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祥熙首先對這兩家銀行發起了一次“流言攻勢”。他一次又一次地約見工商業的資本家，含沙射影地對他們說：“困擾中國的一切問題都是銀行家們所作所為造成的，為什麼工商業資本家無法得到貸款？為什麼銀根這樣緊？為什麼利率這樣高？根子就在這裏。”
他和宋靄齡慷慨大方，一次次設宴招待這些憂心忡忡的資本家，引誘這些人向中國和交通銀行發泄不滿情緒，製造對立。在一次由青幫頭目杜月笙出麵召集的會議上，孔祥熙還信誓旦旦地對上海的工商業資本家說：
“如果中央銀行、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能夠聯合起來，組成一個三銀行財團，整個實業界的狀況就會大大改善，就可以毫不費力地得到低息貸款。”
通過一係列的活動，或流言，或行賄，使日益陷入窘困的工商業資本家們感到極為不滿，他們認為南京政府和銀行家並不同情他們的困難．不願更多地扶植他們發展生產。一些企業的頭麵人物組成了一個叫做中國工商業救濟協會的組織，要求中央、中國、交通三大銀行增加500萬元的救急款，無擔保貸給麵臨破產的企業，還要求南京政府發起一個以他們的資產或商品做擔保的大規模發展實業的借款計劃，使經濟從蕭條中得以恢複。
火被點起來了，孔祥熙得意。這些企業家的要求被孔祥熙用來作為壓迫銀行家的工具。孔祥熙作為政府官員，抓住時機，來到上海，召集上海地方協會、救濟協會、城市官員和上海銀行家又開了一係列會議。無論是在會內還是在會外，無論是白天還是黑夜，孔祥熙都用各種方式催促銀行家貸款。
胳膊擰不過大腿。銀行家們不得不答應，由中國銀行、交通銀行和一些商界銀行組成銀行財團，提供500萬元應急借款。
1935年3月23日，在事先不打任何招呼的情況下，孔祥熙突然宣布政府必須接管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該二行都必須增資而由政府控製半數以上的股份。
由孔祥熙簽署的南京政府財政部給中國銀行的命令寫道：
中國銀行資產負債總額與資本總額，比率失衡，宜及時充實資本，查原有資本2500萬元，內官股500萬元，應再增官股2500萬元。隨文發給24年金融公債2500萬元預約券五張，仰即填具2500萬元官股股金收據送部備查，並將中國銀行條例修正。
南京政府財政部給交通銀行的命令，除資本額外，其他內容均與此大體相同。這樣不撥一分一文現金，隻憑一道命令和幾張公債券，就控製了中國、交通二行。
在蔣介石的支持下，孔祥熙宣布了中國銀行的人事變動。原中國銀行總經理張嘉礙及董事長李銘免去現職，由宋子文兼任該兩職，任命張嘉為中央銀行第二副總裁。這個所謂的“第二副總裁”形同虛設，因為中央銀行一直是總裁孔祥熙、副總裁陳行所把持，“第二副總裁”必須聽命於孔祥熙和陳行。這當然是張嘉礴所無法忍受的。張以“疲憊”為由，請求辭去“第二副總裁”並向中國銀行董事會提出準其常務董事請假。
接著，孔祥熙采取高壓和恐嚇手段，為中國、交通銀行的股東們辦薅了正式的手續。中國銀行於1935年3月30日“選出”了新的董事會，宋子文、宋子良、杜月笙躋身其中。4月20日，交通銀行召開股東會，孔祥熙的一些親信也堂而皇之地被選為常務董事。
在奪取了中國、交通兩個銀行的權利之後，孔祥熙又向上海另外的三家重要的商業銀行——寧波商業儲蓄銀行、中國通商銀行和中國工業銀行，發起進攻。
1935年6月，上海這三家商業銀行突然發現他們的“信譽垮台了”，沒有能力兌現它們發行的鈔票。他們根本沒有想到，這一狀況是孔祥熙一手造成的。因為由孔祥熙控製的中央、中國、交通三個銀行，囤積了這三家商業銀行的大量鈔票，為了整垮這三家商業銀行，便在一段時間內突然要求全部兌現，這當然是這三家商業銀行無法應付的。
這樣，南京政府便進一步施加壓力，強迫這三家商業銀行的經理們辭職。孔祥熙乘機在這三家商業銀行中，安插親信，培植勢力，控製了銀行新的董事會，還以“政府緊急增資”為由，向這三家商業銀行各撥500萬元．這樣又把這三家商業銀行完全控製了。
【點評】孔祥熙為了實現金融壟斷，步著壟斷資本主義的後塵，不擇手段地對一般民族資本銀行進行控製、兼並和掠奪，逐步形成了全國的金融壟斷網。與宋子文一樣，孔也被毛澤東同誌稱之為“壟斷了全國的經濟命脈”，“和國民黨政權結合在一起，成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四大家族官僚資本。他們的巨額財富是直接運用政治權力以超經濟的掠奪方式積蓄起來的，而國民黨反動派長期進行的反革命內戰．對於官僚資本迅速膨脹具有特別重大的作用。
【運用】三碗倒一鍋，三國歸司馬，孔祥熙搞的是國家壟斷資本。權力在這裏起了重大作用。這是一個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的年代。別看孔某人在蔣介石麵前低三下四，百般媚骨，但在金融界稱得上鐵腕人物，假如沒有權力他將一事無成，當然整個社會的規律並不是某個人的意誌能左右的。沒有孔祥熙將會有另外一個人。是曆史把孔祥熙推到了這個位置。作為個人他得感謝老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