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靜安穩的90年代令絕大多數中國人如願以償，也令不少中國人覺得不可思議。曆史是如此執拗而奇特地前行，不管人們願意不願意，他隻能生活於曆史給定的情境。所謂“有力量的跟著曆史走，沒有力量的被曆史拖著走”，與其說是表達了一種宿命論的曆史觀，不如說表達了人們生存於曆史之中的切身感受。90年代的中國大陸與80年代相比是如此風格迥異，特別對於那些生存於80年代文化潮流中的人們來說，尤其如此。70年代末以來的改革開放毋庸置疑給中國大陸帶來了生機和希望，80年代人們追尋現代化，急切擺脫落後與貧困，崇尚西方的科學技術以及思想文化，不可避免引發對傳統的反省。人們普遍相信，實現現代化和擺脫傳統的束縛是一枚硬幣的兩個麵。
然而，90年代卻是傳統的全麵複興。從倡導愛國主義，弘揚傳統文化，到大眾文化的娛樂節目不斷複製的所謂中華民謠，再到知識界對“激進主義”的反省，“回歸傳統”的學術道路，對“現代性”的批判，“社會科學的本土化”，“發展中國民族本位文化”，“重建中國人文精神”，等等，都可以看出與80年代迥然不同的曆史動向。
如果僅限於此，也不過表明保守性的文化民族主義正在潛移默化地形成。然而，1996年的熱門讀物《中國可以說不》明確而狂熱地宣揚民族主義，顯然是概括和強化了這種曆史動向，使之有效地形成意識形態的整合情勢。這就使人們有必要全盤性地來理解當代中國大陸正在形成的新的文化語境。種種跡象表明，“文化民族主義”正作為一種新的意識形態，在當今中國社會扮演重要角色。圍繞民族主義這個精神軸心，關於中國的“民族一國家”身份，關於中國與世界的關係，關於中國在21世紀的地位和作用等等的文化想象正在迅速展開。盡管“文化民族主義”不伴隨政治和軍事方麵的激烈行動，它主要表現為社會普遍化的意識形態，但推向極端，則很可能對中國社會造成混亂。總之，分析、闡釋這種文化民族主義，揭示出它的文化淵源和現實變種，它所連接和折疊的多種矛盾，它所表征的思想傾向和文化危機，等等，對於理解當代中國的文化趨勢和意識形態實踐，應是當務之急。
一、轉折與錯位：文化民族主義在當代的起源民族主義在中國當然不是什麼新生事物，但是當前的民族主義卻是90年代意識形態特殊實踐的產物。90年代的中國如此複雜，不是說它有多麼深厚的精神內容，而是說這種曆史情境包含更多的轉換、交叉、折疊、錯位和自我顛倒。文化民族主義的形成正是這樣一個複雜的曆史過程，而知識分子正是以似是而非自相矛盾的方式卷入曆史的無意識構造。如果認為90年代一度被懸置的中國知識分子與現實的意識形態重建完全無關，那就缺乏把握複雜的曆史情勢的基本能力；如果認為90年代的意識形態是在知識分子自覺參與下，並且是在明確的曆史動機導引下進行的，那又對這個時代缺乏基本的理解。
重新確立90年代的意識形態的思想軸心是非常關鍵的，就這一點而言，“愛國主義”暫時成為尋求中國社會內聚力的軸心是非常成功的，它恰當地給“穩定壓倒一切”的曆史情勢提供了必要的精神紐帶，由此構成了90年代中國意識形態生產的基本背景。顯然這個背景一直起著給定曆史語境的作用，發揮了限製、給定、提醒、暗示、鼓勵、禁止或慫恿的功能。
這個背景與知識分子的最初的立場並無直接關聯，但也沒有構成直接的矛盾。90年代初的中國知識分子顯然是普遍默認了“穩定”的觀念，他們是在“穩定的”環境中回到書齋的。當知識分子對“愛國主義”還來不及思考時，他們的所作所為就不得不殊途同歸。“愛國主義”這種說法，在大多數情形下，它的意義指向是明確和直接的，但它的文化含義，卻自然地和中國傳統本位的文化資源相關聯。看上去大相徑庭的追尋，卻終於不謀而合，這未必是“逃亡中的落網”這種說法就能描述的。
