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焦點訪談的含義，莫利借鑒了莫頓和肯德爾的話，“設置由調查者預先分析過的特殊傳播情境……然後測定受訪者的反應”。在調查中，研究人員提前為調查人員設置好特定的收看節目和特定的收看地點，然後通過對特定內容的訪談考察調查人員的反應。訪談首先從開放性問題開始。開放性問題沒有固定的答案，因此調查人員可以各抒己見，從多個層麵陳述自己的觀點。例如，“你覺得《全國新聞》這個節目怎麼樣”、“你認為節目的政治立場是什麼”、“你認為一個《全國新聞》的‘典型’故事是什麼樣的”、“你對主持人怎麼看”等。在被調查人員回答過程中，研究人員避免打斷受眾的談話，使他們盡可能各抒己見，完整表達自己的見解。接下來，研究人員過渡到更為具體的問題，例如，“你認為節目在這些問題的時候是否公正呢”、“你認同節目中的受訪者嗎”等。與開放性問題相比較，這類問題更能考察節目中主要觀點對受眾的影響。在小組訪談中，研究人員發現，“雖然不同團體成員對特定信息解碼存在著或多或少的不同，但這些不同遠小於來自不同範疇的受眾對同一特定信息的解碼”。這一結果證明，同一亞文化群體對信息詮釋的相似性。然而，這一研究中存在的問題顯而易見：首先，選擇的受眾是否具有足夠的代表性；其次，用《全國新聞》的兩集節目作為樣本考察，得到的答案是否能夠代表被調查人員的真實想法；最後，研究人員把被調查人員安排在研究室中進行觀看、訪談，在這個脫離了他們日常收視語境的環境中，被調查人員的回答是否會受到其他小組成員的影響。
在隨後的“家庭電視”的研究中，研究人員走訪每一個家庭，了解家庭成員在看電視這項活動中所扮演的角色。在訪談中，研究人員主要就這些問題進行了訪談：對節目選擇的權力和控製、收看電視的風格、收看電視的計劃性、與電視相關的談話、技術：錄像機的使用、獨自收看以及負罪的快感、節目類型的偏好、全國性與地方性新聞節目。通過訪談，作者發現在家庭成員的收視問題上存在著明顯的性別差異和性別歧視，還發現男性和女性在家庭領域中地位的不平等是由男女社會地位的不平等造成的。
在對《全國新聞》和“家庭電視”的民族誌研究中，研究人員發現訪談地點和訪談內容的不同影響了訪談效果。在《全國新聞》研究中，研究人員把調查小組聚集在研究室，但是這個場所並不是調查人員日常生活的地方，而隻是臨時的聚居地。調查和訪談離開了受眾日常的收視語境，調查結果的有效性能否得到保證就成為引人思考的問題。因此，在隨後的研究中，研究人員深入到了受訪家庭——受訪人員日常生活的地方。在這一語境下，訪談能夠在自然的環境中進行，其訪談結果也會更貼近現實。另外，從訪談內容來看，在《全國新聞》的訪談中，研究人員設定了兩集節目讓受訪人員觀看；而在“家庭電視”的訪談中，研究人員可以就任何節目的任何問題進行探討。這樣，訪談內容更加豐富，訪談人員收集到的材料更具體、更全麵。
在《全國新聞》的訪談中，以職業為單位組成的各個調查小組被集中到一起觀看節目。由於緊張和從眾等心理因素的緣故，被調查小組成員的解碼模式表現出趨同性的特征。盡管“主體在社會世界中有能力創造性地行動，可主體由於社會的和無意識的諸過程”，就會喪失部分潛能。因此，調查結果就失去了部分說服力。在“家庭電視”的研究中，莫利“將注意力從符號學轉向對影響各種收視實踐的諸種權利關係進行更具社會學意義的研究”，調查結果也更令人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