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大學生中學生左傾思想的普遍，以及對於左傾思想的同情，政府若以為是文學的影響，而忘了社會現實那一麵，實在是最大的錯誤。幾年來政府對於青年的措置，實在可以說是無往不在那裏拋棄青年。當局方麵對於青年人左傾思想的發展，不迫求它的原因，不把這個問題聯係到“社會的黑暗與混亂”、“農村經濟的衰落”及其他情形考慮，不對於他們精神方麵發展加以注意，不為他們生存覓一出路，不好好的研究青年的問題，就隻避重就輕，把問題認為完全由於左翼文學宣傳的結果，以為隻需要把凡稍有傾向的書籍焚盡，勒迫作家餓斃，就可以天下太平。這種打算實在是太幼稚，對國事言太近於“大題小做”，對文學言又像太近於“小題大做”了。
多數人所希望的政府，是一個能“辦事”而且也極“懂事”的政府。因為目前有許多事並不是政府權力能否執行的問題，實在是政府明白如何節製權力或濫用權力，引起國內外有識者對政府厭惡或絕望的問題。關於禁書這件事，出於中央黨部或中宣部，還是出自國民政府，我們不知道。若出自中央黨部的宣傳部文藝科，我不想說什麼話，因為這也許就是國民黨中這些小官僚認為最重要的工作一種。但若果這件事出自國民政府行政院與教育部，或行政院與教育部還可以來過問下，我卻希望凡是這一次被禁止的文藝書籍，能夠即早交付一個有遠識的委員會全部重新加以審查，看看其中究竟有多少書籍必需禁止，有多少書籍不應禁止。朝野都不妨仍然承認文學是個治國平天下的工具，正因為既當它是個治國平天下的工具，一切都宜出之於十分慎重。在世界上我們不是極不願意被別一國家別一民族把我們當成野蠻人看待嗎？希望從別人方麵得到尊敬，第一步就應當是自己不作出野蠻人的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