節目的選擇權和控製權：研究人員發現，在節目選擇發生衝突時，男性通常有選擇權，而女性隻能被動地順從和接受。當然，這種情況也會出現例外，如在男性失業而妻子工作的家庭。因此，研究人員得出結論，男性的控製權不是由於自身的生理原因，而是社會原因，家庭內部權利關係的建構依靠的是其社會原因。
收視習慣和方式：研究人員發現，家庭中男女收看電視的風格迥然不同。男性喜歡專心致誌地看電視，不希望被人打擾；而女性則不同，她們喜歡邊看邊聊，或邊看邊做家務，因為她們認為看電視浪費時間，因而會產生一種負罪感。男性則不會產生這種感覺，他們把看電視作為一種工作之外的休閑活動。另外，男性通常通過看報紙或節目預告安排自己的收視時間和收看節目；女性通常不會這樣做，除非遇到自己喜歡的電視連續劇。女性對電視抱有一種無所謂的態度，而男性通常會計劃節目時間、節目長短，以便於最大限度地利用自己的休閑時間。當然，女性有時也會把自己喜歡的節目錄下來，等到丈夫和子女外出時獨自觀看，這是她們最快樂的時光。從上述家庭男女收視習慣也可看出男女在家庭中權力地位的差異。
電視節目類型偏好：研究人員發現，男性和女性對電視節目的偏好表現出驚人的一致：男性通常喜歡新聞類、時事類、紀錄片等事實類節目，而女性則鍾愛肥皂劇一類的幻想性的虛構節目。同是新聞類節目，男女收視愛好也不相同。男性通常觀看國際新聞和全國新聞，而女性則喜歡觀看地方新聞。她們關注當地的治安狀況和危險因素，尤其是這些因素與自己的家庭安全相關時。相反，她們不關注與自己切身利益不太相關的全國新聞和國際新聞。
有關電視節目的討論：女性通常願意承認自己看了電視，並願意與朋友一起討論；男性則相反。他們不願意承認自己經常看電視，也不願意與人討論電視節目。當然，體育節目除外。
有關錄像機的使用情況：研究人員發現，女性很少使用錄像機，通常都是男性和兒子在使用錄像機。
通過這項研究，莫利認為以往電視研究大都把著眼點放在節目上，把節目的生產和節目本身作為主要研究對象，而忽視了收看電視的語境——家庭，因此，莫利建議應該把收視語境和收視主體同等對待。
莫利從《全國新聞》到“家庭電視”的研究轉向，招致了不少批評意見。這些人認為，該轉向脫離了對意識形態的關注，從而使研究失去了原有的政治鋒芒；也有人認為，研究中心的轉移脫離了文化研究的根本，反而介入了社會學的研究領域。例如，馬克·揚科維奇（Mark Jancovich）批評莫利將全部注意力放在家庭語境中，完全忽視了其他解碼因素：
因為沒有檢驗家庭成員對特定節目可能做出的解碼，莫利無法研究家庭角色如何被文本內容所建構。另一方麵，由於沒有考察媒體機構在生產媒體內容時所起的作用，他忽視了更宏觀的宰製框架，而這個框架必然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了受眾在家庭環境中理解媒體文本的方式。對此，莫利予以反擊：我並不是想要放棄《全國新聞》研究中的更為全麵的分析框架——通過階級、教育和意識形態來分析受眾反應的結構。相反，我的想法是：現在有必要將這些家戶結構的社會學層麵並入到那個更大範圍的框架中去。瑞典德隆大學傳播學者彼得·達爾格倫肯定了莫利的研究成果，並指出了這一研究中存在的問題：“莫利將觀看活動置於家庭背景中，但值得指出的是，‘家庭’並不僅僅在英國社會中有很大的差異，它的整體輪廓在近幾十年中有明顯的變化。”隨後，彼得·達爾格倫就這一問題提出建議：“莫利的第一語境還可以進一步語境化，進一步被置於曆史發展過程中”。
通過從《全國新聞》到“家庭電視”研究的轉向，莫利逐漸脫離了霍爾模式的影響，從文本研究轉向了真正意義上的受眾研究。莫利通過民族誌的研究方法，深入受眾日常的收視語境——家庭中，研究受眾對各類電視節目的看法及其收視方式。這一轉向標誌著文化研究學派的受眾研究進入了新時期。
民族誌的受眾研究方法有助於了解受眾的真實收視情況，解決量化研究不可能解決的問題，但是，長期以來，一直存在著對民族誌研究方法的質疑，如調查對象的普遍性問題和調查人員的主觀性問題。這兩個問題一直困擾著研究人員，如何克服這兩方麵的局限，更好地進行民族誌受眾研究，仍有待研究方法的進一步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