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斯大林對列寧主義的理解也是蘇聯停止實行新經濟政策和締造蘇聯模式的理論動因之一。列寧在領導蘇聯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時，曾經多次提過發展社會主義大工業和建立、完善社會主義計劃機構的思路，提過蘇聯一國已經具有“建成社會主義的一切”的論斷，也提過實行新經濟政策是一種戰略“退卻”，“退一步”是為了“進兩步”的論斷，這些都對斯大林建設社會主義的方針政策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在建議改行新經濟政策時，雖然列寧對前一時期急於過渡的做法作了自我批評，[列寧說道：“在一個小農國家裏按共產主義原則來調整國家的生產和產品分配”的做法，乃是“犯了錯誤”。參閱《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71頁。]但在改行新經濟政策後，列寧仍然堅持認為這是“退卻”，那麼今後將發起新的攻勢自然是其合理推論。列寧的這一提法恰恰就是斯大林後來發動全盤集體化的一個理由，因為“退卻”已經結束，必須迎來新的“攻勢”。後來，斯大林號召在“新經濟政策不再為社會主義服務時”，“拋棄”它並實現對“資本主義的全麵反攻”，就是列寧關於“退一步”是為了“進兩步”的戰略的全麵實施。[參閱《斯大林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32～233頁。]因此，從一定意義上說，蘇聯模式是斯大林執行列寧的遺訓，“拋棄”新經濟政策實施新的“進攻”時構建的。
斯大林對列寧理論的理解和運用同樣存在著正確和錯誤的兩種成分。斯大林繼承和發揚了列寧關於蘇聯一國可以建成社會主義的理論，製訂國民經濟計劃，實施工業化，包括在社會危機來臨時大膽地實行新經濟政策，大膽地探索更新的經濟路線，這都是對列寧主義及其方法論的正確理解。但是斯大林用純粹的指令性計劃全麵管理經濟活動，采取“非常措施”解決農民問題的辦法激化了階級矛盾，用暴力構建集體農莊的做法傷害了農民的感情，用階級鬥爭的辦法解決黨內矛盾的做法損害了黨的形象等等，則顯然都是對列寧主義及其思想方法的教條主義運用。在社會主義史上，列寧處處以事實為依據，嫻熟運用唯物辯證法，善於靈活發揮和運用馬克思主義，是人所共知的。斯大林則顯然不具有列寧那樣高超的辯證法思維，他對列寧充滿辯證法的理論的理解自然也就不夠全麵。
當然，從斯大林執政時期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取得了偉大成就的事實看，斯大林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解，正確的成分要比教條主義曲解的成分多一些，否則，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就不可能取得如此偉大的成就。
第二，俄羅斯獨特的民族意識和文化傳統是蘇聯模式形成的不可忽視的思想根源。
俄羅斯獨特的民族意識和文化傳統，在蘇聯模式的形成中起到了無形又無所不在的作用。從斯大林到各級領導幹部，以至廣大的蘇聯人民群眾，都在根本上未能擺脫其影響，這使蘇聯模式打上了俄羅斯傳統的烙印。
從金帳汗國的奴役下掙脫出來之後，俄羅斯統治者長期實行對外軍事征討和對內專製的政策。整部俄羅斯史幾乎就是沙皇對外征討、對內實施暴政的曆史。曆代沙皇都沿襲著彼得大帝“用野蠻征服了野蠻的俄羅斯民族”（馬克思語）一類的高壓專製做法，同時又積極借用東正教的傳播來樹立和鞏固專製統治，並借之為沙皇專製統治的合法性作辯護。因而，東正教的引入和傳播，使整個俄羅斯民族都把沙皇當成現世的上帝，他們匍匐在沙皇腳下，甘願做沙皇的奴隸。在這種環境下，經過統治階級多年的苦心經營，窮兵黷武的軍事擴張主義和皇權至上的思想意識逐漸成為俄羅斯獨特的民族精神。
