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變得格外慈愛。她撫摸著我的頭發，許久又說：“媽媽不去做活，靠你爸每月寄回家那點錢，日子沒法過啊……”
《紅旗譜》這本書沒買，我心裏總覺得是一個很大願望沒實現。
那時我已有了六七十本小人書，我便想到了出租小人書。我的同學中就有出租過小人書的。一天少可得兩三毛錢，多可得四五毛錢，再買新書，以此法漸漸增多自己的小人書。一個星期天，我將自己的全部小人書背著母親用塊舊塑料布包上，帶著偷偷溜出家門，來到火車站。在站前廣場，蘇聯紅軍烈士紀念碑下，鋪開塑料布，擺好小人書。坐一旁期待。火車站是租小人書的好地方。我的書攤前漸漸圍了一圈人，大多是候車或轉車的外地人。我不像我的那幾個租過小人書的同學，先收錢。我不按小人書的頁數決定收幾分錢，厚薄一律二分。我預想周到，帶了一截粉筆，畫線為“界”。要求看書者們必須在“界”內，我自己在“界”外。這既有利於他們，也方便於我。他們可以坐在紀念碑台階上，我盤腿坐在他們對麵，精力集中地注意他們，防止誰貪小便宜將我的書揣入衣兜。看完了的，才許跨出“界”外，一手還書，一手交錢。我“管理”有方，“生意”竟很“興隆”，心中無比喜悅。“喂，起來，起來！”背後一個聲音忽然對我吆喝，一隻皮鞋同時踢我屁股。我站起來，轉身一看，是位治安警察。“你們，把書都放下！”戴著白手套的手，朝那些看書的人指。人們紛紛站起，將書扔在塑料布上，掃興離去。治安警察命令：“把書包起來。”我情知不妙，一聲不敢吭，趕緊用塑料布將書包起來，抱在懷裏。
那治安警察將它一把從我懷中奪過去，邁步就走。
我扯住他的袖子嚷：“你幹什麼呀你？”
“幹什麼？”他一甩胳膊掙脫我的手，“沒收了！”
“你憑什麼沒收我的書呀？”
“憑什麼？”他指指寫有“治安”二字的袖標，“就憑這個！這裏不許出租小人書你知道不知道？”
“我……我不知道，我今後再也不到這兒來出租小人書了！……”我央求他，快急哭了。
“那麼說你今後還要到別的地方去出租啦？”
“不，我不是那個意思，我今後哪兒也不去出租了，你還給我，還給我吧！”
“一本不還！”那個治安警察真是冷酷，說罷大步朝站前派出所走去。
我哇的一聲哭了，我追上他，哭哭啼啼，由央求而哀求。
他被我糾纏火了，厲聲喝道：“再跟著我，連你也扯到派出所去！”
我害怕了，不敢繼續哀求，眼睜睜看著他揚長而去……
我失魂落魄地往家走。那種絕望的心情，猶如破了產的大富翁。經過霽虹橋時，真想從橋上跳下去。
回到家裏，我越想越傷心，又大哭了一場，哭得弟弟妹妹們莫名其妙。母親為了多掙幾元錢，星期日也不休息。哥哥問我為什麼哭，我不說。哥哥以為我不過受了點別人的欺負，未理睬我，到學校參加什麼活動去了。
母親那天下班挺晚。母親回到家裏，見我躺在炕上，坐到炕邊問我怎麼了。
