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福利國家的形成和人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為人們接觸文化產品提供了物質保證，教育的發展和成人教育的普及為國民自身素質和文化接受能力的提高創造了條件，通俗文化的發展和傳媒技術的完善為國民提供了大量的文藝作品，因此，英國工人階級通過電視、廣播、書籍、報刊等媒體方式，接觸到越來越多的文化產品。威廉斯采用量化研究的方法對這一現象進行調查研究。
在《傳播》一書中，威廉斯通過對英國1961年到1965年間九大報紙的對比，指出報紙的價格和頁數稍有增加，而發行量沒有明顯的變化，其中引人注意的是報紙在內容上的變化：除《衛報》中廣告內容所占的比例稍有下降外，其他各大報紙中廣告所占的比重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這一方麵表明了英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經濟的複蘇和商業的發展以及人們對媒體的重視，另一方麵也表明廣告這種文化形式已經深入人心，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此外，威廉斯還通過24組具體的數據和表格，詳細對比了1961和1965年之間英國報紙、雜誌、電視等媒體在內容、重點和發行量等方麵體現出來的變化。通過研究，威廉斯發現了受眾興趣的變化：“過去能夠引起廣泛興趣的雜誌幾乎消失，代之以為特定用戶階層提供的、能引起特殊興趣的雜誌”。
在另一項研究中，威廉斯根據英國兒童福利委員會在一個樣本周內的統計數據，指出在主要收視時間段內充斥暴力鏡頭的“西部片”占據了很大的比例。在研究中，威廉斯借鑒社會學、統計學中的研究方法，進行了具體的數字分析。然後，威廉斯使用量化研究方法，並根據量化結果進行了定性分析。威廉斯指出，在媒介內容方麵，以犯罪、色情、體育、娛樂為代表的“多數派文化”和以傳統政治、傳統藝術為代表的“少數派文化”之間的衝突似乎在加劇；這就引發了值得爭論的問題，“多數派文化”和“少數派文化”是不可避免的社會現象，還是開創並鞏固了這種社會現象的傳播模式。
經驗學派的效果研究理論經曆了強效果論和有限效果論、微觀效果研究和宏觀效果研究的輪回，包括早期的“刺激—反應理論”、“皮下注射論”、霍夫蘭的“傳播與說服”研究、卡茨和拉紮斯菲爾德的“二級傳播”研究、喬治·格伯納的“媒介培養”理論、麥考姆斯和肖的“議程設置”理論等。
同樣，威廉斯在傳播研究中也注重對媒介產品對受眾影響的研究。20世紀五六十年代，美國文化產品大量輸入英國，逐漸使英國淪為美國文化產品的“殖民地”。英國工人階級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觀念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威廉斯深入研究了50年代的廣播、電影、電視、廣告、流行音樂等文化產品對工人階級的影響，指出這些文化產品已經深入工人階級的內心深處，銷蝕了工人階級的鬥爭意誌。
威廉斯把大眾傳媒所傳播的文化看做一種麻醉劑：難道不正是“大眾文化”（像電視之類，而並非足球和馬戲）的真正威脅使我們陷入了一種沒完沒了的喜憂摻半、不分皂白、從根本上覺得膩煩的反應之中？一切事物、藝術和娛樂的精神可以變得如此標準化，以至我們對任何事物都難有專注的興趣，而隻是無動於衷地接受，同時衍生出柯爾律治所稱的“對怠惰的沉湎和對空虛的憤懣”。確切地說，你並非在享受它，也沒有專門留心它，僅僅在消磨時間而已。媒介中頻繁出現的色情和暴力內容對工人階級尤其是未成年人造成了很大的影響，英國社會學家和心理學家從不同的角度對這種現象進行了分析。他們一致認為，盡管沒有直接的證據證明媒介中的色情和暴力內容會誘使兒童進行直接的模仿，然而他們都同意這些內容會使未成年人相信現實社會中充斥著暴力活動，而解決衝突問題的最佳途徑就是以暴製暴。的確，隨著色情、暴力節目和以盈利為目的的媒介產品的增加，英國樸實的工人階級文化正在被具有美國特色的大眾文化取代，工人階級的生活、思想和觀念也隨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由於電影、電視的發展、廣告的大量出現和漫畫書的流行，年輕人對閱讀失去了耐心和興趣，對不需思考與分析的視覺文化表現出極大的偏愛，逐漸成為“意誌消沉的一族”和被大眾傳媒“馴服的奴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