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為了向父親表示，我銘記了他的話，我就將兒子從地板上抱起，親了一下，說：“爸爸是絕不會被打成現行反革命的，今天的共產黨已經不是過去的共產黨了！爺爺的擔心是不必要的。”
兒子卻從我懷中掙向妻，奶聲奶氣地說：“媽媽抱，摸咂咂！”
下一個星期六，沃克又來時，果然給兒子帶來一個玩具，是一隻黃色的，毛絨絨的，會叫的小狗。說是在友誼商店買的。
妻問：“那裏有電冰箱麼？”
沃克回答：“有啊。有雙開門的日立牌電冰箱，你們要買？”我瞪了妻一眼，妻立刻回答：“不，我們已經托別人買了。”沃克說：“要是買不到，我給你們買。”
我說：“能買得到。”
兒子從床底下拖出一個紙板箱，把裏麵的玩具一樣樣擺在地板上：飛機、火車、大炮、坦克、小狗、小貓等等，擺了一長溜。
兒子不知從哪兒翻出一個小盤大的毛主席像章，還挺新的。
沃克用一串鑰匙從兒子手中哄過主席像章，一邊欣賞一邊說：“隻聽說中國‘文革’中有這麼大的毛主席像章，今天頭一次見了！”欣賞一會兒，拿著問兒子：“知道這是誰麼？”兩歲半的兒子回答：“大胖子！”從沃克手中奪過像章，就在地板上滾著玩。
我非常生氣，從地上撿起像章，舉手就欲打兒子。妻趕快將兒子抱走，說：“你打孩子幹什麼？他出生的時候，毛主席已經逝世五年了，他不知道毛主席是什麼人就成過錯了？”
我舉起的手，緩緩地放下了。
我暗想：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崇拜。這就是曆史。曆史有它自己的法則，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將來兒子長大了，當然會知道毛澤東是一位什麼樣的曆史人物的。但是會不會崇拜毛主席，那就很難說了。也許他會崇拜一位足球名將、電影明星、哲學家、藝術家、作家、歌星、音樂家，或者一位時裝模特，或者一位改革者，或者一位非常非常有錢的什麼什麼人。
讓他自己去選擇吧！
他那一代的精神和思想，應比我們這一代獲得更大的自由。
而精神和思想，它所代表的全部人類社會的文明，其實隻用兩個字就可以概括——自由。
沒有精神的自由和思想的自由，所謂社會文明，不過是寫在布滿灰塵的桌麵上的詞句，在擦桌子的時候便被抹布一塊兒擦掉了。
兒子受到我那一句喝罵，又見我欲打他，嚇哭了，哭得十分之委屈。妻便將他抱往鄰居家去。
沃克見我沉思，問：“你想什麼呢？”
我說：“我在想崇拜這個問題。”
沃克又問：“你至今仍崇拜毛主席？”
我沉思良久，說：“崇拜是人類的童年心理，我們這一代人的崇拜季節已經過去了。”
於是我們的話題很自然地談到了毛主席的功過方麵。我說：“我依然認為毛主席是中國曆史上從古至今十分偉大的人物。也是世界曆史上十分偉大的人物。”
“可你剛才還說你們這一代人的崇拜季節已經過去了……”沃克表示不解。我一時不知如何才能向他解釋清楚。我又陷入了沉思，在沉思之中回顧我們這一代人的心理曆程和思想曆程。我耳畔仿佛有千百萬童聲在齊唱著這樣一首歌：
我們新中國的兒童
我們新少年的先鋒
團結起來
繼承我們的父兄
不怕艱難不怕擔子重
為了新中國的建設而奮鬥
學習偉大的領袖毛澤東……
我們這一代人，就是唱著這首歌長大的。紅領巾是我們的驕傲。少先隊隊禮表達著我們對美好事物的崇高敬意。少先隊隊鼓使我們的童心激動無比。我們這一代中的大多數幼年、童年乃至青少年時期不知巧克力為何物。五十個人的玩具加在一起也沒有兒子的玩具多。一件新衣服會使我們歡欣雀躍。新衣服是爸爸或者媽媽買的，可我們都普遍地認為最應該感激的是毛主席和共產黨。沒有毛主席，就沒有共產黨。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衣服。我們的父輩虔誠地在我們的頭腦中打上這種“胎記”。全社會唯恐我們忘卻了我們來到這個世界上並且生存下去的意義隻有一個——知恩圖報。後來我們長大了。我們就開始唱另外一首歌：
我們年輕人，有顆火熱心，要為真理而鬥爭，
哪裏有困難，哪裏有我們，赤膽忠心為人民，
不怕幹難萬險，不怕山高海深，高舉革命的大旗，
激浪滾滾永向前，永向前！
……
