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文化研究的當代趨勢傳統的“文化研究”一直默默無聞地隸屬於人類學領域，然而現今時興的“文化研究”卻完全是另一回事。要回答現今的“文化研究”這門學科是什麼，並不是件容易的事。在勞倫斯‘格羅斯伯格、卡裏·內爾遜和保拉．A．特萊契勒編輯的厚厚的論文集《文化研究》的前言裏，編者也表示了對給“文化研究”下定義的遲疑。在他們看來，試圖給出文化研究以一種單一的定義和敘事幾乎是不可能的事。他們甚至引述斯圖亞特·霍爾的話說：“文化研究從來就不是一回事。”…文化研究具有充分的開放性，沒有人可以控製它的發展。文化研究這個古舊的行當，幾乎是突然之間被注入了嶄新的內容，變得生機勃勃。現在已經沒有人會否認它成了大學的一門顯學。它不再局限於傳統人類學或曆史學指稱的那個冷僻的學術領域，而是廣泛包括文學、藝術批評、大眾文化、媒體研究、跨文化交流、女性主義、殖民主義曆史、晚期資本主義、全球化研究等等，其包羅萬象的開放性主題，似乎正在宣告傳統的學科邊界正在消失。特別是因為研究主體多半出自大學英語文學係或比較文學係，直接表明傳統的文學批評學科正在經曆根本性的變故。文學批評這個行業在變得五花八門和豐富廣博的同時，也不得不改變自己的傳統形象。它不再那麼局限於純粹的文學，對文學的讀解方式也發生了相當大的變化。
人們即使在談論所謂的純文學時也不再那麼天真單純，其中隱含的動機和詭計，足以使這種冠冕堂皇的說法與當代政治學相去未遠。文學批評已經不可避免地向文化研究轉向，人們當然有理由樂觀地認為文學批評又一次煥發了生命力，然而，人們也應該因此疑慮文學批評這個行業存在的真實性。但不管如何，文化研究現在已經涵蓋了多門學科，成為一個難以抗拒的學術事業的聯合體。在傑姆遜看來：“它的崛起是出於對其他學科的不滿，針對的不僅是這些學科的內容，也是這些學科的局限性。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文化研究成了後學科。”“後學科”這種說法當然有些故弄玄虛，實際上，它也就是一門新興的跨學科或超級學科。從事文學批評的大學研究人員多數轉向文化研究這個事實正像傑姆遜所表述的那樣，表達了一種“願望”。盡管這種“願望”與知識分子的政治意圖相關，但無論如何也無法將其與文學批評這門學科在20世紀下半葉的發展區別開來。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我寧可將“文化研究”放置到當代文學理論和批評曆經的曆史變動中去理解它的學術特征和它的當代意義。
現今時興的文化研究大體上可以劃分為兩大塊：其一是大眾文化研究；其二是新曆史主義。狹義的文化研究即是指大眾文化研究，而廣義的文化研究可以包括新曆史主義。大眾文化研究的新左派色彩較濃，大都有新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背景。因此也可見在這一領域，女權主義顯得十分活躍。因此大眾文化研究與新馬克思主義和女權主義有交叉重疊的關係。由於新曆史主義偏向於文學文本分析，強調曆史語境中形成的審美意蘊，因而新曆史主義經常被稱為文化詩學。例如，新曆史主義主將格林布雷（StephenCreenblatt）就自稱其研究為文化詩學。另一方麵，文化唯物論與新曆史主義也有相近之處。1985年，JohathanDolimore與AlanSinfield合編《政治的莎士比亞：文化唯物論新論》一書，該書就把美國新曆史主義與英國的文化唯物論視為理論的同盟軍。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後殖民理論研究異軍突起，這個領域盡管偏向於英語文學批評，但其文化色彩較濃是毋庸置疑的。其方法論顯然是後結構主義的綜合運用。從總體上來看，盡管這些專業的研究對象不再限於文學，但他們的研究方法實質脫胎於文學批評。準確地說，它們的研究方法乃是新近文學理論與批評革新的結果，或者說它們本身就構成當前文學理論與批評新近最主要的成果。
