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六月十四日，星期天，晚上八點。機艙是天堂。噴氣客機在天上飛翔。然而，不是說這些，我是說，一旦坐上飛機，再沒有比這時候更加身不由己的了。自己所能做的，隻是要點兒喝的東西。心緒茫然，窗外看到的隻有天空、雲朵，幹脆不看。對於我來說，機上不再屬於哪個國家哪個地區，同乘的外國人都與我無關，一切都是一個人。這在地麵上是沒有過的。舍掉自己的意誌，最大的不自由將我解放到最大的自由之中。從羽田到檀香山，從洛杉磯到紐約，從紐約到巴黎，我請求收起鄰座的扶手，借來毛毯和枕頭，躺下來睡覺。
六七年前，我由巴黎返回東京，小鬆清君送我到機場。臨分別時，我迂闊地對他說：
“回去就是憂愁之世，最好是飛機掉下來。”
小鬆君滿懷信心，他斷然地說：
“川端先生乘坐的飛機，絕對不會掉下來！”
我被他的話打動了。我相信小鬆君是我絕對的知己。小鬆君看到我當初說服莫裏亞克，同安德烈·馬爾羅連續聊了兩個多小時（這些全都仰仗小鬆君出色的翻譯），看到我在外國唯唯諾諾，厚著臉皮，求爺爺告奶奶，看到我的厄運壓頂而來，他才突然那樣對我說的吧？每當想起故人，我就想起他的這句話。我感覺仿佛是神告。“友愛”一詞，強大無比。
眼下，九時半。窗外的巴黎漸漸黑下來了。我一個人茫然無目的地出去吃飯。夜間寒涼，帶著大衣出門。走進附近橫街裏的酒吧，考慮到這時候，在這裏能找到一家會集許多法國人的小吃店，倒是很好了。要了紅茶和一份飯菜，花費三百五十日元，味道不錯。這一份飯菜吃不完。看不懂的菜單之中，最沒把握的就用手指點菜。一頓晚飯花銷不到午餐的二十分之一。周圍食客說的法國語，一概不懂。坐在我鄰座的後進來的一對年輕夫婦，夫人離席時不小心碰掉了我搭在膝頭的大衣，她從地板上拾起滑落的大衣，又朝我投以溫存的微笑。我隻顧茫然呆坐著，留神一看，十一點鍾了。我本想叫一輛出租車，在大街上轉悠一小時，考慮到夜氣會加劇神經痛，便返回飯店了。室內二十一攝氏度。
剛才，在巴黎想起小鬆君來，喚起一股鄉愁。鄉愁之於我很寶貴。外國旅行，很少有鄉愁惠顧。不論哪國哪地，大都過而即忘。自己在這裏，但自己不在任何地方。沒有時間和地點。擺脫和自由，這就是旅行的好處。而且，或許憑著我的獨自漂泊、浪跡天涯的性格，偶爾變得可怕起來。但越是可怕，越要強迫自己堅持下去。
決不急躁行事，決不規定日程，即使規定也不受限製，這就是我外國旅行的要諦。眼下，我找出離開東京前編排的日程，六月八日，從紐約出發，經裏斯本、馬德裏到倫敦，第二天早晨，再從倫敦前往奧斯陸，預計於筆會大會召開前五六日抵達那裏。昨天（十三日晨），從紐約剛到巴黎。一到巴黎，我再也懶得離開了。去不去筆會大會，做不做北歐之旅，如今很難確定。誰也不想見，什麼也不想看，哪兒也不想去，隻想一個人待著。這就是此次旅行我想告訴人們的。今天，完全是一個人過的。淩晨兩點多了。飯店裏寂悄無聲。睡覺。
十五日早晨，天氣很好。萩原大使夫人打電話來，問我要不要去凡爾賽宮看看。八點半起床。聽說宮殿的綠樹很美，然而我還是謝絕了（為了繼續寫作這篇蹩腳的通訊）。十一點左右，前往大使館。沒想到走錯路了，到了大使公邸。正好遇到將要出門的大使夫人，她就把我送到了辦公室。植村甲午郎氏正在同大使會見，我等了一會兒。我托付大使為我代辦兩件事：一是決定拜訪巴黎兩家出版社的時間，二是確認奧斯陸飯店的預約日期。我來巴黎隻為了這兩件事情。還有，請使館給朝吹登水子小姐打個電話。據說高見順君作品法語譯文讀了“令人生厭”，朝吹小姐昨晚才給“教科文”的凱約瓦氏寫了一封長信，勸他繼續將“令人生厭”的翻譯繼續下去。朝吹小姐立即打電話給凱約瓦，決定今日四時，我和朝吹兩個人前往他家拜會。凱約瓦擔任“教科文”日本文學翻譯工作，因為筆會的事，同我很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