我們唱著這首歌經曆了三年自然災害。我們這一代大多數人的胃，消化過野菜、草籽、樹葉。而人造肉、豆餅、糠皮在我們看來是好東西。可我們唱那首“青年進行曲”時聲音嘹亮，並不氣短。
我們這一代人當時的悲劇在於我們追求一種“革命思想”的熱情，超過我們追求文化知識的熱情，而任何“革命思想”如果沒有文化知識作為奠基石，與宗教教義相差無幾。我們不懂得這一點，社會也不懂得這一點。我們所接受的文化教育，是在“革命思想”的灰錳氧中浸泡過的。而我們所受到的一切“革命思想”教育的全部內涵，其實隻用兩句詞兒就足以概括——熱愛吧！感激吧！在中學政治課堂上，我們的頭腦中漸漸形成了這樣一條結論——領袖即黨。
於是，我們的熱愛之情，感激之情，集於一人一身，明白而又明確。
於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們這一代的熱愛、敬仰、崇拜、服從便達到了“無限”的“光輝頂點”。這是整整一代人的狂熱，整整一代人的迷亂。而整整一代青年的迷亂與狂熱對於社會來說，是颶風，是火，是大潮，是一瀉千裏的狂瀾，是衝決一切的力量！當這一切都過去之後我們累了。當我們感到累了的時候，我們才開始嚴峻的思考。當我們思考的時候，我們才開始真正長大成人。當我們長大成人了，我們才感到失落。當我們失落了，我們才感到憤怒。當我們憤怒了，我們才感到失望。當我們感到失望了，我們才覺醒。當我們覺醒了，我們才認為有權譴責！
試問，有誰比這一代人精神上所造成的失落更空洞？有誰比這一代人所感到的失望更巨大？有誰比這一代人的譴責更激烈？
然而今天，當中國的曆史又翻到嶄新一頁的時候，我與我的同齡人談到毛主席的時候，幾乎所有的人都說過這樣的話：“毛主席畢竟是一個偉大的人物。”
曆史的評價是那麼公正地體現在我們這一代人身上。我們不再是曆史的奴仆。我們拿曆史來做我們的眼睛。我們用我們的思想來做中國這一段曆史的終結。它將不僅僅是用文字寫在種種曆史的或政治的教科書上，它是用我們昨天的和明天的社會行為寫在我們的心理曆程和思想曆程上。
我對沃克講到這樣一件事：不久前我到河南某市某工廠去體驗生活，見一車床前豎立一木牌，上寫“光榮車”三個紅字。我以為操作這台車床的青年工人是勞模，一問卻不是。原來某某中央領導同誌到這個工廠來視察過，同這個工人握過手，說過幾句話。
因問：“誰讓豎這塊牌子？”
答曰：“廠黨委決定的。”
又問：“不影響視線麼？”
答曰：“當然影響。”
再問：“出了事故怎麼辦？”
那青年工人默然。
問：“你並不喜歡在自己車床前豎這塊牌子吧？”說：“叫我如何回答你呢？”
我對他講，他應該向領導闡明利害，建議領導去掉這塊牌子。
他說：“這樣的建議怎麼能向領導去提呢？”
我說：“那我替你去向領導提。”
他慌了：“千萬別，領導會以為我對你說了什麼不該說的話。”
我說：“你放心好了，我隻字不提你。”
我便去找這個廠的領導們，希望他們去掉那塊木牌。
他們大不以為然，都用不樂意接受的目光瞧我。我說：“這不僅是我的希望，也是我的批評。每一個中國人在今天都有權對這一類事情提出批評。第一，那塊牌子豎在車床前，一天不擦，就會積滿灰塵，有礙觀瞻。天天都擦，使工人增加了一件小小的麻煩事。他們嘴上不說，心裏並不高興。崇敬若非出於自願，定然適得其反。第二，它擋住光線，也擋住工人的視線，違反安全生產條例，也許會成為什麼不幸事故的隱患。第三，中央領導同誌肯定不知道你們這種做法，知道了也會批評你們。第四，它早早晚晚是要被去掉的。早去掉，主動。晚去掉，被動。晚去掉莫如早去掉的好。第五，它豎立在那裏，沒有任何實際意義。”他們麵麵相覷了一陣，其中一個說：“我們將那塊牌子豎在那兒還沒多久。豎在那兒的時候，無須解釋什麼，人人明白。再由我們決定去掉，就總得解釋幾句吧？不解釋不太像話吧？可又叫我們如何向工人們解釋呢？”
傳統是一種無形的力量。照“傳統”去做什麼事，人們大抵心安理得。但某些“傳統”也往往是一種腐朽的力量。正是借助了這種力量，封建帝王的黃綾聖旨演變成為“最高指示”。
我想，他們在車床旁豎起那塊木牌時，內心裏的虔誠無疑是要比迷信的老太婆拜菩薩少得多的，否則他們絕不會對我說出那麼一番左右為難的話。他們不過是習慣地按照“文革”中的一種“傳統”行事罷了。沒豎起之前是木頭，豎起之後就成了“聖物”。若再去掉則有褻瀆之嫌。我想了一會兒，便對他們說：“不必為難，小事一樁。我有三全其美之策，保證做得使你們滿意。”