就文化研究的知識構型而言，文化研究的理論來源可以直接上溯到後結構主義和當代新馬克思主義。後結構主義方麵包括福科的知識考古學、知識係譜學；德裏達的解構主義；鮑德裏亞的文化仿真理論；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如拉康、德留茲、居塔裏等等。這些學說共同構成文化研究的理論基礎。而當代新馬克思主義主要可以劃分為三大塊：其一是法蘭克福學派；其二是葛蘭西的文化霸權理論：其三是以威廉斯為代表的英國文化唯物論。從總體上來說，正是把後結構主義與新馬克思主義調和在一起而使文化研究具有了“後一後結構主義”（Post-poststructuralism）的特色。
就其方法論而言，可以看出後結構主義的一套理論已經走向全麵綜合，也就是說後結構主義那些局部的、個別的理論觀念與方法，在文化研究中得到不拘一格的發揮，在廣泛概括和綜合的基礎上展開具體的理論實踐。例如，現在很難說是誰誰秉承了拉康，誰誰是福科理論的翻版，也很難說女權主義隻是精神分析學與馬克思主義的混合。當今女權主義顯然又融合了福科與德裏達。就新曆史主義而言，顯然與福科結下了不解之緣，而且與德裏達也不無關係，甚至與文化唯物論也有異曲同工之妙。這些都表明現今的理論批評在綜合的基礎上正在構建一種包容性更大的超越單純派別的新理論話語。
就文化研究的理論素質而言，正是在廣泛討論後結構主義那些基本命題的理論推論中，文化研究得以全麵而完整地展開學術實踐，因此，也可以說，後結構主義理論不僅僅構成文化研究的理論前提，也可以看成是文化研究的有機的一部分，或者說，前者也就是它的經典部分。
因此用後一後結構主義來描述理論的前移運動，就不是誇大其辭的說法。事實上，早在1987年，理查德，強森（RichardJ。hns。n）就發表了《究竟何謂文化研究》一文，在這篇文章中，他所指稱的文化研究主要是指當今的大眾文化研究，與新曆史主義可作為相互參照。他認為文化研究與新曆史主義都可看成是“後—後結構主義”的運動。布蘭林格（PatrickBrantlinger）1992年在台灣大學文學院發表關於文化研究與新曆史主義的演講，題目就是《後—後結構主義或天真的想望？》。可見以後結構主義為參照來理解新近的理論批評發展趨勢已是不少理論研究者致力關注的重點。按照特裏，伊格爾頓的看法，所謂“後”的含意，並不代表原本的現象有所改變，隻不過是情況加劇”。文化研究對後結構主義的超越，可以看成是把後結構主義的方法和觀念推到極致，在知識綜合性運用的基礎上在某些方麵又加以修正，由此創造了文化研究更具包容性的知識景觀，對理論的發展前景作出積極的回應，並且對資本主義的曆史與現狀，對當代後現代社會，或全球化時代的生活現實作出直接的闡釋。這些都使文化研究具有非同凡響的吸引力。
二，必要的前提：後結構主義與新曆史主義正如前麵已經指出的那樣，在我的討論中，“文化研究”這一術語是在廣義的意義上來使用的，因此我把新曆史主義看成它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新曆史主義這個術語源自斯蒂芬’格林布雷（StephenCreenblatt）。1982年，格林布雷在《文類》雜誌的一期專刊前言中打出“新曆史主義”的旗號，後流行開來。盡管格林布雷更樂於用另一個術語“文化詩學”來描述方興未艾的古典文化研究工作，但新曆史主義這種說法似乎更能引起廣泛的興趣。把文化研究或新曆史主義與後結構主義放在一起來討論，並不是什麼特別生硬的做法。事實上，經常被描述為對後結構主義反動的新曆史主義，其實不過是後結構主義的嫡傳弟子。後結構主義的信條“文本之外無他物”（德裏達語），並不是說文本與社會曆史隔絕，相反，社會曆史全部彙集在文本的內在組織結構中。
