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威廉斯等人來自工人階級家庭，對工人階級滿懷信心，認為工人階級能夠抵製大眾文化的控製和操縱：“這不僅僅是消極抵抗的能力，而是積極主動的能力，雖然不是很有力。工人階級天生有強大的能力，通過適應或吸收新秩序的需要，忽視其他，在變化中生存下來。”威廉斯自覺站在平民的立場上，研究了工人階級的生活、工人階級的文化和工人階級的觀念，強調了文化的平民性和下層性以及工人階級作為受眾的主體性和創造性。這種宏觀分析的方法反映了威廉斯早期對社會問題的關注。
（二）文化研究和社會研究的基礎作用
威廉斯認為媒介研究和政治、經濟、社會研究同等重要：如果我們沒有像重視政治和經濟一樣，對連接、影響和塑造現代社會的龐大網絡——報紙、電視、雜誌和廣播表現出同等的重視，我們就不能全麵理解這個社會。威廉斯早期的作品《文化與社會：1780～1950》、《漫長的革命》被認為是英國文化研究的奠基之作。這些著作同理查德·霍加特的《文化的用途》、E.P.湯普遜的《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一起奠定了文化研究的基礎。
在成名作《文化與社會：1780～1950》中，作者探討了從18世紀80年代到20世紀中葉英國文學界和思想界頗有影響的著名作家、作品及其對文化研究的貢獻。威廉斯描述了英國文化和社會的變遷史，提出文化形式的發展變化是工業主義發展的結果這一觀點，從而奠定了威廉斯文學社會學理論的基礎。該著作一經出版，立刻引起了普遍關注。學者一致以為，這一研究方法“顛覆了傳統上對文化進行的社會和曆史的思考方式”。《漫長的革命》是英國文化主義發展中的裏程碑，該著作的提名代表了伴隨著民主革命和工業革命而發生的文化革命。在《漫長的革命》中，威廉斯倡議大家關注大眾出版業的發展以及閱讀公眾的增長狀況，並通過追溯“文化”這一概念的發展曆程，討論了如何對文化加以界定和分析的問題以及這一問題對文化研究成為一個獨立的學科領域的重要性。
威廉斯早期的傳播研究作為文化研究重要的組成部分，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文化研究的印記，有著獨特的特征。因此，研究威廉斯的傳播思想，可以對威廉斯的媒介觀從理論上追根溯源，探究其生成的思想根基和理論支撐。
威廉斯區分了四種不同類型的傳播體製，即獨裁的、家長的、商業的和民主的傳播體製。威廉斯認為，隻有在傳播體製上擺脫政府和商業的控製，言論自由的目的才會實現，大眾傳媒才能更好的發揮作用，一種開放、民主、自由的公共空間才能產生。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威廉斯號召人們行動起來，通過電視、廣播、書籍、旅遊等各種形式，創造一種人人參與的民主，利用各種傳播手段，“實現人類最普遍的目的”。
威廉斯認為應該把大眾傳播當成一種文化現象，因此研究媒介產品應和社會結構、社會製度等方麵綜合起來考察。這種眼界和思維的開闊性在理論上使得“民主現實主義”成為可能。威廉斯等人開創的宏觀的社會研究傳統對傳播研究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三）文學批評的根基和文本分析的方法
威廉斯一生涉獵廣泛、著作頗豐，因而許多人認為他首先應該是一個“作家”。然而在威廉斯的學術生涯中，文學和文化批評始終占據了最重要的組成部分。1939年，威廉斯進入劍橋大學三一學院開始學習文學。在此期間，他批判地吸收了利維斯的文學批評方法，即細讀式文學批評。威廉斯早期的作品主要關注文學批評、文化領域和戲劇問題，如《閱讀與批評》（Reading and Criticsm，1950）、《戲劇表演》（Drama in Performance，1954）、《現代悲劇》（Modern Tragedy，1958）、文化研究的奠基之作《文化與社會：1780-1950》和《漫長的革命》等。
威廉斯早期的文學基礎和文化研究對他的傳播研究在範式和方法上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對此，英國著名文化理論家尼克·史蒂文森曾經做出了如下評價：“在媒介文化方麵……威廉斯常常仿佛分析文學文本一樣來對電視鏡頭做出判斷。與利維斯一樣，威廉斯著力於通過縝密的審視來發掘蘊藏於文本的價值觀”。的確，在《電視：科技與文化形式》中，威廉斯用細讀式文學批評的方法考察了電視節目的內容安排和編排過程（programming），從而提出了“流程”這一“動態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