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其中《每日電視：全國新聞》是莫利和夏洛特·布朗斯頓合著的。
作者用符號學的方法分析了《全國新聞》的節目形式、文本組織形式等特點。為了檢驗受眾在何種程度上接受了節目預設的解讀立場，莫利在《掖全國新聞業的受眾：結構與解碼》（以下簡稱《掖全國新聞業的受眾》）中，以《全國新聞》中的兩集節目為播放對象，通過對觀看該節目的不同職業的受眾進行訪談，探究了受眾不同的社會背景對其解讀效果的影響。在這項研究中，莫利對民族誌受眾研究方法的使用使他奠定了自己的學術地位。《家庭電視：文化力量和家庭休閑》（Family Television：Cultural Power and Domestic Leisure，1986）是莫利對家庭成員在家庭觀看電視的情況調查的結果。該著作標誌著莫利的研究重點從電視文本向收視語境的轉移。80年代中期，莫利逐漸成為伯明翰學派受眾研究的代表。為了對以上研究進行總結，同時也為了回應眾多學者對上述著作的評價，莫利在《電視、受眾與文化研究》（Television，Audience and Cultural Studies，1992）中，重新審視了對《全國新聞》和“家庭電視”的研究狀況，對民族誌的研究方法進行了總結和回顧，指出了電視和公共領域與私人空間、全球化與本土化之間的聯係。
莫利與凱文·羅賓斯（Kevin Robins）在合著的《認同的空間：全球媒介、電子世界景觀與文化邊界》（Spaces of Identity：Global Media，Electronic Landscapes，and Cultural Boundaries，1995）這一著作中指出，在媒介全球化的背景下，電子媒介在維係社會群體和構築民族認同方麵發揮了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傳統意義上空間和地域概念正在悄然改變，一種全新的電子世界景觀正在形成。從而，莫利把受眾研究擴展到了全球範圍。在莫利2000年的《家庭領地：媒介、流動性和身份認同》（Home Territories：Media，Mobility and Identity，2000）中，作者分析了全球媒介傳播中公共空間和私人領域產生的身份認同問題。
一、民族誌受眾研究的嚐試——莫利對《全國新聞》的受眾研究霍爾提出的霸權式、協商式、抵抗式三種不同的解碼立場主要是基於理論上的假設，並沒有經過事實的檢驗。為了對這一假設進行驗證，了解不同的受眾對相同節目如何進行解碼，1975年至1979年間，伯明翰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媒介研究小組對BBC的晚間新聞節目《全國新聞》的受眾進行了調查研究，莫利作為主要成員參與了這項工作。
《全國新聞》屬於電視雜誌類節目，它的主要特點是通過通俗易懂的雜誌類形式以及娛樂內容達到吸引受眾的目的。該節目製作人起初認為可以通過這種形式避開政治這樣的嚴肅話題，然而媒介研究小組卻發現，“那些強調多元化以及偏離生活常規的內容，事實上很可能通過其通俗易懂而又不失嚴肅性的表述傳播了另一套明確而又濃厚的政治價值觀念”。當代文化研究中心媒介研究小組除了對《全國新聞》這個節目的內容、形式進行研究之外，主要探討了具有不同社會背景的受眾是如何對節目進行解讀的，以及受眾的文化背景如何影響了受眾對節目的解讀。《每日電視：全國新聞》和《掖全國新聞業的受眾》就是這項研究的成果。在莫利和夏洛特·布朗斯頓合著的《每日電視：全國新聞》中，作者用符號學的方法分析了《全國新聞》的節目形式、文本組織結構等特點，包括“各個話題是如何被連接的、背景和解釋框架是如何通過視像和語言展開的；專家的評論是如何被插入的；討論和采訪是如何被監控與操作的”等。1980年，莫利的《掖全國新聞業的受眾》問世之後，引起了很大的反響，菲斯克、特納等人都發表了自己的看法。
在這部著作中，莫利就這項研究的目標、步驟、方法等問題做了詳盡的闡釋：
構建解碼範圍的類型；分析解碼因何不同，有何不同；揭示不同的詮釋是如何產生的；把這些變異結合到文化因素上：階級與社會—經濟，教育程度與文化或詮釋素養/話語/符碼之間相互“吻合”的本質是什麼？為了達到上述目的，研究小組主要采用了焦點訪談、小組訪談的方法，然後對結果進行記錄和分析。具體來說，研究小組把29個小組的訪談對象按照職業歸納為4種主要類型：經理、學生、學徒工和工會成員。經理大都為男性、白人，屬於中產階級，成員包括正在接受培訓的銀行經理和印刷部門經理。學生的種類較廣泛，包括大學文科學生、師範院校學生和繼續教育學院學生。在這些學生當中，有黑人、白人，有男性、女性，有工人階級、中產階級。學徒工大都為年輕的白人男性，工會成員多為男性工人階級。研究小組把被研究的對象集中在一起，並選取了兩集《全國新聞》的節目讓他們一起觀看，然後對他們進行現場訪問，並把訪問結果記錄下來進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