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簡單的道理：如果美國老老實實呆在家裏，世界局勢就十分穩定，中國就可以安然無恙了？很顯然，作者的基本出發點就不是客觀的、科學的國際政治關係分析。作者隻是一味地表達極端的反美情緒，有意地刻畫中美你死我活的敵對關係，把中國推到一個四麵楚歌的悲壯位置，這樣，“團結起來，一致對外”的曆史敘事就會順理成章了，作者們的愛國主義精神就有真實感了，而民族主義情緒也才會變得崇高。選定美國作為對手，已經表明中國成為一個強國。現在捍衛強國的尊嚴，則是炎黃子孫的偉大職責。
作者們真的是如此愛國嗎？盡管作者在抨擊美國時理直氣壯，他們的愛國主義精神當然冠冕堂皇，足以混淆視聽。但作者在鼓吹和美國對抗時，其激進的態度就令人懷疑。當作者建議華盛頓建造一座更大更寬的陣亡軍人紀念牆時——試問，我們又該以何種方式在中國如法炮製呢？這些作者不負責到如此地步，如果不是一群瘋子，那就肯定是別有用心，妄圖把中華民族引向災難。中國要充當大國的角色，也就是說中國要在維護世界的和平與穩定方麵，在推動世界的政治、經濟、科學文化發展方麵，起到積極的作用。中國改革開放十多年，無疑取得了偉大成就，但與發達國家相比，應該承認存在相當的差距。中國尤為需要一個穩定的和諧的國際環境。抓住機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中國才有可能成為一個強國。如果按這些人喪心病狂、不負責任的說法，把中國變成一個好戰好鬥的國家，不說一旦戰爭爆發，中國改革開放的成果很有可能毀於一旦，就是以這樣一種姿態活動於國際舞台上，其後果也是可想而知的。作者到底是懷著“愛國心”還是幹著“害國主義”的勾當是很值得推敲的。這些人打著愛國主義的旗號，其實在推行極端民族主義，他們及時呼應了德國和日本的極右派勢力，把中國社會一直存在的極“左”思想加以極右的表達。這就是90年代的“後紅衛兵”，也就是當今中國正在崛起的極右派。現在不過才剛剛嶄露頭角，上下推波助瀾，要不了多久，中國的極右勢力會有長足發展，到那時矛頭所向，就很難說隻是美帝國主義了。
反美情緒的高漲，當然也並不僅僅是意識形態宣傳慫恿的結果，它是中國關於自身的文化想象，關於中國與世界關係的文化想象發生實質性變化的結果。現在，想象的投射是回到中國自身，凝結在“21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這個超級神話上。在這裏失落的並不僅僅是美國神話，也是西方文明的神話，西方文明表征的價值體係。也就是說，現在不僅是美國在價值上不再適應於90年代的中國社會，而且在功能上也不那麼需要美國來充當一種象征。過去我們說的美國，經常是抽象意義上的美國。我們把美國視為西方文明的代表，而又把西方文明視為人類文明發展到一定程度的理想化形態。對美國的想象，是對西方文明的想象，是對中國進入現代化的世界體係的想象。也就是說，長期以來，“美國”是一種象征。與其說它是一種實際的存在，不如說是中國民眾想象的結果，這個象征凝結著中國民眾對西方文化，對現代文明的理想化理解。現在，一個真實的美國與這個想象的“美國”剝離了，這當然是一件幸事。
但是，第一，這不意味著80年代中國民眾的想象都錯了，在某種意義上，那構成了8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的精神動力資源之一。第二，由此也並不意味著，90年代中國社會就根本不需要那種對現代文明的理想化想象。這種想象的前提是承認現代化還是有一些全球共同的標準，如科學教育，金融體係、能源通訊、環境保護、國民素質等等。中國還存在差距，還需要努力奮鬥。現在，在“21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這個總綱之下，已經有了一些細綱，所謂“中國道路的特殊性”，就足以作為中國現代化的全部出發點，這個出發點現在已經在某種程度上也作為反美情緒的一個支撐點。由此出發，在一些極端分子那裏，“中國的特殊性”已經變成對抗西方帝國主義的丈八蛇矛，攻其一點，不及其餘。現在滋長起來的“反美”情緒，似乎不承認任何人類業已發展出來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優秀成果，試圖把中國懸置於世界之外。中國當然可以走自己的“特殊道路”，但這決不是走向與世界隔絕的“自我孤立主義”的道路。
