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友蘭強調中西文明的類型差異，他甚至承認西方文明乃現時代文明，中國文明並不是不行，隻不過是屬於中古文明，它可以吸收西方文明近代性的要素從而轉化成“現代文明”。事實上，近現代的文化保守主義者都與西方文化有不解之緣。他們那些批評西方的觀點，在很大程度上得自於西方的學術傳統和文化思潮。例如，對“現代化”的質疑本來就是西方傳統中的一股重要思潮，而五四時期的保守派與這股勢力不無關係。至於辜鴻銘、梁漱溟、張君勱、張東蓀等人，質疑西方文化，強調中國文明的理想化價值及其未來價值，在很大程度上都受了西學的影響。辜鴻銘之於阿諾德、克萊爾以及一些19世紀浪漫派詩人，後者經常是辜氏論據的來源。粱啟超對西方文明的批評，對現代化的質疑，與一次大戰西方知識界的悲觀論調不無關聯。梁漱溟早年熱衷於邊沁式的功利主義，某種意義上還是全盤西化派；當然轉變後的梁漱溟是另一回事，但梁熟知西方文化，而且對西方給予泰戈爾的禮遇津津樂道，這也是事實。張君勱確認西方世界陷入危機，得益於艾柯、柏格森，特別是斯賓格勒的《西方的沒落》的影響。張君勱早年對西化及現代化表示懷疑，呼籲中國人停止模仿西方，理由主要是因為西方人已經開始對他們的文明產生懷疑。張君勱對科學及現代化的抨擊，與他稱道柏格森哲學並行不悖。至於陳寅恪，也受到過蘭克(Ranke)實證主義的影響，他對白壁德(Babbit)的新人文主義也十分讚賞。
實際上，在當今“回歸傳統本位”的旗號之下，同樣沒有（實際也不可能）和西方文化對立和分離。正如我已經指出過的那樣，他們反省“現代性”，強調民族本位，這本身同樣是受了當今西方主流學術話語的影響。眾所周知，反省“現代性”，反抗歐洲文化中心論，反白人神話，強調民族差異性，強調文化的多元性和特殊性，重視民間社會和公共空間，等等，這一切正是當今西方學界的熱門話題。盡管這些觀點和立場以及學術方法未必令一批中國學人全盤信服，但就“回歸傳統”這一舉措而言，與其說是在反抗西方文化霸權，不如說是在與之遙相呼應。頻繁的國際學術交往，已經使一代學人洞悉了“回歸傳統本位”的全部奧秘，作為中華文化的權威闡釋者和代言人，已經（或者遲早）要讓行使資本主義文化霸權的人們刮目相看。
當然，這也可能使我們的文化付出一定代價。90年代中國學術不可避免要走向國際化。實際上，自然科學的國際化已經成為事實，社會科學的國際化也正在加速進行，而人文科學（文學、哲學、曆史、宗教以及文化人類學）這個最具傳統特征的學科，隨著年輕一代學者趨於成熟，其國際化已經不可避免。“國際化”至少包含以下幾個方麵：其一，理論出發點與國際學界保持同步；其一，學術資源與國際學界保持共享；其三，直接的學術交流形式；其四，使用英語為工作語言（在國際漢學圈也不例外）。很顯然，在這個學術國際化的迸程中，語言是一個最大的問題。當人們不得不選擇英語為國際交流的語言時，就已經確認了英語——文化霸權。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使用英語似乎對學科不構成多少損害，但人文學科使用非母語寫作和交流，無疑會有相當的難度。但是，如果要使你的研究不限於國內的圈子，你就必須走進更大的“國際圈”，那麼你就必須用英語工作。這種情形甚至對一向在歐洲行使文化霸權的法蘭西民族構成威脅。法國那些名師大家，如果不到美國這個巨大的思想加工廠去翻炒一下，要想獲得國際影響是不可能的事。福科這個“法蘭西最後一位大師”，如果不是那些英文譯本，就隻能在巴黎的左派知識分子圈子裏打轉。對於中國來說可能還要嚴重些。事實是，你用漢語寫作，對於“國際學界”來說就不存在。如果人們可以漠視也罷了，然而，“國際學術交流”已經變成一個巨大的“場”(field)，一個超級的文化象征，少有人不會趨之若鶩，頂禮膜拜。對於中國學者來說，隻有進入這個場才能分享到必要的象征資本。實際的情形也正是如此，隻有為“國際學界”所認可，才能成為中國的學術權威。自然科學早已認同，社會科學也不例外，剩下人文科學正在艱難起步。現今的人文科學，乃至於國學研究，如果不是得到港台，得到歐美漢學界的指認，想成為權威人士，想作為中國知識分子的真正代表，那就隻能以妄想症似的自我指認來完成。所謂“社會科學的本土化”，如果不是一句叫賣吆喝的口號，那就是自欺欺人的胡鬧。