所謂80年代追尋西方，個人主義盛行，急功近利，思想史惡性膨脹，學風空疏，態度偏激，釀成了一股激進主義思潮，這是導致曆史惡果的文化根源。當然，任何重大的曆史局麵的出現，都是多種曆史合力的結果，這種所謂“空疏的學風”起到多大的作用，難以作出明確的判斷。但作為一種麵對曆史的反省，當然也不失為一種思路。於是，“退居書齋”的知識分子，在這裏找到了曆史轉折的新的起點。從現實退回書齋，就不再僅僅是扮演曆史失意者的角色，而轉變成曆史的自覺者，純粹的學理於是又有了至關重要的曆史意義。很顯然，這些重大的曆史意義都是重大的曆史前提給定的。越是追求純粹個人的道義立場，越是強調學理的意義，它越是能更深地回到知識分子的曆史之中，這種選擇本身出於對曆史的反省，當然也是出於對曆史的責任。
於是，90年代初，退居書齋的一代知識分子開始了純粹學理的批判，清理80年代的學風，反省西學，回到國學，“反激進主義”遂成為90年代的文化自覺的曆史起點。在這裏，“回到國學”起到了曆史轉折的作用，它並不僅僅提供了專業化的學理選擇，而且提示了應付現實的價值依據，它標誌著90年代與80年代迥然不同的學理追尋和文化立場。正是在“回到國學”的旗幟下，這個解散了的群體，逐漸開始重新聚集起來。這次聚集，並沒有出發，也沒有目標，然而，它卻有可能是一次真正的開始。“回到國學”使自現代以來斷裂的學術史被聯接起來，並且從文化的內在衝動中去發現曆史的連續性。
“回到國學”也就是回到曆史，回到中國文化本位，回到近現代的文化資源和文化情境。與80年代崇尚西學，熱衷於談論康德、尼采、叔本華、海德格爾、薩特、弗洛伊德大相徑庭，90年代坐而論道，津津樂道的是章太炎、陳寅恪、王國維、顧頡剛、粱漱溟、張君勱、杜亞泉……顯然，文化淘汰同時提示了一種文化情境和價值認同，現在，崇尚這種文化資源，回到民族文化本位；當然也是回到國學大師所標示的文化立場。
企圖逃離現實的“退居書齋”的無奈選擇，現在具有了曆史的自覺性。回到國學，不僅為無所作為的曆史過渡確立了專業上的恰當方位（“中國人隻能做中國的學問”），而且為無所適從的失意的個人找到了精神家園。現在，回歸中國文化本位明確折射出保守性和“反激進”的雙重含義。這使90年代的中國知識分子的學理追尋，成為對現代中國文化保守主義的重新闡釋和讀解；不管其主觀意願如何，在客觀的曆史效果上，它及時地連接了回歸民族文化本位的學術史（思想史），有效地強調了中國文化的民族性特征。這樣一種學理式的追尋無形中滋長了一種民族主義的情緒。事實上，近年來所標榜的回到中國文化本位，主要還是回到近現代的學術史研究領域，它不可避免要進入那個時代的文化情境。而近現代的中國知識分子幾乎無不具有某種程度的民族主義情緒，當然是帝國主義列強欺侮中國造成的。創建一個富強的中國——這種意願構成了近現代以來中國知識分子的心病，而這種心病又無不鬱結在他們的學理追尋之中。當然，近現代的中國知識分子也不盡相同，各自處在不同的利益集團，處在不同的文化陣營或文化場(feild)，他們在不同的曆史時期所表達的民族主義情緒指向是很不相同的。