我因為我那六七十本小人書全部被沒收一下子急病了。我失去了一個“世界”呀！我的心是已經迷上了這個“世界”的呀！我流著淚，用嘶啞的聲音告訴母親，我的小人書是怎樣在火車站被一個治安警察沒收的。母親緩緩站起，無言地離開了我。我迷迷糊糊睡著了，夢中從那個治安警察手中奪回了我全部的小人書。我迷迷糊糊睡了兩個多小時，由於嗓子焦灼才醒過來。窗外，天黑了，屋裏拉亮了燈。我一睜開眼睛，首先發現的，竟是我包小人書的那個塑料布包！我驚喜地爬起，匆匆忙忙地打開塑料布，內中包的果然是我的那些小人書！外屋，傳來嘭、嘭、嘭的響聲，是母親在用鐵絲拍子拍打帶回家裏的氈團。母親每天都必得帶回家十幾斤氈團，拍打鬆軟了，以備第二天絮鞋幫用。
“媽！……”我用沙啞的聲音叫母親。
母親聞聲走進屋裏。
我不禁喜笑顏開，問：“媽，是你要回來的吧？”
母親“嗯”了一聲，說：“記著，今後不許你出租小人書！”說完，又到外屋去拍打氈團。
我心中一時間對母親充滿了感激。
母親是連晚飯也沒顧上吃一口便趕到火車站去的。母親對那個治安警察說了多少好話，是否交了罰款，我沒問過母親，也永遠地不知道了……
三天後的中午，哥哥從外麵回來，一進門就告訴我，要送我一樣禮物，並叫我猜是什麼。
那一天是我的生日，生活窮困，無論母親還是我們幾個孩子，是從不過生日的。
我以為哥哥騙我，不猜。
哥哥神秘地從書包取出一本書：“你看！”
《紅旗譜》！
對我來說，再也沒有比它更使我高興的生日禮物了！
哥哥又從書包取出了兩本書：“還有呢！”
我激動地奪過一看——《播火記》！《紅旗譜》的兩本下部！
我當時還不知道《紅旗譜》的下部已經出版。
我放下這本，拿起那本，愛不釋手。
哥哥說：“是媽叫我給你買的。媽給了我一張五元的錢，我手一鬆，就連同兩本下部也給你買回來了。”我說：“媽叫你給我買一本，你卻給我買了三本，媽會責備你吧？”哥哥說：“不會的。”我放下書，心情複雜地走出家門，走到胡同口母親做活的條件低劣的街道小工廠。我趴在低矮的窗上向裏麵張望，在那個角落，又看到了母親瘦小的身影，背朝著我，俯在縫紉機前。縫紉機左邊，是一大垛軋好的棉膠鞋鞋幫，右邊，是一大堆拍打過的氈團。母親整個人變成了毛茸茸的褐色。我心裏對母親說：“媽，我一定愛惜買的每一本書……”卻沒有想到隻有將來當一位作家才算對得起母親。至今我仍保持著格外愛惜書的習慣。小時候想買一本書需鼓足勇氣才能夠開口向母親要錢，現在見了好書就非買不可。平日沒時間逛書店，出差到外地，則將逛書店當成逛街市的主要內容。往往出差歸來，外地的什麼特產都沒帶回，帶回一捆書，而大部分又是在北京的書店不難買到的。
買書其實莫如借書。借的書，要盡量擠時間早讀完歸還。買的書，卻並不急於閱讀了。雖然如此，依舊見了好書就非買不可。
由於我迷上了文學作品，學習成績大受影響。我在中學時代，是個中等生。對物理、化學、地理、政治一點興趣也提不起來。每次考試勉強對付及格。俄語初一上學期考試得過一次最高分——九十五，以後再沒及格過。我喜歡上的是語文、曆史、代數、幾何課。代數、幾何所以也能引起我的學習興趣，因為像旋轉魔方。公式定理是死的，解題卻需要靈活性。我覺得解代數或幾何題也如同寫小說。一篇同樣內容的小說，要達到內容和形式的高度完美統一，必定也有一種最佳的創作選擇。一般的多種多樣，最佳的可能僅僅隻有一種。重審我自己的作品，平庸的，恰是創作之前沒有進行認真選擇角度的。所謂粗製濫造，原因概出於此。
初二下學期，我的學習成績令母親和哥哥替我憂鬱了。不得不開始限製我讀小說。我也唯恐考不上高中，遭人恥笑，就暫時中斷了我與文學的“戀愛”。