俄羅斯曆史非常獨特，對外征討的軍事擴張主義往往與民族生存危機的意識密切聯係。曆代沙皇關於發動軍事征討爭奪出海口以擺脫外族控製的軍事戰略，實質上就是在生存危機意識推動下的政治行動。在他們看來，俄國沒有出海口，就等於是處於窒息狀態，時刻都有可能被外族所控製。在曆經多年艱苦卓絕的奮鬥之後，俄羅斯人終於控製了若幹出海口，並實現了對黑海和波羅的海以及遠東地區的控製。然而，這些勝利卻沒有阻止沙俄對外擴張的步伐，生存危機的意識成了俄羅斯民族普遍的社會心理，軍事擴張和對外征討成了俄羅斯民族習慣的行為。為了給瘋狂的軍事征討製造必要的輿論聲勢，沙皇和一些俄羅斯人拚命地繼續製造俄羅斯的生存危機的輿論，妄圖借此掩蓋軍事擴張的真麵目。於是，俄國人一方麵是不斷地對外侵城略地，開疆擴土，一方麵卻仍在不停地鼓吹俄羅斯的生存危機等謬論。經過了漫長的歲月後，俄羅斯人這種生存危機意識與對外侵略擴張的軍國主義互相糾纏，完全交織在一起。由於受到生存危機意識的支配，俄羅斯人一般都支持沙皇政府的軍國主義行動，幾乎整個俄羅斯民族都染上了窮兵黷武的軍事擴張主義的毒汁。於是，數百年來，構造滿足戰爭要求的經濟、政治、文化體製幾乎是俄國社會生活的核心。可以說，俄羅斯曆史上的主要經濟、政治行為，都是生存危機意識與軍事擴展主義兩者互動的結果。
俄羅斯民族精神和文化傳統的又一特色是皇權至上的思想。曆經彼得大帝的改革之後，國內貴族們的特權受到巨大的削弱，沙皇逐漸成為俄國國家政權的絕對核心，俄國的全部經濟、政治和軍事力量皆集中在沙皇手上。東正教的傳播，使沙皇成了現世的“上帝”，沙皇集皇權和教權於一身。沙皇由此成為萬民思想意識的主宰，俄羅斯人普遍產生了對沙皇的無限崇拜。在經過長期延續之後，整個俄羅斯民族都完全接受了沙皇是“現世的主”的觀念，整個國家的政治沿革、經濟活動、社會變遷，以至宗教活動和文化意識形態的更新，乃至人們的生活方式、風俗習慣，都無不為至高無上的沙皇所操縱。而且，在沙皇的這種專製統治下，俄國農奴不但未對這種反動統治產生仇視，卻反而樹立起“沙皇爺爺”是救世主的宗教式迷信。農奴們所仇恨的是直接奴役他們的地主，卻從未追根溯源到政治體製的內在原因。俄羅斯民族的這種皇權崇拜思想隱藏在大多數人的思想意識深處，它總是對俄羅斯人的行動起著無所不在的影響。
文化是相對凝固的，尤其對於一個擁有深厚的、有自身特色的文化傳統的民族，傳統文化的積澱越深厚，它對後世的影響也就越深遠。正如列寧所說的，舊社會滅亡的時候，它的屍體是不能裝進棺材、埋入墳墓的。它在我們中間發臭並且毒害我們。毛澤東也提到過，反映舊製度的舊思想的殘餘，總是長期地留在人們的頭腦裏，不願意輕易地退走。俄羅斯深厚的文化傳統和獨特的民族精神對蘇聯社會生活發生深刻影響的事實，恰恰就充分地說明了這一點。
十月革命雖然徹底粉碎了沙俄的封建體製，粉碎了二月革命中草草建立起來的資產階級政權，然而卻無法同時把舊俄的各種封建思想意識一同清除幹淨。俄羅斯民族精神在今後相當長的時間內，仍然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正如馬克思所說，各種瀕臨死亡的傳統都“噩夢般籠罩在活人頭上”，俄羅斯民族精神中的這些糟粕，在蘇聯人民頭腦中長期積澱下來，並形成為巨大的滯後力量。“千百萬人的習慣勢力是最可怕的勢力”，這種勢力將對社會的進步構成巨大的阻礙。如果說列寧曾經有意識地倡導進行文化革命，以根除舊沙俄落後意識的話，那麼，斯大林則在無形中不自覺地接受了這種傳統精神的影響，大多數幹部和廣大的人民群眾更是困於傳統文化的藩籬中而不能自知。
首先，斯大林本人受到了俄羅斯民族精神的影響。在處理民族事務時，這位格魯吉亞族出身的領袖經常扮演著俄羅斯民族主義的重要角色。在聯盟中，各少數民族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俄羅斯沙文主義的衝擊。在創辦集體農莊時，也存在著舊俄亞細亞生產方式的村社思想的影子，兩者都有政社合一的特點，又都把農民緊緊地束縛在土地之上，不給予他們自由進出農莊（村社）的自由。殘酷的政治鬥爭中，也存在著封建宗派鬥爭的跡象。關於戰爭日益臨近的判斷，既是符合事實的認識，也是俄羅斯人根深蒂固“生存危機”意識的再現。在創建社會主義的實踐模式時，斯大林領導實施的備戰戰略與舊俄時代創建軍民一體的戰備體製的思路也頗有相似之處。二戰中，斯大林甚至稱紅軍對日作戰的勝利，是為1905年舊俄戰敗雪恥，這是不自覺地把社會主義蘇聯與沙俄相提並論，將社會主義蘇聯的衛國戰爭比作民族戰爭。二戰後，斯大林強烈的大國大黨對外擴張意識也帶有俄羅斯對外擴張傳統的影子。