早在18世紀下半葉，西方列強對中國的欺辱，使中國士大夫階層看到了中國比西方在科學技術和軍事力量方麵的落後。開明的知識分子尋求富國強兵之道，他們意識到隻有向西方學習先進的科學技術，才是中國富強的惟一出路。值得注意的是，他們在強調學習西方的時候，時刻都沒有忘記弘揚壯大中國民族文化。改良派設想“以夷製夷”、“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如馮桂芬在1861年所言：“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諸國富強之術。”薛福成說：“取西人器數之學，以衛吾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這些思想在那個時候已經是相當開明的了。盡管士大夫痛感中國之落後，但卻從未動搖他們在文化上的民族自信心，當然更沒有民族一國家認同的危機。這也使他們沒有褊狹的民族主義情緒。既然西學可以衛我“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那也就投有什麼可怕的，當然也不必視為天敵。值得指出的是，近現代中國知識分子明確的民族主義情緒首先是針對清王朝而發的。晚清的“國粹派”似乎強烈地意識到民族生存的危機感，但是“國粹派”把危機的定義明確界定在文化方麵。可以說，“國粹派”是中國早期最鮮明的文化民族主義者。他們提出“國學即國魂”、“國粹亡則國亡”的驚人之論，要盡“讀書保國”（鄧實語）的責任。“國粹派”當然不乏攻訐新學、針砭歐化的激烈言辭，但“國粹派”的真正目的並不是要攻倒新學（或西學），他們的根本目標是“用國粹激勵種性，增進愛國的熱腸”（章太炎語，1906）。在章太炎的國學思想中，“愛國保種”、“逐滿複漢”則是其始終不渝的宗旨。由此也不難看出孫中山的國民革命思想中的民族主義內涵與章太炎的思想一脈相承之處。由此也可看出，中國近現代的民族主義，其矛頭指向當是清王朝，而不是西方列強。但不管如何，民族主義情緒則是十分明顯強烈的，對這一知識譜係的談論，必然大量闡發這種思想和文化意義。
確實，90年代的中國現實變動如此之快，這使得多重曆史背景被強製性地拚合在一起，而處於曆史前台的人們則猝不及防，無不顯得怪戾且似是而非。原本要“退居書齋”、“回到國學”的一批莘莘學子，卻無意中為曆史提示了必要的文化意義。它使90年代從上到下的“民族主義”情緒變得通暢而厚重。逃避現實的舉措，被曆史之手重新賦予了意義，推到了積極而顯著的位置上。如果說，90年代初回到傳統本位主要還是個人化的、無意識的學理選擇，那麼，數年之後，這已經變成自覺的、積極而主動的文化建設，當然也更具集體性的行為。
它意味著80年代大規模的反傳統的思潮已經徹底終結，取而代之的是對傳統的頂禮膜拜。事實上，1994年5月，北京大學哲學係召開了以“走向21世紀的哲學和哲學係”為題的學術討論會——北京大學哲學係“作為中國哲學教育與研究的代表，它在世界上的地位，可能在相當程度上決定於它在中國文化特色的哲學研究所達到的成就與影響”（陳來語）。盡管討論者的觀點未必一致，但有些論點則很有代表性，也足以標誌國內的文化動向。現在，已經不再是無可奈何地沉浸於故紙堆裏，而是強有力地重建中國的文化價值，引導亞太地區，乃至於帶動21世紀的世界文明：“雖然‘21世紀是中國的世紀’的預言大多數中國人還不敢領受，但‘亞太世紀’的提法在當今世界已頗受矚目。90年代亞太的發展中，中國無疑占了一個重要的位置。放眼未來，亞太地區將成為帶動世界發展的中心地帶，而中國在亞太乃至在世界的地位，將由此發生一個根本的轉變。展望下一個世紀，可以有把握地說，隨著中國經濟現代化的迅速開展，中國文化根於傳統的複興已提到了議事日程……20世紀是‘批判和啟蒙’的世紀，21世紀則將是‘創造與振興’的世紀，而世紀之交正是整個民族生命‘貞下起元’的轉折點。”（陳來語）