“文革”風起雲湧後，同一天內，我家附近那四個小人書鋪，遭到“紅衛兵”的徹底“掃蕩”。
我記得很清楚，那一天我到通達街雜貨店買鹹菜，見雜貨店隔壁的小人書鋪前，一堆焚書餘燼，冒著嫋嫋青煙。窗子碎了。租小人書的老人，泥胎似的呆坐屋裏，我常去看小人書，他對我很熟悉。我們隔窗相望一眼，彼此無話可說。我心中對他充滿同情。
“文革”對全社會也是一場“焚書”運動，卻給我個人帶來了占有更多讀書的機會。我們那條小街住的大多是“下裏巴人”，竟有四戶收破爛的。院內一戶，隔街對院一戶，街頭兩戶。
“文革”初期，他們每天都一手推車一手推車地載回來成捆成捆的書刊。我們院子裏那戶收破爛的戶前屋內書刊鋪地。收破爛的姓盧，我稱他“盧叔”。他每天一推回書刊來，我是第一個拆捆挑撿的人。書在那場“文革”中成了起禍的根源。不知有多少人，忍痛將他們的藏書當廢紙賣掉了。而我成了一個地地道道的“發國難財”的人。《怎麼辦》、《獵人筆記》、《白癡》、《美國悲劇》、《婦女樂園》、《白鯨》、《堂·吉訶德》……一些我原先連書名也沒聽說過的，或在書店裏看到了想買而買不起的書，都是從“盧叔”收回來的書堆裏尋找到的。尋找到一兩本時，我打聲招呼，就拿走了。尋找到五六本時，不好意思白拿走，象征性地交給“盧叔”一兩毛錢，就算買下來。學校停課，我極少到學校去，在家裏讀那些讀也讀不完的書。同時擔起了“家庭主婦”的種種責任。最使我感到愉快的時刻，是冬天裏，母親下班前，我將“大子”淘下飯鍋的時刻。那時刻，家中很安靜，弟弟妹妹們各自趴在裏屋炕上看小人書。我則可以手捧一本自己喜愛的文學作品，坐在小板凳上，守在爐前看鍋。“子”粥起碼兩個小時才能熬熟，兩個小時內可以認認真真地讀幾十頁書。有時書中人物的命運引起我的沉思和聯想，凝視著火光閃耀的爐口，不免出神入化。
一九六八年我下鄉前，已經有滿滿的一木箱書，我下鄉那一天，將那一木箱整理了一番，底下鋪紙，上麵蓋紙，落了鎖。我把鑰匙交給母親替我保管，對母親說：“媽，別讓任何人開我的書箱啊！這些書可能以後在中國再也不會出版了！”母親理解地回答：“放心吧，就是家裏失了火，我也叫你弟弟妹妹先把你的書箱搬出去！”對較多數已經是作家的人來說，通往文學目標的道路用寫滿字跡的稿紙鋪墊。這條道路不是百米賽跑，是漫長的“馬拉鬆”，是必須一步步進行的競走。這也是一條時時充滿了自然淘汰現象的道路。缺少耐力，缺少信心，缺少不斷進取精神的人，缺少在某一時期內自甘寂寞的勇氣的人，即使“一舉成名”，聲譽鵲起，也可能“曇花一現”。始終“競走”在文學道路上的大抵是些“苦行僧”。 關於《木木》的回憶 我“拉小套”，撿破爛，終於湊夠錢，買了一本新的《木木》還給老人。老人感動了，沒收。《木木》就也成了我自己擁有的一本小人書。 日前的一個晚上，“工人日報”文藝部副主任胡健女士客串中央電視台“東方時空”節目主持人，她率領攝製組一幹人等，來我家中對我進行采訪。熾亮的照明燈下，微微作響的攝像機前，與我麵對麵坐著，鄭重地向我提出一個又一個問題——“你是從何時開始寫作的？”我說：“從下鄉時候。每天晚上，當知青夥伴們在我周圍打撲克、下棋，我便回想白天發生的某件事情，心裏產生的某些感想，寫在自裁的紙片上。