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夜十時前，我送鬆岡小姐去TWA空港，臨別贈言時，我說：“回到日本就是地獄。”鬆岡小姐回答我：“我對地獄已經習慣了。”總之，我在羅馬為鬆岡小姐送行是不可思議的。鬆岡前往埃及、印度（或黎巴嫩）、香港等地訪問筆會組織，而我這個月末就要回巴黎。在巴黎如果可能，還想再次會見莫裏亞克氏，同國際筆會會長安德烈·祥瑟氏會談，或許能再次確定一下在教科文會議上所做的關於日本文學翻譯的講話。國際筆會東京大會的重要事項，有關歐洲的部分，首先於昨日完結了。（當然，鬆岡小姐出力不少。）
今天早晨，七時半起床（來歐洲後，實行早起早睡），打開百葉窗。初夏的朝陽照射進房裏，小鳥們清晨的鳴囀傳入屋內。（如今的羅馬，藤花和杜鵑花正在盛開。）悠悠然泡完晨浴，下樓到餐廳用餐。
這兒的早飯通常是果汁或水果，外加麵包和咖啡。看不到有人像我一樣，早晨吃雞蛋和火腿。鄰桌上不知是哪國人，五十多歲的兩個女子，一個看樣子是患小兒麻痹症，使用細長的銀製吸管吮吸咖啡，身邊的女子將麵包撕成小塊，抹上黃油遞給她，她好不容易才接住，用自己的手送進嘴裏。我不忍心再看她，但身體不能自由行動時，也得學會如何到外國旅行。
餐廳的壁畫是一幅有鬆樹的風景畫。我把侍者領到那兒，問他是什麼樹。“樹！”他回答。是樹不錯，我再問他，這樹叫什麼名字。他說不知道，叫我去問司務長。於是，找來上了年紀的司務長，看來司務長不知道如何用英語說出樹的名字。司務長告訴我，這樹的叫Roman pine，在羅馬隨處可見。真的不奇怪，的確各地方都有。到達羅馬，一眼就看到這種樹。大概就是從鬆樹之國日本來的吧。談起日本鬆，葉子較少，樹枝上有蘑菇形的東西展開著，顯得有些異樣。一直住到昨天下午的私人小旅館前麵，也有一排漂亮的鬆蔭街道樹。
出了餐廳，在上樓的電梯裏，那位操作電梯的職員很可愛。我試著給他五十裏拉小費，他用日語回答“感謝”。而且又用生硬的英語說“現在是五樓”。將要走出電梯時，他又作了揖，說了個日語詞兒“請吧”。或許是日本大使館介紹的緣故吧。我回到房間，請侍女洗衣服之後，來到日光強烈的露台上，利用自動對焦拍照片。這時，對麵三四個房間的露台上，侍者們爭著跟我打招呼、做手勢，表示要為我拍照。我把相機遞過去。從侍者窺視取景框的位置上看，在自動對焦的角度隻能照出我的上半身。第一次使用佳能相機，第一次拍彩照，我的照片洗出來全都很怪。
鬆岡小姐的也為T.S.艾略特和莫裏亞克照了相。羅馬的日本大使館客廳的櫥窗裏，也裝飾著日本相機。
這家旅館即使開電梯的人員，也知道我是日本人。例如，聽說離開慕尼黑那天早晨，旅館的女侍問鬆岡是西班牙人還是美國人。（櫃台上當然是知道的。）沒有人知道自己的國籍不是最快樂的事嗎？學生時代以來這樣的快樂沒有了。如今的東京，連個噴嚏都打不出來。我不懂英語，參加筆會或關於翻譯的談話頗為困難；雞尾酒會和打電話也一樣頭疼。不過，僅是這一點也沒有什麼不自由。路邊的石階盡管有個淺淺的凹坑，其實誰也不在乎。直至今日不都走過來了嗎？哥本哈根、巴黎、倫敦、慕尼黑、羅馬等都市，住在哪裏都很好，都可以快樂地生活。
昨天在私人小旅館的老板娘除了意大利語，還會說法語，但不會說英語。我在擦拭枕頭櫃鋪的玻璃板時，滑落下來打碎了。我把她叫到房間裏來，翻開日法詞典，找出“擦拭”和“玻璃店”兩個詞兒給她看。她隻是“喂喂”地應著。據說結算單上已經標明了玻璃的費用。（我沒看結算單，鬆岡小姐看了。）
在羅馬，我一人購物時，若用美元支付，就先讓對方寫出價錢，然後由我算出當時的優惠價，一般都會再便宜一些。但我把這一切都交給了習慣於外國旅行的鬆岡小姐，自己圖個輕鬆。
還有，初次歐洲之旅，實際上會見的外國人很多，打從來到歐洲之後，雖說胖了，但或許因為疲憊，寫這麼短的文章竟然睡著了，真是沒辦法。在這之前，每晚隻是寫點兒日記之類的通信，寫了一半就睡了。短短的羅馬訪問，白天裏寫這類東西，參觀的時間太稀少了。
來到羅馬，首先感到驚訝的是萬神殿。做向導的是海爾曼·凱斯坦。他是德國作家，待在羅馬四年了。在日本，小鬆太郎氏翻譯出版過他的作品。因為慕尼黑的埃裏希·凱斯特納為我們購買機票，昨日下午一時他就到旅館來接我們，招待我們草草吃了午飯，喝了茶。
一時半，出外吃午飯，發出這封航空信，睡午覺，然後繼續寫作。四月二十日、二十一日、二十二日，從禮拜六到禮拜一，都是複活節假日，我們為要辦的事發愁。今天（二十五日，禮拜四），不知是羅馬的什麼假日。
昭和三十二年（一九五七）四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