激烈的爭奪正在展開，對手並不隻限於國內，還有海外“學成”的一大批學術精英，正急切要成為中國文化在國際學界的權威闡釋者。這使國內那些苦心經營專業多年的“原住民”學究，猛然間吃了啞巴虧。不管你專業方麵多麼“地道”、“正宗”，當然敵不過原裝的洋槍洋炮。當然，海內外也有可能組合成暫時的夥伴關係，內外聯手，裏通外合，逐鹿中原，逮著的很可能也就是“文化雜種”。總之，新的利益集團正在形成，要攻占的高地無非就是“國際學界”，要扮演的角色當然也就是未來“21世紀”文明的發言人、闡釋者乃至於帶頭人了。
以此來審視“回歸中國文化本位”的前景，似乎很難令人樂觀。當我們稱中國文化為“文化帝國”（請注意，不是文化帝國主義）時，是指它悠久的曆史，龐大的文化體製，數不清的典籍和無數的大師。毫無疑問，所謂“國粹”就是漢語言的精華。
盡管中華文化在近代就麵臨西學的挑戰，但國學大師們並不為之動容，人們還在構想“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因為他們終究是用漢語言寫作，在漢文化圈內傳播就能成為一代宗師。
因而近現代大師依然比比皆是。現在，中華文化麵臨的挑敲是，它的“最有成就”的人文學科的學者“最有影響”的著作，可能是用二流或三流的英語寫成的（或者是被翻譯成英語的文本）。而諾貝爾獎如果有幸加冕於中國作家，那肯定是根據英文文本。盡管我不讚成精英主義，也不傾向於維護文化的等級製度，但在理解一種文化時，在看待一種文化的存在和構成自身的內涵時，我們不得不承認人文學科是其文化特性（身份）的根基。如果中華文化的基礎——人文學科，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至少在大半個2l世紀），不得不臣服於英語——文化霸權，那麼，中華文化的“民族本位性”可能要打些折扣。
也許這對於中華文化的重建，對於中華文明融人世界文明未必沒有益處。但是對於要堅持“民族本位”建設的人們，對於要推行“社會科學本土化”的人們來說，可能是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而對於要以此作為構造民族主義的文化根基的人來說，更要大失所望。
就從中國當今社會現實來看，民族主義是否能夠抓住和強化“反西方”的社會心理，很值得懷疑。90年代的中國社會確實有回歸傳統文化的意向。大量的古籍重新再版，而且銷量看好。民間的古董字畫收藏熱，雖說是一種經濟行為，但也多少助長了人們對古典時代的追懷。美國（西方）神話在失落，隨著經濟高速發展，民族自信心與日俱增，這都是明顯的們，並不是“精神上的同代人”。如果不過分追究薩頓這一思想中可能有的精英主義觀念的話，用於理解當今中國社會存在的巨大“差異”則是合適的。在當今中國，有些人生活在傳統社會中，有些人生活在現代社會，有些人可能生活在中古時代，有些人可能還生活在新石器時代。
有些人享受著現代文明，但觀念很可能停留在遠古時代。不管從哪個方麵來說，“回歸民族本位”和“反對西方帝國主義經濟文化霸權”都是虛妄的設想。對於那些本來就生活於傳統之中的人們來說，他們無須“回歸”，更不必揮舞“反抗”的長矛。而對於那些想象性地“回歸傳統本位”的人們來說，其“反抗”的真實性是值得懷疑的。現今在中國城市裏流行的關於90年代人才的基本技能要求是：懂電腦，會開車，說英語。先不說專業，這三項基本技能，是90年代中國參與國際競爭的人才必備的條件。我不知道開著車在信息高速公路上飛跑，又說著英語的一代中國年輕人如何成為真正的民族主義者。看來《中國可以說不》的幾位作者要拉起民族主義的大旗，還任重而道遠。不叫中國婦女頭戴麵紗，不禁絕年輕一代人（他們的同代人）學電腦，開汽車和說英語，這民族主義的虎皮椅上最終也就隻能坐著有數的這麼幾個人。
五、結語：無法終結的想象盡管民族主義在90年代的中國興起，有著非常特殊的現實需求，對內可以重新整合意識形態，可以有效地確立政治信念和文化價值取向的權威性和合法性，對外可以使中國以一個強大文明的代表的姿態出現於國際舞台，把那些微妙複雜的外交手段，變成理直氣壯的政治策略和文化運籌；如果我們真能構建一套完整的民族主義話語，能夠融會貫通，左右逢I源，那確實是造福於中華民族。但實際的情形是民族主義旗號無法落到實處，它占有的文化資源，它擁有的社會心理基礎和它所麵對的現狀和未來，都使它顯得很有些表裏不一，前後矛盾。如果追問這種文化上的強烈的民族主義訴求何以與現實實際構成嚴重的矛盾，當然有非常複雜的曆史和現實的原因，但最深層的根源恐怕依然在於中國幾代人無法擺脫的“現代性”焦慮。