我自己還將這一習慣命為‘心音錄’，以區別於日記。” “是以怎樣的形式寫的？” 我說：“現在想來，大約可以勉強叫做詩、散文、雜感或‘自白’之類吧。” “你認為，對你的人格形成影響最大的是什麼？” “父母的品德。” “還有什麼？” “書……” 倏忽間，照明燈和攝像機都不再能幹擾我的心理了。回憶將我帶回了童年和少年時期…… 小時候我家裏窮。沒有收音機，連“半導體”也沒有。給家裏買糧買煤買菜，如剩錢有幾分的，母親便會賞給我。攢夠八九分，便在某個晚上，跑到街頭的小人書鋪，坐在一個角落，看上幾個小時，三分錢可以看一本厚的。二分錢可以看一本薄的。許多世界名著，都是從小人書看起的。小人書鋪，是我童年和少年時期的“三味書屋”。在飄著雪花，或者下著霏霏細雨的夜晚，我曾沉浸在許多美妙的時光中；有一次，一本屠格涅夫的《木木》我沒看完，而租書的老人卻要回家了，破例允許我帶走看。第二天又被同學借去看，結果丟了。我“拉小套”，撿破爛，終於湊夠錢，買了一本新的《木木》還給老人。老人感動了，沒收。《木木》就也成了我自己擁有的一本小人書。“文革”中，小人書鋪被砸了，書都被燒了，遠遠地望著黑煙，我哭了…… 我下鄉那年，已經有了二十幾本書。我將它們放在一個小箱裏，藏在床底下。待我返城後，幫母親搞衛生，從床下拖出了那個小箱子，鎖已鏽了。母親和我，竟都不記得裏麵放的什麼了。我敲掉鎖，打開箱子，一股黴味兒散出。箱子已被老鼠嗑穿了一個角，在我的書中生兒育女了。 現在我已擁有許多書了。我愛書。我的一項消閑事，便是包書皮。用上好的掛曆的背麵，雪白，包得美觀極了。親筆寫上書名時，能體會到一種由衷的愉悅。 我曾參加過中央電視台拍攝的“圖書節晚會”。當時我手持話筒，站在台上，對著一千多名觀眾說——朋友們，愛書吧！書對我們心靈的教育和影響，是不亞於父母和師長的啊！ 我和橘皮的往事 我聽了暗暗記在心裏。我的母親，每年冬季都為支氣管炎所苦，經常喘作一團，憋紅了臉，透不過氣來。可是家裏窮，母親舍不得花錢買藥，就那麼一冬季又一冬季地忍受著，一冬季比一冬季氣喘得厲害。 多少年過去了，那張清瘦而嚴厲的，戴六百度黑邊近視鏡的女人的臉，仍時時浮現在我眼前，她就是我小學四年級的班主任老師。想起她，也就使我想起了一些關於橘皮的往事。 其實，校辦工廠並非是今天的新事物。當年我的小學母校就有校辦工廠。不過規模很小罷了。專從民間收集橘皮，烘幹了，碾成粉，送到藥廠去。所得加工費，用以補充學校的教學經費。 有一天，輪到我和我們班的幾名同學，去那小廠房裏義務勞動。一名同學問指派我們幹活的師傅，橘皮究竟可以治哪幾種病？師傅就告訴我們，可以治什麼病，尤其對平喘和減緩支氣管炎有良效。我聽了暗暗記在心裏。我的母親，每年冬季都為支氣管炎所苦，經常喘作一團，憋紅了臉，透不過氣來。可是家裏窮，母親舍不得花錢買藥，就那麼一冬季又一冬季地忍受著，一冬季比一冬季氣喘得厲害。看著母親喘作一團，憋紅了臉透不過氣來的痛苦樣子，我和弟弟妹妹每每心裏難受得想哭。我暗想，一麻袋又一麻袋，這麼多這麼多橘皮，我何不替母親帶回家一點兒呢？ 當天，我往兜裏偷偷揣了幾片幹橘皮。 