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義救國軍”在1938年年底，充實了人馬之後，逐漸被當時的軍統內部，稱為忠義救國“扒路”軍。之所以稱之為忠義救國“扒路”軍，是因為當時“忠義救國軍”武器裝備不足，所以隻能小打小鬧打遊擊。針對“忠義救國軍”內部人員對當地地形非常熟悉的優勢，“忠義救國軍”把日軍的車站、鐵路和停車場這類武力裝備不強的目標作為主要襲擊對象，在江南地區廣泛襲擊日軍的鐵路係統。
針對這一戰略方向，戴笠還在“忠義救國軍”中多次組織特工培訓班，以爆炸和交通破襲為主要訓練科目。根據史料記載，僅僅在1938年12月下旬，“忠義救國軍”就在京滬鐵路沿線的昆山、太倉、常熟、嘉定四縣境內，數次向日軍發動破襲戰，打死打傷日軍士兵數百人，擊斃日軍大佐支隊長一名。
“忠義救國軍”的武器裝備一直不夠充分，當時中國官兵最常使用的是所謂的“快慢機”，也就是712式手槍，但是“忠義救國軍”始終沒有達到人手一支“快慢機”。盡管戴笠曾經下令特務們從日本駐滬三洋、三菱等洋行搶來很多“快慢機”，胡宗南也援助過一些兵器，杜月笙也出錢捐贈了“忠義救國軍”5000支“快慢機”手槍，但是“忠義救國軍”還是武器不足，很難與日軍進行硬碰硬的戰鬥，所以，偷襲和“扒路”，始終是“忠義救國軍”的主要戰鬥方向。
所以，這次戴笠下令炸掉“天馬號”，除了派遣了軍統蘇州站爆破小組，還指示“忠義救國軍”聯合行動，因為“忠義救國軍”擁有足夠的“扒路”經驗。
1940年11月18日夜，軍統蘇州站爆破小組和“忠義救國軍”，潛伏到蘇州城外京滬鐵路線上的李王廟，將地雷炸藥埋在外跨塘附近的鐵軌中間，埋伏下長達300米引線，引線一直通到茂密的樹林中，由兩名軍統特務負責點燃引線。
之所以選擇李家廟作為攻擊地點，是因為李家廟是日軍“燈下黑”的地點。李家廟距離蘇州火車站兩公裏，因是後唐亡國之君李煜建立的廟宇，所以稱為李家廟。李家廟不是蘇州站日軍警戒的範圍，也正處在日軍警戒的邊緣，所以在鐵路沿線，防衛最為薄弱。
一切準備就緒後，11月19日上午9點，“天馬號”專車終於飛馳而來，兩名軍統特務待“天馬號”駛近，便點燃了引線，隻見“天馬號”在震耳欲聾的爆炸聲中四分五裂。
這一爆炸事件，造成日軍兩名大佐、兩名內閣專員和多名情報人員被炸死，德意使節和隨車的日偽官兵也多有死傷，共計死傷175人。
這次爆炸，讓汪精衛大為惱火，也大為頹喪，把汪偽76號也狠狠地斥責了一番。“天馬號”被炸後，所謂的《日滿華三國共同宣言》推遲到11月30日才得以簽字。
軍統特務刺殺天皇特使
1940年11月29日上午10點左右，兩名全副武裝的日本軍官，騎著高頭大馬走在位於南鑼鼓巷南口的東皇城根胡同14號（現在的地安門東大街89號），這兩名軍官一個名叫高月保，一個名叫乘兼悅郎。這兩名軍官，一邊揚揚得意地騎著馬，一邊旁若無人地高談闊論著，全然不管街上躲避的人群，以及被馬蹄踢翻的物品，更沒注意到，一個身穿青色短衣、黑色長褲的人正騎著自行車尾隨在他們的馬後。
高月保和乘兼悅郎一前一後，邊走邊聊，尾隨他們的騎車人卻已趕到他們眼前，這人迅速向四周看了一眼，然後果斷翻身下車，舉起槍來就對著高月保和乘兼悅郎連開七槍，當場擊中高月保和乘兼悅郎。
南鑼鼓巷附近的偽巡警和巡邏的哨兵聽到槍響，迅速趕來，但是隻看到了騎車人遠去的背影。日本憲兵對著背影連開幾槍，均未命中騎車人。日本憲兵看到倒在地上的兩名日本軍官，慌了神，連忙叫來兩輛汽車，打算把兩名中槍的日本軍官送往醫院，但是他們忘了，汽車在胡同裏根本沒法掉頭。於是日本憲兵又搶來一輛人力車，把兩名日本軍官放進車裏，先用人力車拉了一段，然後用汽車將兩名日本軍官送進了醫院。
當時，在北京城內騎著高頭大馬耀武揚威的日本軍官多得是，為什麼唯獨這兩名日本軍官會被人刺殺呢？這就要從這兩人的身份說起。
挨槍的兩名日本軍官，在當時的日本陸軍中都算聲名顯赫。先說高月保，他有著男爵的貴族頭銜，曾就讀於日本陸軍大學，畢業後就被任命為日本駐歐洲的見習武官。1934年，高月保被任命為日本駐拉脫維亞的武官，主要負責蘇聯的情報搜集工作，因為他在情報工作中成績突出，因此被稱為“拉脫維亞的櫻”。1938年，高月保奉命回到日本，參與日軍對華細菌戰的策劃和研究，是細菌戰的始作俑者之一。後來，高月保被派到中國，擔任日本參謀本部作戰課副課長兼華北方麵軍參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