幾日後我離開那工廠時，他們主動問我，那“三全其美”之策落實沒有？
我回答落實了。
他們繼而追問何策？
我告訴他們，我已給中央辦公廳寫了一封信，請他們轉中央領導，由領導批示，他們照辦就得了。
他們盡數啞然、怔然、愕然。
我笑盈盈道：“由中央領導同誌親自批示去掉‘光榮’牌，顯示了中央領導同誌以身作則地反對個人迷信，反對個人崇拜的共產黨人風範，此謂一美。你們堅決照辦，堅決執行，隻須向工人傳達此示即可，不必作任何解釋，此謂一美。工人們受一次反對個人迷信，反對個人崇拜的現場教育，此又謂一美。故謂‘三全其美’，難道你們還有什麼不滿意嗎？”沃克聽我講到這裏，忍俊不禁，大笑起來。
一個月後，我陪沃克到八達嶺遊玩。正值京郊萬山紅遍季節，風和日麗，天高雲淡，站在萬裏長城之上，俯瞰四野，極目遠眺，心曠神怡，頓生歎人間滄桑，發思古之幽情。我斜倚長城堞口，吸著煙，向沃克講了“孟薑女”萬裏尋夫，哭倒長城的故事。
“太美了，太悲了，愛得太偉大了！孟薑女的愛情，是應該與長城共存於後世的！”年輕的瑞典文學博士竟大受感動，淚水旋旋欲墜。
沃克要為我拍一張照片，忽然有一人鬼鬼祟祟地湊到我們跟前，低聲問沃克：“買毛主席像章麼？要外彙。”“你賣毛主席像章？”沃克驚訝地反問。
那是一個年輕人，身材很高，穿一件駝色毛料西服，皮鞋閃閃發光，幾乎一塵不染。發式也很瀟灑，架寬邊琺琅框眼鏡。樣子頗有幾分書卷氣。我早巳見他在遊覽長城的外國人中周旋，以為他是陪同翻譯，未格外加以注意。我問：“你是幹什麼的？”
他乜斜了我一眼，說：“你刨根問底的幹嗎？我是在和這位外國先生做買賣，又不是和你！”轉對沃克說：“先讓您見識見識貨色！”便解開西服扣子，將衣襟對邁克一敞——在他的西服裏子上，在他的毛衣上，綴掛了大大小小、各式各樣的毛主席像章，向我們展示了一個“琳琅滿目”。“一手交錢，一手交貨，人民幣一分不要！”對方說著，關上了他的“商品櫥窗”。斯文的瑞典文學博士，突然用極其粗野的中國話罵了一句：“滾你媽的蛋！”
“不買拉倒，你怎麼罵人？！”對方慌亂地扣著衣兜。我說：“你真是生財有道啊！快滾，要不對你可沒好處！”“我滾，我滾，何必呢？買賣不成仁義在嘛……”那人嘟噥著轉身怏怏地溜掉了。我和沃克互相望著，遊興一掃而光。沃克低聲說：“我想回去了。”我說：“那我們走吧。”我們默默走下長城，乘沃克的小汽車離開了長城。作為一個中國人，我在自己的外國朋友麵前，心中已不複是感到羞恥，更加感到悲哀。
人類有一種不良的心理，我們叫它“報複”。曆史有一種無情的規律，被曆史學家們解釋為“逆轉”，被哲學家們解釋為“走向反麵”，被迷信者們解釋為“輪回”。
迷信的瓦解是神祗的悲劇。權威的淪喪是偉人的不幸。“一句頂一萬句”實現不了共產主義。對金錢的貪婪卻也必定迷亂一個民族的心智。建設“中國式的社會主義”是對“以階級鬥爭為綱”的“社會主義”的反思，但物質文明並非就是與精神文明天生連體的雙胞胎。所以我最反感在我們黨和國家的各種報紙上，宣揚“時間就是金錢”這種觀念。
時間是曆史，是生命，是無盡的永遠接續的成功與失敗的記錄，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命運。時間意味著一個人，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存在。而後者存在真正意義絕不是用金錢覆蓋地球。
時間不等於金錢。“時間就是金錢”卻等於說“金錢就是一切”。於是我想到了北京流傳的一句話——“十億人民九億‘侃’，還有一億在發展”。
“侃”者——“侃大山”之謂也。雖然誇大其詞到了聳人聽聞的地步，卻道出了現實的某一“剪影”。
富則興許富得很快，但卻未必會使中國人變得更像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現代人。一路望著車窗外飛閃的樹木，我的頭腦中閃生著許多思想的碎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