現在，所謂中國“威脅論”或“遏製論”正在中國國內被廣泛利用，它並沒使國人冷靜檢討一下中國在當前國際格局中應占據的位置和扮演的角色，以及從戰略上實際考慮在未來應起到的作用，而是從上到下都把它作為增強民族自信心，反西方帝國主義霸權的佐證。1993年，亨廷頓(SamuelP．Huntington)發表《論文明的衝突》一文，該文在中國知識分子中間產生了極大反響。就美國把中國視為未來最主要的對手這一點而言，與其說它令中國人失望，不如說令相當多的定義：“民族主義是指，個人覺得每一個人對於民族國家(thenationa-state)應盡最高的世俗忠誠的一種心態。民族主義是一種近代運動。曆史上人與自己的故土、傳統、既成政權連在一起，但到了18世紀行將結束之時，民族主義才開始形成具有共識共認的情愫情操，塑造了公私生活，而成為近代史最有決定力的因素之一‘…。由此可見民族主義在近代以來的曆史進程中的重大作用。不用說，民族主義從來都是很有用的意識形態工具。但這並不是說民族主義隻是政治家手中虛晃的武器。事實上，它植根於人類的一些普遍經驗之中，隻不過近代曆史發展將其推到極致而已。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有名的說法：“想象的社區”。這個描述既道出民族一國家存在的某種虛妄性，又道出它與人類生活經驗的根本聯係。人類需要把自己想象成一個群落、社區或國家，人類社會才能存在和發展。正如Ciddens所說的那樣：“民族主義是一種現象，這種現象首要的是一種心理的，個人依附於一套政治秩序中的成員強調的共同性的信仰……”因此，“民族主義是一個政體的文化感覺，是已經界定的國家內的行政權力的附屬品。”正是伴隨著資本主義世界體係的形成，民族一國家才大量出現。
資本主義全球化一方麵把世界變得一體化，另一方麵又要依賴民族一國家的高度認同，才能最充分地動員人民群眾創造曆史的熱情，才能建立高度發達的現代世界體係。隻有有組織高效率的現代國家機構，才能參與到現代世界體係的創造中去。當然，在這樣一個現代曆史的總動員運動中，人類要建立相應的民族一國家並非易事，要同時尋找自己的位置，肯定自己的位置。這就使民族主義的出現和發展變得非常複雜。
很少有政治家不是民族主義者。法國大革命時期的那些革命者就是民族主義者，盡管那時法國才剛剛有“民族”的概念。丘吉爾是典型的民族主義者，馬克斯·韋伯終其一生都是民族主義者，而馬克思則是一個例外，他要強調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馬克思強調階級鬥爭，當然反對民族主義。近代以來的中國飽受帝國主義列強欺侮，那些政治領袖當然大都是民族主義者。但是孫中山這個典型的民族主義者主要是漢族複興主義者，他的民族主義核心內容就是“反清排滿”。
不用說民族主義在抗日戰爭時期全麵高漲了，國共兩黨在民族主義這麵旗幟下暫時走到了一起。1949年以後，中國徹底推翻了帝國主義統治，民族一國家異常鞏固，當然沒有必要強調民族主義。更重要的原因在於，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核心的社會主義構成了強有力的意識形態，足以作為國家和民眾存在的精神依據和動力。雖然五六十年代在文學藝術方麵也強調民族形式和風格，但那主要是附屬在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之下，用於抵製資產階級的文化腐蝕。
五六十年代當然有激烈的反帝反修的國家意識形態，但這一切都是在共產主義思想指引下的主動出擊。在帝國主義的全麵封鎖下，中國實際上和外部世界隔絕，它當然沒有領土和文化認同方麵的危機，也就無需用民族主義來喚起民眾的參與。革命的意識形態已經無所不能，它無需其他的思想武器。80年代的中國改革開放，封閉多年之後，國門初開，正是向發達資本主義世界借鑒學習的時機，實現四個現代化成為全國人民自覺的熱切願望。人們把現代化理解為“西化”，也就痛感中國幾千年文化包袱之沉重，而呼喚“蔚藍色的文明”。80年代西學湧進，人們崇尚西方思想大師，人們渴求思想解放，談論現代人，個性解放，追尋自由民主。80年代實際是一個“破”的年代，人們破除各種長期嚴重禁錮人們思想和精神的枷鎖，破除那些混亂不堪的殘牆斷垣。人們以為這樣就可以得救，就可以一勞永逸，然而事情並非那麼簡單。
