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話皆因寫的人與寫的時代的關係，而滲入我胸中。那是昭和二十八年（一九五三）日本投降八年、和平條約生效翌年，日本戰敗的虛脫、荒廢與混迷尚未治愈的時代。寫下這些話的老詩人，因戰時高唱戰爭讚歌，因戰敗而作為戰犯受到世間指責，詩人自我懺悔為“暗愚”，遂隱遁於東北寒冷地帶的小屋，自謂“流竄”而終其一生。這是他晚年的話。
高村作為雕刻家，曾遊學西洋，且具有廣泛東西古今美術之教養，其人所說“民族具有的美”，自然是世界眾多民族的美往來於心中的反應。然而，他說這話時，這個民族已經處於衰亡，但至今仍保留和生存著民族之美。其中，一部分由其強勢，為高村所記起。我以為，高村將戰敗背負於自身，幾乎看作亡國而傷悲。在此基礎之上，而想起日本民族之美來，認為這種美不會滅亡，並為之發言。受挫折的老詩人，確信日本美的不滅，從而尋出自我救贖和更生之路。
而我隻能為日本的悲哀唱讚歌。戰敗後不久，我曾經寫過。日語中所說的“悲哀”，是與美相同的語言，不過，我當時認為寫作“悲哀”，更加審慎而又符合時宜。高村光太郎的言語，按照我的理解而滲入我心。戰時的歲月，我贏得了親近日本古典文學的時間。現在文學的自由與生動被剝奪了，古典的國粹獲得倡導，對我來說，多少也有些誘惑。然而，我所親近的《源氏物語》（十一世紀初）與室町時代（一三三八或一三三六—一五七三）的文學，既使我忘記戰爭，又是使我淩駕於戰時以上的美。
在那個室町時代，自金閣寺（一三九七）的足利義滿將軍起，至後來的銀閣寺（一四八三）的義政（一四三五—一四九〇）所謂東山時代的文學、藝術也引起我的興趣。長期戰亂所造成的荒廢、悲慘、窮困的京都，對於美的傳統的保存、渴望與創造，都是和戰時的我一脈相通的。芭蕉（一六四四—一六九四）說過：“西行的和歌、宗祇的連歌、雪舟的繪畫、利休的茶道，始終以一而貫之。且風雅中物，遂造化而與四時為友。所見，無處不花；所思，無事不月。”他闡述自己的風雅美學，所舉先人宗祇（一四二一—一五〇二）與雪舟（一四二〇—一五〇六），皆為亂世中人。芭蕉有句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