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那一桶清澈的井水意味些什麼呢？
在醫院裏，在母親的病床前，以及在母親出殯的過程中，我見到了母親的一些幹兒女。
我早知母親有些幹兒女。究竟有多少，並不很清楚。凡三十餘年間，有的見過幾麵，有的竟不曾見過。但我清楚，在漫長的三十餘年間，他們對母親懷著很深很深的感情。
他們當年皆是我弟弟那一輩的小青年。
話說當年，指的是“上山下鄉”運動開始以後。許多家庭的長子長女和次子次女，和我以及我的三弟一樣，都戀戀不舍地告別了家庭和城市。城市中留下的大抵是各個家庭的小兒女，年齡在十六七歲和十八九歲之間。那個年代，這些平民家庭的小兒女啊，似些孤獨的羔羊，麵對今天這樣明天那樣的政治風雲，彷徨、迷惘、無奈、親情失落不知所依。他們中，有人當年便是喪父或失母的小兒女。
既都是平民家的小兒女，所分配的工作也就注定了不能與願望相符。或做街頭小食雜店的售貨員，或做挖管道溝的臨時工，或在生產環境破敗的什麼小廠裏學徒。
某一年夏天，是知青的我回哈探家，曾去醬油廠看過我四弟的勞動情形。斯時他們幾名小工友，剛剛揮板鍁出完幾噸醬渣，一個個隻著短褲，通體大汗淋漓，坐在車間的窗台上，任穿堂涼風陣陣撲吹，唱印度電影《流浪者》中的“拉茲之歌”——我和任何人都沒來往，命運啊，我的星辰，你把我引向何方引向何方。
他們心中的苦悶種種，是不願對自己的家庭成員吐訴的。但是這些城市中的小兒女，又是多麼需要一個耐心傾聽他們吐訴的人啊！那傾聽者，不僅應有耐心，還應有充滿心間的愛心。還應在他們渴望安慰和體恤之時，善於安慰，善於勸解，並且，由衷地予以體恤。
於是，他們後來都非常信賴也不無慶幸地選擇了母親。
於是，母親也就以她母性的本能，義不容辭地將他們庇護在自己身邊。像一隻母雞展開翅膀，不管自家的小雞亦或別人家的小雞，隻要投奔過來，便一概地遮攏翅下。
那些城市中的小兒女啊，當年他們並沒有什麼可回報母親的。隻不過在年節或母親生病時，拎上一包尋常點心或兩瓶廉價罐頭聚於貧寒的我家看望母親。再就是，改叫“大娘”為叫“媽”了。有時混著叫，剛叫過“大娘”，緊接著又叫“媽”。與點心和罐頭相比，一聲“媽”，倒顯得格外的凝重了。
既被叫“媽”，母親自然便於母性的本能而外，心生出一份油然的責任感。母親關心他們的許多方麵——在單位和領導和工友的關係；在家中是否與親人溫馨相處；怎樣珍惜友情，如何處理愛情；須恪守什麼樣的做人原則，交友應防哪些失誤；不借政治運動之機傷害他人報複他人；不可歧視那些被政治打入另冊的人，等等。母親以她一名普通家庭婦女善良寬厚的本色，經常像叮嚀自己的親兒女一樣，叮嚀她的幹兒女們不學壞人做壞事，要學好人做好事。此世間親情，竟延續了三十年之久。我曾很不以為然過，但母親對我的不以為然也同樣不以為然。她不與我爭辯，以一種心理非常滿足的、默默的矜持，表明她所一貫主張的做人態度。直至她去世前三天，還希望能為她的一個幹女兒和一個幹兒子促成一次大媒。
而他們，一個幫著四弟將母親送入醫院，一個一小時後便聞訊匆匆趕到醫院，三十幾個小時不曾回家，不曾離開過醫院！
母親逝後，她的幹兒女們都紛紛來到了弟弟家。
我說——不必在家中設靈位了吧！
他們說——要設。