隻不過新曆史主義進一步強調那些美學問題與其他社會話語、行為和機構有複雜關係，而這種多重決定和不確定的關係反映了個人主體和集體實踐的意識結構。新曆史主義者都試圖成為離經叛道的人，隻不過這一代學者不再有五六十年代激進主義的社會革命傾向，毋寧說他們是典型的學院派學者。他們的反動不過是試圖在經典文本中找出一係列非正統的解釋鏈，由此構建迥然不同的曆史意識場。很顯然，新曆史主義的這種做法不過直接來自後結構主義或解構主義。正是過去近20年來的後結構主義理論根本動搖了那些規定著傳統人文學科的意識觀點、道德法則和本體論原則，以及對意義和價值的產生和發展程序的詰難，從本質或直接的表意模式到曆史的、受語用限製並互相擦邊的表意模式的轉換，對完整性和同一性的全麵質疑等等，給新曆史主義提供了現成的思想和方法論武器。
80年代以來，解構主義經過耶魯四君子的推波助瀾，在美國迅速得到廣泛響應。顯然，美國的解構主義者把解構理論與新批評的遺產——形式主義分析相混合，保羅-德曼、J．希爾斯·米勒就是典型代表。他們努力去發掘文本中的美學要素，解構主義策略主要是用於發掘文本形式的內在組織。J．希爾斯·米勒對新曆史主義的做法就十分不滿，早在新曆史主義初露端倪時，米勒1986年在現代語言學會上的演講就對新曆史主義提出批評：“最近幾年，文學研究經曆了一個突然的、幾乎是全麵的轉向，拋棄了以語言本身為對象的理論研究，而轉向曆史、文化、社會、政治、機構、階級和性別條件、社會語境、物質基礎。”他指的顯然是新曆史主義和文化唯物論。新曆史主義的主將路易·蒙特魯斯辯解道：米勒是把話語領域和社會領域對立起來，而文化研究則是強調二者的內在聯係，相互依存。他認為，一方麵，社會被理解為由話語關係構成的；另一方麵，語言運用被理解為對話性的，是由社會物質基礎決定的。蒙特魯斯的辯解正是點出了新曆史主義與解構主義和後結構主義的理論聯係。他否認新曆史主義與後結構主義理論（或解構理論）的綱領（“文本之外無他物”）有出入。他援引傑姆遜的觀點“曆史隻有在文本形式中才可被感觸。”事實上，新曆史主義把解構理論推廣到社會曆史領域，去發掘隱藏於其中的多重決定等級的構建力量。
任何像米勒所說的“以評議本身為對象”的主張都已經並將永遠是以處於曆史、文化、社會、政治、機構、階級和性別條件中的一個位置所產生的語言為對象的。像格林布雷所理解的那樣，文學和藝術的特性由社會曆史所確定，藝術作品與其他社會產品的區別不是文本的內在特質，而是藝術家、聽眾和讀者所創造並不斷修改的。新曆史主義提問：作品是誰的？誰在閱讀？各自以什麼動機和目的進入寫作和閱讀？這個過程被托尼，貝內特的“閱讀構成”理論描述為“試圖確定一些決定因素，它們通過作用於文本和讀者的關聯，以此溝通文本與語域，聯結這兩者並提供兩者建設性相互作用的途徑；語域不表現為一套獨立於話語之外的關係，而是一套互文性話語關係，既為文本產生讀者，也為讀者產生文本……文本、讀者和語域……是一套話語構成的關係中的可變因素。不同的閱讀構成……產生不同的文本，不同的讀者和不同的語域。”從這裏不難看出，新曆史主義對美國解構主義的改造，不過是把對文本的形式主義分析，改變為對社會曆史的分析，在這裏，社會曆史成為一個文本，一個超級的、充滿歧義的後結構主義實驗性文本。格林布雷對新曆史主義的另一個說法“文化詩學”下的定義是：
“研究文化活動的集體創造，並探討這些活動之間的關係”；這種研究關注的是“集體信仰和經驗怎樣形成，怎樣從一種狀況傳向另一種，怎樣集中於可把握的美學形式，怎樣進入消費領域，以及通常被視為藝術形式的文化活動和其他相關的表現形式之間的界限是怎樣劃分的”。新曆史主義最實質的學術觀念和方法論不過是德裏達和福科的綜合運用。
福科對整個文化研究的影響是如此深刻和全麵，以至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福科的理論奠定了文化研究的理論基石。
