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利等人的研究證實了受眾解讀的多樣性和複雜性，而菲斯克的受眾理論強調了受眾的抵抗性和創造性，表達了對社會底層弱勢群體的關注。菲斯克認為，處於社會底層的受眾對文化產品主要進行抵抗性和顛覆性解讀，例如，無家可歸的流浪人在觀看電影《虎膽龍威》時，為警察和當局對各種設施、建築的破壞歡呼；俄羅斯猶太人在以色列觀看《達拉斯》時，把它理解為“資本主義的自我批判”。通過抵抗性解讀，受眾有意識地規避了文本中的主流意識形態，冒犯了主流和權威，從而產生快感。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抵抗性和顛覆性也意味著創造性。
菲斯克認為大眾文化是受眾在同統治階層進行鬥爭的過程中創造的，因而大眾文化是一個不斷創造的過程，而不是創造的結果，因此離開了受眾的創造力，大眾文化也就無從談起。這一觀點與法蘭克福學派的大眾文化理論截然相反。法蘭克福學派認為，大眾文化是由文化工業創造的標準化、統一化、複製化的文化，這種文化禁錮了大眾的頭腦，使大眾成為順從的、被動的、沒有思考能力的個體。
菲斯克認為，大眾文化是由大眾自下而上、自己創造的文化。在創造大眾文化的過程中，大眾采取各種巧妙的戰術，且戰且退，以此規避主流勢力的壓迫，保留實力，保證創造過程長期進行。盡管受眾的創造行為是一種無意識的表現，但結果卻是積極的、主動的。
伯明翰學派對受眾主體性的提出、創造性的強調代表了受眾研究中的新方向，盡管菲斯克的大眾文化理論遭到了質疑和批評，然而，這種思路為受眾研究開辟了新方向，具有一定的建設性。
第二節伯明翰學派受眾理論的局限性
一、受眾研究對政治經濟學的偏離
政治經濟學是研究人類社會生產關係及其發展規律的科學。根據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觀點，研究政治經濟學必須從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矛盾出發，研究社會生產關係的內在結構，即生產關係運動中的社會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之間的關係。
道格拉斯·凱爾納對政治經濟學的內涵做出了精辟的論述：對於“政治”和“經濟”這兩個術語的參照讓我們關注這樣的事實：文化的生產和分配發生於特定的經濟係統中，這個係統是由國家、經濟、媒介、社會機構以及社會實踐、文化和日常生活之間的關係構成的。因此，政治經濟學包含了政治學和經濟學，以及這兩者之間的關係，也包含了社會和文化的其他核心的維度。因此，在媒介研究中，把文化產品與其生產和分配製度與係統聯係起來，進行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是有必要的。
政治經濟學派認為，文化生產中的經濟關係是決定媒體工業運作時必須遵守的重要因素，文化工業的經濟結構決定了生產什麼樣的文化產品以及如何生產文化產品，因此，分析文化工業和文化產品，必須在資本主義的經濟框架中進行，必須把文化產品當成文化工業生產和流通環節的一部分。大眾傳播的政治經濟學試圖“將注意力從將大眾媒介看成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上轉移，將大眾媒介首先看成通過商品生產和交換直接創造剩餘價值或通過廣告在其他商品生產部門創造剩餘價值的經濟體”。因此，媒介研究不應該偏離政治學、經濟學和社會文化的考察維度。
在不同的經濟體製下，媒介機構的歸屬者和領導者不同，經營策略和指導方針不同，媒介的各種功能也會得到不同程度的彰顯，受眾對媒介的使用方式和媒介產品的接受方式也不同。例如，在計劃經濟中，文化產品的生產、分配和消費都按照國家的計劃進行，生產何種文化產品、如何進行生產和配置都須由政府有關部門決定。在計劃經濟體製下，為了促進國民經濟協調發展，滿足人們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媒介機構歸國家所有，媒介產品的製作和發布都由政府部門統一管理，因此，文化產品具有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媒介機構立足於宣傳國家的方針政策，突出了教化功能和信息功能；受眾把各種文化產品當成了解國家政策、學習國家有關文件的工具。在中國，20世紀80年代後期到90年代初期，隨著國家經濟體製的轉變，國家逐漸放開了對媒介機構的直接管理，允許媒介機構自主生產。在這一新形勢下，媒介機構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為了獲取受眾的眼球和廣告商的青睞，媒介把收視率、收聽率作為節目是否成功的關鍵，因而媒介機構的教化功能逐漸讓位於娛樂功能和休閑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