吧）一旦出版，即刻就有許多大學、協會、電視節目寫信給作者，邀請他去談白日做夢。至於這本書的閱讀，那是他們最後才想到的。這種現象被認為很正常，一點也不荒謬……
怪不得有這麼一位男子或女子，批評家或評論家，他所學本來有限，對某位作家的作品更是知之甚少，但他就敢以屈尊俯就的姿態去評論那位已經寫出15部書，具有20或30年寫作經驗的作家。他還擺出十分厭煩的樣子，或者說他所考慮的隻是他的學術業績。他還指導那位作家，告訴他接下去寫什麼，怎麼寫。沒有人覺得這很荒唐，那位年輕的批評家或評論家，當然更不會覺得荒唐，因為他所受的教育就是如何做作家的恩人，如何將曆史上受過庇護的作家一一記錄在案，從莎士比亞開始，一直到今天。
怪不得一位考古學教授寫到北美某個部落如何掌握植物學、醫學、心理學知識時會說：“令人不可思議的是，這些人還沒有自己的書麵語言……”沒有人覺得他的話很荒謬。
怪不得在雪萊誕辰一百周年時，三位具有相同教育背景、來自相同類型大學的年輕人，會在同一周時間裏分別在三種不同的學術刊物上發表論文，異口同聲地為雪萊說了幾句蒼白無力的好話，然後便大事譴責，好像他們提到他的名字，已經給了他很大的麵子。似乎沒有人想過，這種現象的出現隻能表明我們的文學係統出了嚴重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