福科對文化研究的影響是多方麵的，任何一部關於文化研究的著作或論文都在某種程度上打上福科的痕跡。不論是關於大眾文化研究的最具有挑戰性的一些觀點，還是關於少數族群和女權主義的最激進的立場，都可以看到福科的幽靈在四處徘徊。當然，福科影響最直接而最有效的可能是對新曆史主義。作為一個反曆史的曆史學家，福科不僅動搖了傳統經典曆史學的基礎，而且開拓了曆史學的新領域。這個領域有著根本不同的主題和分析方法。新曆史主義對那些邊緣文化現象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得之於福科的影響，例如，遊行、劄記、仕女手冊、醫療文件、宮廷習俗、教會信條、巫術及反巫術的有關材料等等，這些文化資源都是福科所熱衷的課題。就方法論而言，福科從來不避諱，他書寫曆史就是為了消滅曆史。福科提出“考古學”（archaeology）去代替曆史（history）。他的知識考古學對傳統曆史學的那些經典主題，例如：邊緣性、傳統、影響、原因、類比、類型學等等進行全麵質疑。這個人對反常的意識形式和社會存在方式有著奇怪的熱情，並給予獨特的揭示。福科讚揚創造的無序性（disording）、解構性和匿名性（unnaming）的精神。他對意識曆史中的“裂隙”、“非連續性”和“斷裂性”有著持續的興趣，他樂於去發掘意識曆史中的多種時代之間的差異（difference），而漠視類同（similarities）。福科的研究似乎有一種主題，卻沒有一個可概括的情節。像他在最有影響力的著作《詞與物》中所作的那樣，他的研究主題就是入文科學中事物的秩序在詞語中的再現。如果它是關於某種事物的話，那它就是關於“再現”本身。福科試圖通過否定所有曆史描述與解釋的傳統範疇，從而找到曆史意識本身的“臨界點”。
作為新曆史主義研究的始作俑者，格林布雷明顯得益於福科的理論。其他姑且不論，他的最具影響的著作《文藝複興的自我確立》一書，可以看成是福科的“權力”理論（例如《紀律與懲罰》）的傑出發揮。格林布雷把他的理論目標說成是一種努力來“獲得對權力的一種特別形式的人的表現——那個‘我’——的結果的具體理解，這種權力既體現在特定的機構中——法院、教會、殖民政府、父權家庭——也融合在意義的意識形態結構、表達法的典型方式、反複出現的敘述模式中。”關於此，弗蘭克·林特利查（FrankLentrichia）以《福科的遺產：一種新曆史主義？》為題撰文指出：格林布雷對權力的描述支持福科的權力理論，不僅保留了福科對權力的具體的機構化特點，它的可觸摸性的不斷強調，也保留了他陷人權力是捉摸不定、實際上不可界定的觀念之中的狀況。正如福科慣常所作的那樣，格林布雷描述的權力同樣不是確定在一定的界限內——“而是從不知什麼地方跑出來擴散到所有地方，並吸收一切社會關係以致使社會集團之間所有的爭端與．衝突，都成為僅僅是政治紛爭的表現，成為一場建立在一種單一力量基礎之上的事先設計好的衝突劇，這種力量製造出c對立，來作為其虛假的政治效果之一。格林布雷關於那個我的講述，同福科的一樣，將把它失陷於專製性的敘事體作品同當今世界成為噩夢般的地方這兩者之間的巧合戲劇化。”事實上，新曆史主義者普遍接受福科關於曆史學的觀念，他們堅持認為曆史學家們不可能客觀地描述過去，因為他們不可能知道它，從而在他們自己與環境之間造成距離，這些距離使得新曆史主義者有理由對曆史的客觀性、確定性和完整性置之不顧。新曆史主義者的興趣在於引進福科的斷裂與不連續性這些非正統的觀念。格林布雷說道：“對客觀性以及對過去和現在的統一性敘述這些遭禁忌的傳統願望被自我的關切的公開傳播所代替；過去和現在之間所謂的不連續性（一個福科式原理）被描繪成一個連續的敘述，其起點和終點都是我自己。”盡管新曆史主義的理論探索有很強的幻想成分，它在多大程度上是推翻了曆史決定論的統治觀念，還是重新肯定了以自我為中心的思想集權主義，依然值得討論，但它確實為當代文學批評創造了一種繁榮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