正如前麵曾指出過的那樣，民族主義的出現乃是現代化進程的曆史產物，它是現代世界體係形成的必要因素。哈貝馬斯說過：“民族也就是集體認同的特別的現代形式，它的主要的曆史角色是作為現代社會的普遍性與特殊性的中介，在這兩個能夠導致民族意識結構改變的傾向的平衡之間起替換作用。”民族主義一方麵可以推進“民族一國家”參與到現代性的普遍曆史中去，另一方麵又極努力去保持自身的特殊文化認同，由此使得現代化的世界體係趨於複雜化和多元化。
Arnason指出：“更重要的是，民主的想象和它的民族主義的連接通過多種其他的外部語境構成他們自身，這種差異性的方式被反射在他們的自我界定中，也反映在他們對現代性的總體模式的影響中。”可見，民族主義不僅是現代世界體係形成的伴生物，它反過來也影響了現代性的曆史過程。隨著資本主義世界擴張的過程，大量第三世界民族一國家參與到世界體係的構成中，民族主義作為進入現代世界體係的一種文化動力資源，它也在不斷地改變著這個體係的模式。民族主義的雙重性和複雜性表現在，它在強調民族一國家的特殊性的同時，既在參與普遍的“世界體係”，也在試圖保持距離。
本世紀以來，中國知識分子一直處在現代性的焦慮之中。這種“現代性焦慮”以兩個極端的形式來表達，一種現象是急切地進入“現代化”。“西化派”自然如此。試圖倡明西方的“科學”、“民主”，給中國文明注入變革的活力，以便更快地進入現代化。另一種則是強調中國文明的特殊性，以抵禦資本主義全球化對中國文明的滲透。文化保守派的思想並不是在“現代性”的框架之外，實則與“現代性”也密切相關。頑強地維護傳統文化，強調中國民族本位文化立場，這本身即是對西方資本主義現代化入侵中國的反抗。改良派提出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或是：“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諸國富強之術”（馮桂芬語），或者：“取西人器數之學，以衛吾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薛福成語）等等，中國政治經濟主流派（實際支配了中國的曆史進程的階層）從來都沒有全盤接受過現代化的觀念，“現代化”從來都被理解為“西化”。當然，現代化是西方發起的，並且是以對非西方第三世界實行殖民主義化加以全球化的推廣。
曆史的實際結果，現代化是全球資本主義化的過程——所謂“資本主義的世界體係”（沃勒斯坦，Wallertein語），“現代化”當然不隻是推行科學技術，它同時帶來資本主義的國家體製、價值觀念和思想文化，它必然引起社會由政治、經濟、文化全方位地完成傳統向現代的轉型。這對中國幾千年的文化傳統構成嚴峻的挑戰。當然，相當多的第三世界國家，特別是亞洲國家，試圖探索特殊的“現代化”道路。這些特殊的道路，當然不可能在“現代化”的過程之外。這種文化的“特殊性”正是對資本主義世界體係的一種反應（響應），它構成資本主義世界體係的一部分。“民族一國家”的認同並不是在現代化之外進行的，當然也不可能逃出現代化的曆史噩夢，它恰恰隨著第一次資本主義世界體係的形成而出現。文化保守派（如梁漱溟、張君勱、杜亞泉等）當年也是對西方現代文明的種種弊端進行抨擊，由此來思考中國文化在未來文明中理應具有的價值。不管這種設想的具體內容如何，從這種設想的出發點不難看出，中國知識分子一直處在現代性的壓力之下，強調中國文化的特殊價值，力圖使中國文明獨立於全球化的資本主義體係，或者說劃出於現代性的資本主義世界體係之外，以擺脫西方現代性的啟蒙規劃給中國文明的曆史進程構成的危機。這種現代性的焦慮在八九十年代又再次重演。80年代的“全盤性反傳統”與“全盤西化”，正是表達進入現代化的急切心理。麵對現實無法克服的障礙，人們把問題全盤歸結為傳統。“傳統”在這裏實則是“現實”的替代物，這是當代中國曆史在文化上完成的特殊敘事方式。
而現在，中國的文化民族主義，試圖使中國走出西方設定的現代化道路，擺脫現代化這個西方帝國主義強加給中國的夢魘，走中國自己的道路。這是一種自覺，還是勉強的調和？