進入90年代，中國社會急需強有力的意識形態軸心整合中國人的精神信念，這是毋庸置疑的曆史事實。90年代初，一些學院知識分子提出“重建學術規範”，也是試圖在精神價值和學理規範方麵尋求基本的共識。隨後關於“重建人文精神”的討論，則是更明確地強調重建知識分子的精神信念，進而為社會建立統一的信仰規範。但“人文精神”過分道德化，並且把一種知識分子專業化的學理追尋上升為整個社會應有的價值準則，這就表明當代中國知識分子依然與民眾社會嚴重脫節，他們無法準確找到能夠彌合業已分離的中國社會的意識形態的共同的想象關係。盡管有相當一部分知識分子“回到國家”，奉近現代國學大師為精神和學業典範，但並未形成明確而有效的能夠統合知識分子乃至於全社會的精神信念體係。
於是，民族主義這個陳舊的幽靈，以嶄新的姿態出現於90年代的曆史舞台上，它把那些分散的、矛盾的、暖昧的思想情緒和心理願望加以重新概括和提煉，在回到中國民族本位與反對帝國主義霸權這兩個基本點上貫穿一致，並且統一到“21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這個綱領之下。由是文化民族主義的輪廓趨於形成。民族主義並不僅僅是在文化想象中被構成，它也反過來重新構成人們置身於其中的現實。
這樣，民族主義的功用就顯得很清楚了：
其一，為重建意識形態確立整合的思想軸心，為社會提示有明確意義指向的精神信念和情感表達方式。“民族主義”當然不是空泛的口號。作為“文化民族主義”，它的顯著特點就在於它有一整套的文化資源和價值體係在背後起支撐作用。
文化民族主義使意識形態的表象體係不再那麼抽象空洞，它有真實的民眾情緒作為基礎，並且有把單純的“愛”轉化成{愛／恨的雙重情感內容，同樣它把“愛”這種纖弱的女性情感轉變成捍衛、反抗、戰鬥這種激烈的雄性意誌。這無疑使中國當今的“愛國主義”內容變得堅實而豐富。以愛國主義為核心，重返中國傳統文化，當然可以從中抽繹出適應於當今中國社會的道德倫理價值體係。由是民族主義充當了重建當代中國回歸傳統的橋梁。
其二，知識分子由是也可以心安理得地回到傳統本位，理直氣壯地進行“反現代性”的思考，無所顧忌地論證中國道路的特殊性，當然還可以大張旗鼓地批判帝國主義文化霸權。
民族主義使現今那些自相矛盾的話題和立場，變得順理成章，融會貫通，而且民族主義有可能變成一條通道，它使解散了的知識分子又重新聚集起來，並且使那些書齋裏的純學理式的思考，再度參與到時代的意識形態重建中去。
其三，民族主義給中國的經濟運作注入精神動力。如果問現今中國哪些人最容易產生民族主義情緒，就民眾而言，改革開放中發達的企業家有比較明顯的民族主義傾向。他們不僅對傳統文化有相當的熱情，而且對"21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深信不疑。80年代中國經濟改革的精神動力來自“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政治綱領，這個綱領因為表達了民眾的切身利益，因而也成為民眾內在的願望，所以有效地動員了社會各階層參與到四化建設中去。90年代，中國經濟麵臨參與國際經濟秩序的外向型轉化，需要強調中國經濟特殊的文化身份，用於創造企業文化和形象。正如80年代，日本、韓國、新加坡等亞洲國家，在經濟起飛過程中強調民族文化一樣，一方麵以此作為企業內部的精神凝聚和價值認同，另一方麵則以東亞特有的現代化姿態令西方資本主義側目而視。現在中國也在開始創造中國的“企業文化”，這種企業文化目前還很難說有多麼具體的內容，但它已經有了總體的綱領，也就是它的最高想象：“21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現在，如果到中國南方沿海特區城市去看看，將不難發現那些從改革開放引進外資得到最大好處的企業家，尤其熱衷於這個神話。他們已經不僅僅是古董字畫的熱情收藏者，他們的民族主義傾向已經潛藏在企業管理和公司形象設計之中。當然，他們的民族主義態度主要偏重於維護中國民族本位文化，他們試圖用中國文化的特殊身份參與到全球化的經濟競爭中去。民族主義的旗號當然會使他們作為中國的經濟競爭者的位置更加主動和有利。