我說——不必非輪守四十八小時靈了吧！
他們說——要守。
這些三十年前的城市平民家庭的小兒女啊，三十年前是小徒工們，如今仍是工人們。隻不過，有的“下崗”了；隻不過，都做了父母了。
他們都是些沉默寡言之人。
我離開哈市時，仍分不清他們中幾個人的名字。
他們不與我多說什麼。甚至根本就不主動與我說話。
他們完完全全是衝他們與母親之間那一種三十年之久的親情，而為母親守靈，為母親燒紙，為母親送喪的。
三十年間，我下鄉七年，上大學三年，居京二十年，我曾給予母親的愉快時日，比他們給予的少得多。
回到北京，我常默想——從今後，我定當以胞弟胞妹視待他們和她們啊！
至於我自己的幾名中學摯友與母親之間的親情，比三十年更長久，從我初一時就開始著了。那是世間另一種親情，心感受之，欲說還休欲說還休
每獨坐呆想，似乎有了一種答案—那時時浮現過我眼前的畫麵中那一桶清澈的井水，是否便意味著是人世間的一種溫馨親情呢？母親的母親，給予在母親心裏了。而母親隻不過從內心裏蕩出了一些，便獲得了多麼長久又多麼足以感到欣慰的回報啊！這麼想很唯心，但請不要責怪兒子的癡思。願此親情在我們中國老百姓間代代相傳。沒了它，意味著是我們普通人的人生多麼大的損失啊！母親我愛您。母親安息吧。
“十姐妹”出走
且說那一天我在家對麵的小樹林散步，遇見了幾個年輕的民工。其中一個拎著紙箱。箱四周紮了許多透氣孔。見著我，拎紙箱的自言自語：“這麼大一個北京，竟沒識貨的人！”仿佛自言自語，其實說給我聽。那模樣，那口吻，使我聯想到受高衙內指使，誘林衝中計的那個賣刀人。我問：“什麼？”他們中有人答：“鳥兒。”“什麼鳥兒？”“十姐妹。”好悅心的鳥名——我不禁掀開紙箱蓋兒一角往裏瞅，但見十位“小姐”擠縮一處，十雙黑晶晶的小眼睛瞪著我，膽怯而又乞憐。黃嘴邊兒還沒褪呐，羽毛還沒長全呐，毛根間暴露著粉紅的肉色，如同一群隻紮肚兜兒的光身子小孩兒。並不雅的些個小東西！“賣？”“賣！”“多少錢？”“二十元！”“太小哇。”“這您就外行啦，養鳥兒都得從小養起。”“不好看呀，跟麻雀以的！”“毛長全就好看了，不好看能叫‘十姐妹’麼？”
於是我一念頓生，成了“十姐妹”的“家長”。
最初養在一個極小的籠子裏。用兩個瓶蓋兒喂它們水和小米。後來妻買回了一個漂亮的夠大的籠子，於是它們“遷”人了新居，好比住在小破房裏的中國老百姓，一步登天搬進了花園洋房。那一天“她們”顯得好高興噢，唧唧喳喳叫個不停。我們一家三口看著“她們”高興，各自心裏也高興。
自從陽台上有了“十姐妹”，便熱鬧起來。“小姐”們一會“說”一會兒“唱”。“說”時其音細碎一片，吳儂軟語似的，使我聯想到一群上海姑娘聚在一起聊悄悄話兒。“唱”時反倒不那麼動聽了，類乎“喳”的一個單音，此長彼短，自我陶醉。沒一個嗓子強點兒或可出息為歌唱家的。於“她們”正應了那句話——“說的比唱的好”。那時我正寫作，便不免的會有些煩。常到陽台上去衝“她們”喝唬一句。喝唬一句大概能消停五分鍾。於是最後隻有關上幾扇門，隔斷“她們”的噪音。將自己關在最裏邊的小屋。
安定且無憂無慮的生活，使“她們”長大得明顯羽毛日漸豐滿了。一個個都出落得非麻雀可比了。秀小的頭，魚形的身，頷下和喙根兩側，以及翅膀和尾翼之間，是潔白的絨羽和翎子。若補充些想象看它們，也還算漂亮。