說到底，依然是無法擺脫的現代化焦慮在作祟。“走中國自己的現代化道路”，這裏麵其實一直掩蓋著一個不言而喻的動機，即最大可能地擺脫西方現代化的軌道。但是當“現代化”一旦與“西方”剝離，又變成“中國的”時，它又走到了另一個極端，拒不承認現代化的那些普遍標準。那些普遍標準都被視為帝國主義的經濟文化霸權。與此相對，中國知識分子一直在構想中國文化在未來(21世紀)將引導世界文明——這一超級的文化想象。其中隱含的動機，與其說是對西方文化的戰勝，不如說是對整個“現代性”——這個壓迫又誘惑中國民族百多年的曆史夢魘——的超越。一方麵，人們急切渴求富國強民，超英趕美，另一方麵又拒不認同現代化的那些基本準則。這二者構成的劇烈衝突，足以使中國在現代化的曆史進程中，表現出種種過分的自相矛盾的民族主義認同訴求。在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間不斷替換和搖擺，這是中國文化民族主義的特別敘事方式。當人們強調民族文化本位性，強調中國道路的特殊性時，它叉如何寄希望於中國的文化價值成為普遍性的價值，去引導21世紀的世界文明呢？特殊性對普遍性的戰勝，中國對西方（世界）的勝利，這就是隱藏在我們文化中的由來已久的動機，它還要長期支配當代關於中國自身，關於中國與“他者”的文化想象。
這一切並沒有超出“現代性”的曆史情境，它表明中國在90年代更深地陷入“現代性”的世界秩序表現出來的劇烈反彈。民族主義一直就是資本主義全球化的伴生物；民族主義觀點成為各個“民族一國家”在全球化處境中具有不同的地位的解釋的起點。在資本主義現代化過程中一直就存在不同的文明傳統，它們與全球化過程構成衝突，並且為這個全球化過程提供意義的多元性。確實，民族主義訴求一方麵是進入現代性的自我定位，這種定位在描述帝國主義把現代規劃強加給第三世界的“民族一國家”的同時，也意味著把“前現代性”的“民族一國家”及其文化強加給全球化的現代性秩序。
在另一方麵，民族主義訴求又是企圖擺脫全球化秩序的一種謀劃。“民族想象和它的製度的具體化可以成為把自身從全球化語境撤回的基礎”。那些第三世界國家的革命運動，看上去是以劇烈的變革完成現代的“民族一國家”轉型，而其實質則是企圖以特別的方式超越全球化的世界體係。50年代中國進行的“農村社會主義改造運動”以及“大躍進”，即是以突變的方式促使中國完成“現代化”，其實質是以特殊的方式跳出資本主義現代化的世界秩序（及其發展邏輯）。顯然，80年代以來的改革開放，使中國重新進入全球化世界體係，盡管帶著相當多的既定的曆史的和社會的條件，但其社會轉型在總體上還是依照現代化的秩序循序漸進。它所取得的成就和進步是毋庸置疑的。現在，成就既是前進的起點，也是撤退的資本。所謂“中國的特殊道路”在多大程度上是為中國進入現代化尋求特殊的途徑？或者，它是要為中國與全球化的曆史進程保持距離尋求一個保護帶？
在當今時代，一方麵是資本主義世界體係發達到極致，另一方麵卻是“民族一國家”的重新認同再度升溫。這當然和冷戰的終結有直接關係，但也是晚期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邏輯，是所謂“後冷戰”時期的世界“新秩序”重新規劃的結果。蘇聯解體之後，美國成為惟一的超級大國。盡管美國不可能遇到政治上和軍事上的挑戰，但是美國麵臨文化上的和價值體係方麵的挑戰。這種挑戰有的來自西方世界體係內部，也有來自第三世界的。而這種挑戰的理論依據卻又來自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也就是說晚期資本主義發展出它自身的文化體係，這種文化理論強調文化的多元化，強調民族自決，強調政治社會的多種形式，反對意識形態化，反對文化殖民主義（後殖民主義），等等。
這些觀念既來自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新左派，也來自極右派和新右派。晚期資本主義發展出一整套顛覆自身的文化理論，正好被各種政治派別和熱衷於政治的各種專業知識分子所運用。這些思想正層出不窮花樣翻新地在西方學界占據主流地位，並且源源不斷地輸送到第三世界，以各種變了質的音調複製和放大。曆史並沒有終結，鬥爭未有窮期。在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語境中，在後冷戰時期的世界新秩序體係內，各個民族一國家關於自身的想象正在迅速展開，而中國正在走著“中國的特殊道路”，這條道路直接通向“中國人的21世紀”，世界正在拭目以待，而我們卻感到無所適從。為什麼21世紀就一定要是中國人的世紀呢?21世紀既不是中國的世紀，也不是美國的世紀，21世紀是人類的世紀。中國人能以這種心態來對待中國的現狀和未來，對待世界的現狀和未來，又何愁前程不遠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