企圖退守書齋的知識分子並不僅僅為90年代的文化轉折，為90年代的意識形態重建提示了厚實的文化基礎，而且全麵地創建了一種回到中國民族本位文化的曆史全景圖。現在，關於中國的想象正在展開，這種想象掙脫了中國的現實和麵對的國際形勢，它一味地向著21世紀飛騰。現在，這種想象並不僅僅是作為個人專業選擇的動力和學科發展的依據，而且正在一步步變成整個社會重新統合的強大根基。
二，假想的對抗：中國可以說“不”盡管知識分子的活動限於大學牆院內，並且是非常審慎地強調中國傳統本位文化，它充其量表示一種文化民族主義正在滋生，但它揭示了一種與80年代迥然不同的曆史語境，那就是可以全盤性地肯定中國傳統文化，這一文化轉折為更加激進的狹隘的民族主義情緒的表達提供了有利的語境。由於百年來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評價總是陷入與西方文化相參照的二元對立模式，如此全麵肯定中國文化，當然也就意味著可以對西方文化全麵質疑。這對於容易走極端的更年輕一代的人來說，這對於慣於用獨斷論的“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思維方式看問題的人們來說，從回歸中國傳統本位到反抗西方帝國主義文化霸權也就隻有一步之遙。以反激進為起點試圖回歸傳統本位的學院知識分子，想不到他們提示的文化轉折，如此迅速就釀就了激進化的思潮。
因此，毫不奇怪，《中國可以說不》（以下簡稱《說不》）成為1996年中國大陸的熱門讀物。盡管有人說，這不過是一群文化掮客為了賺錢而搞的投機生意，不過是一時的嘩眾取寵，它沒有任何文化的嚴肅性可言；也有人說那不過是一些拚湊而成的大雜燴，是對《日本可以說不》的拙劣模仿，它沒有任何創造性可言。但是超過十萬冊的銷量本身就足以說明它有相當的影響，它受到有關方麵的重視和在知識分子中間廣泛爭論，而且在海外引起強烈反響，並且正在醞釀製作電視專題片擴大影響，這些足以表明它代表著當今中國一股強有力的文化勢力。不管是投機還是出自內心的要求，它都是一種象征。它象征著中國青年不再那麼迷信美國，不再那麼崇尚西方文化。它的偏激態度足以慫恿中國青年一代走向反美和反西方的民族主義。
《說不》觀點龐雜，結構紊亂，情緒性的發泄過多，但旗幟鮮明，立場明確。《說不》毫無保留地對美國的霸權主義進行徹底的“揭露”或醜化。自從1949年以來，美國在中國的形象就是窮凶極惡的反動派，有時候是紙老虎。直到1972年以後，中美建交，美國的形象才變得親切可愛，而在80年代，美國是中國人民所向往的樂土。現在，《說不》再度把美國描述成橫行霸道的帝國主義：“美國是一個恐怖主義國家，而且是最大的恐怖主義國家”，“割裂中國領土的世界性陰謀……正反映在國際事務的奧妙變化之中。”作者們不惜把中美矛盾推到敵對極端。《說不》認為：“深刻的意識形態歧見，西方文明對東方的傾覆姿勢，霸道的國家主義和領袖欲是美國人之所以‘遏製’的基本出發點。”因而，美國正在組建“反華俱樂部”，“現在每一分、每一秒，西方人都在設計著他們的陰謀。”因而，“‘遏製中國’已成為美國的一項長期戰略”。