其四，民族主義使產生信仰危機的一代人找到了新的精神信念。例如《中國可以說不》的作者這代人有了共同的精神信念。作者們宣稱的“廣泛的民意基礎”有些誇大之辭，但至少在他們這代人中確實有相當一部分人會崇尚民族主義。這一代人或者這一類人，如作者們所自稱的：他們都是30歲左右的，記者，大學教師，詩人和自由撰稿人。這些人明確表示過，在80年代他們熱衷於崇尚西方文化，其中個別“詩人”還十分地張揚西方的“個人主義”、“人的自由”等等觀念。何以數年之後就覺今是而昨非呢？當然，如果按照有些人的說法，這些人不過是懷著對金錢的貪欲想賺一筆錢而已。現在，經濟實利主義已經是當今中國社會普遍性的最高生活準則，為了經濟利益人們可以幹任何事情，包括迅速完成世界觀和思想立場的轉變。即便如此，這裏麵確實又有世界觀本身麵臨的危機。
能夠把經濟利益放置在所有的生存原則之上，這本身表明當今中國社會的精神信念嚴重失落。精神性的價值追尋已經讓位於當下的生存欲求，個人的精神價值追尋讓位於社會的成功——這個社會現在把“以成敗論英雄”推到極端，而首要的“成功”明確定位在經濟上的成功。更進一步說，精神價值失落使得90年代更年輕的一代人（30歲左右）．可以隨心所欲地更加實用主義地對待思想觀念和價值選擇。這代人急切渴望經濟上、文化上乃至政治上的成功，他們與現在占據社會主流地位的那批40歲左右的人構成衝突，並且顯得不擇手段和無所顧忌。這些人很容易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反對西方帝國主義霸權”既填補了精神信念的真空，又喚起了一種文化上的自豪感和虛榮心。他們不僅找到了文化上和政治上的方位感，而且充當了打頭陣的角色。總之，這對於原來迷惘而不知所措的這代人（其中一部分人），不失為一麵製造轟動效應的旗幟，同時也是一塊通往成功台階的紅地毯。如果說中國“回歸國學”的一代知識分子還是基於專業上的追尋，以順應曆史潮流，他們審慎的姿態和冷靜的思索還顯露了專業知識分子的文化邏輯，那麼，更年輕的一代人，他們斷然說“不”的聲音，他們無所顧忌的切人社會的姿態，與國際上崛起的“新右派”已經如出一轍。如果中國可能釀就什麼極右勢力的話，那麼不久人們就會發現，在嘈雜的說“不”的聲音發出的時候就已經開始。因此民族主義既可能作為這代人有效的精神信念，同時也要承擔相當風險。
總之，中國正處在極其關鍵的曆史轉型時期，而民族主義正在多種合力作用下，在當今中國迅速生成並有效發揮作用。民族主義對於當今中國社會的現實來說，似乎確實能起到暫時的整合作用，它的出現適逢其時不過表明，它是現實急需的思想軸心。似乎社會各階層都是從被迫而走向自覺，因為現在人們確實可以從民族主義那裏分享到好處。它也並不僅僅標示著90年代中國迥然不同於80年代的社會心理和時代精神，它可能預示著並且實際醞釀著一種強大的文化潮流。
四、想象與實際：民族主義在當今中國的兩難處境如果民族主義真能提供濟世良方，對當下中國的意識形態重建起到軸心作用，使一切思想文化問題都迎刃而解，那自然令人萬般欣慰，可以翹首等待中國人的21世紀。問題在於現今時興的反西方為主旨的民族主義，未必如《說不》的作者所宣稱的那樣，具有“廣泛堅實的民意基礎”。事實上，文化民族主義（更不用說極端的民族主義）其基礎未必牢靠，其內容未必紮實。也就是說，現今中國的文化民族主義是硬造出來的旗號，它並沒有厚實的曆史文化基礎和廣泛的現實依據。
現今中國興起的民族主義，實際是由雙重思想意向構成。
其一是回歸傳統民族本位立場；其二是反對帝國主義經濟文化霸權（遏製）。這二者當然互相聯係，互為表裏。前者是盾，後者是矛。攻守兼備，才能直取中國人的“21世紀”這個偉大的目標。然而，盾與矛之間配合得並不默契，根本的原因在於，“反西方文化霸權”並沒有在中國近現代的文化傳統中存有堅實的根基，也未必能在當今中國社會現實中找到廣泛基礎。
現今民族主義的文化根基即是“回歸傳統文化本位”。當然，回歸中國民族本位的文化潮流，看上去是在創造一種民族主義生存的文化語境，它似乎標示著青年一代知識分子的自覺，標示著中國正在創造一種與西方根本不同的作為21世紀文明的價值體係和文化範式。但是，“回歸”傳統文化並不等於要和西方文化截然對立。即使我們可以設想近現代的國學大師的典籍和精神人格構成了“回歸”的立足之地，但是從這裏出發也未必可以找到純粹中國的“文化價值”，也未必就要排斥西方文化。近現代的文化保守派並沒有在文化上把西方看成公然的敵人，他們強調中國本位文化建設，是在差異性的基礎上來認識中國文化的價值。文化保守派質疑西方文化，不過是為了給中國文化（和文明）找到一席之地。章太炎就說得很清楚：“國粹也者，助歐化而愈彰，非敵歐化以自防，實為愛國者須臾不可離也雲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