以後，每次義務勞動，我都往兜裏偷偷揣幾片幹橘皮。 母親喝了一陣子幹橘皮泡的水，劇烈喘息的時候，分明地減少了，起碼我覺著是那樣。我內心裏的高興，真是沒法兒形容。母親自然問過我——從哪兒弄的幹橘皮？我撒謊，騙母親，說是校辦工廠的師傅送給的。母親就撫摸我的頭，用微笑表達她對她的一個兒子的孝心所感受到的那一份兒欣慰。那乃是窮孩子們的母親們普遍的最由衷的也是最大的欣慰啊！不料想，由於一名同學的告發，我成了一個小偷，一個賊。先是在全班同學眼裏成了一個小偷，一個賊，後來是在全校同學眼裏成了一個小偷，一個賊。那是特殊的年代。哪怕小到一塊橡皮，半截鉛筆，隻要一旦和“偷”字連起來，也足以構成一個孩子從此無法刷洗掉的恥辱。也足以使一個孩子從此永無自尊可言。每每的，在大人們互相攻訐之時，你會聽到這樣的話——“你自小就是賊！”—那賊的罪名，卻往往僅由於一塊橡皮，半截鉛筆。那賊的罪名，甚至足以使一個人背負終生。即使往後別人忘了，不再提起了，在他或她內心裏，也是銘刻下了。這一種刻痕，往往扭曲了一個人的一生，改變了一個人的一生，毀滅了一個人的一生。 在學校的操場上，我被迫當眾承認自己偷了幾次橘皮，當眾承認自己是賊。當眾，便是當著全校同學的麵啊！ 於是我在班級裏，不再是任何一個同學的同學，而是一個賊。於是我在學校裏，仿佛已經不再是一名學生；而僅僅是，無可爭議地是一個賊，一個小偷了。我覺得，連我上課舉手回答問題，老師似乎都佯裝不見，目光故意從我身上一掃而過。 我不再有學友了。我處於可怕的孤立之中。我不敢對母親講我在學校的遭遇和處境，怕母親為我而悲傷。 當時我的班主任老師，也就是那一位清瘦而嚴厲的，戴六百度近視鏡的中年女教師，正休產假。 她重新給我們上第一堂課的時候，就覺察出了我的異常處境。 放學後她把我叫到了僻靜處，而不是教員室裏，問我究竟做了什麼不光彩的事。 我哇地哭了…… 第二天，她在上課之前說：“首先我要講講梁紹生（我當年的本名）和橘皮的事。他不是小偷，不是賊。是我囑咐他在義務勞動時，別忘了為老師帶一點兒橘皮。老師需要橘皮摻進別的中藥治病。你們再認為他是小偷，是賊，那麼也把老師看成是小偷，是賊吧！” 第三天，當全校同學做課間操時，大喇叭裏傳出了她的聲音。說的是她在課堂上所說的那番話……從此我又是同學的同學，學校的學生，而不再是小偷不再是賊了。從此我不想死了。 我的班主任老師，她以前對我從不曾偏愛過，以後也不曾。在她眼裏，以前和以後，我都隻不過是她的四十幾名學生中的一個，最普通的最尋常的一個。 但是，從此，在我心目中，她不再是一位普通的老師了。盡管依然像以前那麼嚴厲，依然戴六百度的近視鏡。 在“文革”中，那時我已是中學生了，沒給任何一位老師貼過大字報。我常想，這也許和我永遠忘不了我的小學班主任老師有某種關係。沒有她，我不太可能成為作家。也許我的人生軌跡將徹底地被扭曲、改變，也許我真的會變成一個賊，以我的墮落報複社會。也許，我早已自殺了。 以後我受過許多險惡的傷害。但她使我永遠相信，生活中不隻有壞人，像她那樣的好人是確實存在的。因此我應永遠保持對生活的真誠熱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