作者認為美國隻有一個目的，就是搞垮中國：“為了維持自己的長久的霸權地位和冷戰後格局，不擇手段地使用陰謀、謠言及武力威脅與貿易製裁……”這樣，“反遏製也將成為中國的長期戰略”。因此，“所有的僥幸心理都必須拋棄。反遏製，這是中國在中美兩國關係的進程中必須采取的一項重大戰略。在美國所采取的每一個遏製中國的步驟中，我們都必須針鋒相對。”除了在政治、經濟、軍事上反遏製外，《說不》尤為強調要在文化上全麵抵製美國。作者聲稱要“焚燒好萊塢”，對國人說英語憤憤不平。作者敵視美國已經到了無法容忍的地步，因此並不奇怪，作者宣稱中美矛盾要通過戰爭來解決，敬告世人不要忌言“準備打仗”。作者們甚至大聲質問：中國“為什麼不可以做‘超級大國’？為什麼，我們不可以爭取做世界勢力的積極領導者和強大斡旋者？”作者們崇拜的對象是利比亞的卡紮非：“連利比亞這樣的國家都敢於提出‘小聯合國，這樣詩意而可愛的想象”，作者們的想像力毫不遜色：“那麼試問：我們是否應提出一場戰鬥！”“小打不如大打，晚打不如早打。”作者們鄭重建議：“華盛頓建造一座更大更寬的陣亡軍人紀念牆，預備刻上更多的美國青年的名字。我們深信，那座大牆將成為美國人心靈的墓地。”
這一切都建立在作者們的愛國主義信念上，作者對中國現狀和未來的信心上。《說不》以啟示錄式的口吻宣稱：“蒼天當死，黃天當立。”作者們對中國的未來充滿了信心：“21世紀將是中國人重新走向輝煌的世紀，21世紀將是一個屬於中國人的世紀。”“12億中國人民通過反遏製，民族自尊、民族自強的無窮力量將突現出來。”《說不》在愛國主義的招牌底下，盡情發泄了民族主義情緒。盡管作者企圖掩飾：“這不是一份民族主義宣言……”作者也再三表示，“極端民族主義不可取，但民族主義還是要的。”很顯然，《說不》的作者不折不扣是一群極端的民族主義者。事實上，他們的這些觀點，也不過就是把中國社會長期存在的極“左”思想與當今國際上正在時興的極右派觀點加以組合發揮而已。後冷戰時期，隨著蘇聯的解體，東歐前社會主義陣營就出現了民族一國家認同的潮流。擺脫社會主義意識形態體係之後，這些國家要給自己從文化上重新定位。而在另一方麵，後冷戰時代的世界新秩序的形成，已經不能像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那樣，僅僅靠武力和聖經，發達資本主義世界不得不對第三世界民族一國家主權表示基本尊重，也使第三世界努力去強調自己在文化上的特殊性。某種意義上，“文明的衝突”（亨廷頓語）確實成為後冷戰時期世界格局劃分的基本結構依據。世界變得多極之後，每一極都想在世界新秩序中占據一席之地。這使民族一國家內部的民族主義情緒也迅速高漲，例如日本和德國的極右勢力就相當強大。德國的極右派又派生出“新右派”，已經有一整套的理論。這些理論甚至與“新左派”如出一轍，令人難辨真假左右。當然其宗旨還是清楚的，例如，激烈地排外，反人權思想，反霸權主義，強調民族自決，強調個人選擇生活的自決權等等。極右派和新右派對當代資本主義現行製度構成強大的挑戰，也在某種程度上誘發影響社會不穩定的因素。
當然，中國正在興起的民族主義還顯得十分稚拙。知識精英主要是在學理的意義上強調回歸民族本位文化價值。我說過，他們隻是不自覺地提供了民族主義生存的文化基礎和文化情境。而那些正在嶄露頭角的極端民族主義，顯然對中國的曆史經驗和現實處境缺乏基本的思考。國際上的國與國之間的利益鬥爭，從來就有。五六十年代直至70年代，東西方冷戰的較量，把世界推到極為危險恐怖的邊緣。後冷戰時期世界當然並未從此太平，地緣政治衝突，世界勢力重新劃分，核擴散等等，依然給世界局勢蒙上陰影。美國作為後冷戰時代惟一的超級力量，試圖維持世界和平，當然首先要維護美國利益。不能說美國的存在隻是在製造世界不安定，美國隻是在行使帝國主義霸權。如此簡單地看問題就缺乏基本常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