有天我發現“她們”爭爭吵吵擁擁擠擠地圍住飲水罐兒，銜了水梳理羽毛。我想——哦！“小姐”們是該洗次澡了。便將一個餅幹盒蓋注滿清水，將籠底抽下，將籠子置於盒蓋上，佇立一旁靜觀。“她們”不爭不吵不擁不擠了，一隻隻側著頭，矜持地瞪我。我剛一轉身離去，陽台上便濺水聲大作。水珠竟透過紗門濺入室內。偷窺之，見“她們”洗得那個歡呢！而且相互梳洗。
於是便寵出了“她們”的嬌慣毛病。每至中午，倘不為“她們”提供此項服務，陽台上一片抗議之聲，不予理睬簡直就不可能。“她們”是很講“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或者可以說很培養我的文明意識——隻要我在看著，絕不下水。其實我也不稀罕看。偷窺的行為就那麼一次。女人們洗澡的美妙情形我早已司空見慣了，在電影裏。
原先，鳥籠是放在一把椅子上的。陽台下半部是砌嚴的，小時候它們則隻能看到一片天空。倒也都甘於做井底之蛙？有一天“她們”就以“她們”的噪音，提出了開闊視野高瞻遠睹的要求。於是中午洗過澡後，我將鳥籠掛在晾衣竿上。第一次透過陽台窗望到外麵的廣大世界，“她們”真是顯得驚奇極了。“說”了一中午，“唱”了一中午。反反複複“唱”的，在我聽來，仿佛始終是那一句——“外麵的世界很精彩。”
我聽不得“她們”向我傳達的那份兒幽怨，幹脆啟開籠門，將“她們”放飛在陽台上。不消說，從此我更得勤於打掃陽台了。
我常想起買下“她們”時的情形。不知命運如何，“她們”的那份兒膽怯好可憐的。不愁冷暖不愁饑渴了，就產生了對“居住”條件的高要求。“居住”條件大大改善了，就漸漸滋長了“貴族”習慣，每天還得洗次澡兒。一旦“貴族”起來了，則又開始向往自由了。給予了“她們”一個陽台的自由範圍，最初的喜悅和興奮過後，又分明地向往起“外麵的世界”來。
有天它們一溜兒蹲棲在窗格上，靜悄悄的，都很憂傷的樣子，仿佛些個囚徒似的。
我幾經猶豫，開了一扇陽台窗。輕風和爽氣撲入，“她們”都扇動起翅膀來。我說：“小姐們，請吧，我還你們自由。”“她們”一隻隻從敞開的窗子跳進躍出著，不停地扇翅，一會兒側頭看我，一會兒仰望向天空，似有依戀之意。
我又說：“想回來時就回來，這扇窗將隨時為你們打開。”
我也滿懷著對“她們”的依戀，離開了陽台。半小時後，十隻鳥兒剩下五隻了。一個小時後，陽台上一隻鳥兒都不見了，頓時寂靜得使人悒鬱。
有幾隻鳥兒飛回來過——吃點兒食，飲點兒水，洗次澡兒，又飛走。
從此，我在早晚散步時，總能聽到“她們”的聲音，傳出自小樹林裏。我的“丫頭”們的聲音，我是聽得出來的。
有天我發現一隻鷂鷹，在附近的樹林上空盤旋。我想——說不定它是被我的“丫頭”們的叫聲引來的，伺機加害於“她們”。於是我趕快回到家裏，找了一根長長的竹竿，掛上彩布，在樹林中奔來奔去，揮舞著，大叫著，直至將那殘食弱小的梟禽驅逐遁去。有天我發現別人家養著兩隻鸚鵡的籠子裏，也有一隻“十姐妹”。兩隻鸚鵡都啄“她”。啄得“她”沒處藏沒處躲。緊縮一隅，尾巴擠出在籠外。見了我，便在籠子裏“炸”飛起來，叫個不停，其音哀婉。我想，那一定是我的“丫頭”中的一隻，想吃食，想飲水，或想洗澡，誤入了別人家的陽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