其次，蘇聯的高級幹部也深受傳統文化和俄羅斯民族精神的影響。在多次政治鬥爭和後來的肅反運動中，“老布爾什維克”中具有強烈的反封建意識的革命者，和能自覺地以馬克思主義去抵製封建遺毒的黨的高級領導或者不受重視，或者被“清洗”，聯共（布）黨內由此失去了大量優秀的領導人才。為了補充職位的空缺，相當大量的基層黨、政幹部忽然間被提拔至很高職位，他們中有些人的馬克思主義素養是很差的，這也決定了他們思想意識的落後性和政治行為的幼稚性，他們多數不能自覺地抵製俄羅斯民族傳統意識的侵蝕。在斯大林五十壽辰和黨的十七大上，各級幹部都競相稱頌斯大林的功績，大搞個人崇拜，掀起了另一種形式的“皇權”崇拜。從十七大代表們對斯大林一輪高過一輪的歌功頌德中，就很能揭示出這些代表思想意識的落後性，他們對斯大林的無限崇拜既是出於對領袖無上權威的敬畏，也是皇權思想的寫照，其中不乏以諂媚換取任用的小市民意識，也不乏把斯大林當作“今日的沙皇”來加以迷信的封建意識。包括比較開明的基洛夫，竟也在發言中建議說，要將斯大林同誌講話中的一切建議和考慮作為法律。可見，對於個人崇拜現象的出現，斯大林本人負有責任，但一些幹部，包括黨的高級幹部也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他們頭腦中落後的封建意識起了很大的作用。各級幹部對斯大林所作的無原則的稱頌，其實就是俄羅斯民族意識對蘇聯社會生活產生了深刻影響的表現。
最後，蘇聯多數人民群眾更是由於文化水平低下，不自覺地淪為舊俄文化傳統和民族精神的活的載體。在這個社會主義國家內，民眾的思想意識距離社會主義仍然有很大距離。在那個時代，文盲率竟占50%~60%，有些年齡段甚至達到75%，從事科學文化事業的人隻占1%~2%。在這種條件下，工農群眾不僅不可能掌握企業管理和民主政治的技能，而且還分不清科學文化和封建意識、民主思想和個人崇拜意識的差別，根除封建主義流毒是極為艱難的。因此，創建並實施社會主義的工農自治民主製度是完全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一些群眾由於文化素質較低，不能辨別俄羅斯的傳統文化與社會主義理論的區別，甚至會在聽到上級關於建設社會主義的鼓動後，把舊俄的傳統直接理解為社會主義的創舉。在全盤集體化運動中，一些農民堅決抵製集體化，不惜以生命固守自家土地的做法就是一個有力的論據。在一些幹部率先發起對斯大林的稱頌後，廣大人民群眾隨即響應，在全國掀起了個人崇拜的浪潮，把對沙俄皇帝的崇拜轉變為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則是又一個生動的事例。
一定的文化傳統一旦形成就將獲得繁衍生息的能力。在人民群眾文化水平較為低下的情況下，傳統文化在短時間內一般都將繼續產生影響。蘇聯的情況恰恰就是如此。
第三，斯大林的思維方式在蘇聯模式的形成過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由於斯大林在二三十年代的蘇聯政局中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他個人的思維方式必然就是蘇聯模式形成的思想根源之一。誠如有的研究者所說，在那個時代，斯大林“一個人的頭腦，代替了億萬人民的思考”。[盧之超主編：《關於斯大林問題的再認識》，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4年版，第142頁。]
從其一生豐富的經曆看，斯大林能在曆次政治鬥爭中取勝，並帶領蘇聯人民進行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創造出非凡的經濟奇跡，戰勝強大的德國法西斯，他的思維方式一定具有相當高的科學性和合理性。但從斯大林的理論創作和實踐活動中的一些不足看，斯大林的個人思維的確也有著一些形而上學教條主義的成分。
從實踐上看，斯大林的思維方式在社會生活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實踐的成績總是與正確的認識密切相關，實踐的錯誤與認識上的不足也是緊密聯係的。在斯大林的思維方式中，正確成分與形而上學成分相互交織對社會實踐發生了很大的作用。列寧逝世後，斯大林不受流行觀念的影響，勇敢地繼承並發展了一國建成社會主義的理論；合理地分析農村問題引起的社會危機，果斷地采取措施作出了停止執行新經濟政策的決策；分析蘇聯所處的國內外環境，實施高速工業化戰略，締造戰備經濟體製；巧妙地運用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與德國簽訂和平條約，化解了帝國主義的包圍，爭取到了經濟建設的寶貴時機；采用一些符合按勞分配原則的措施，調動工人的積極性，促進生產的發展；與紅軍高級將領一起對局勢進行縝密分析，帶領紅軍化劣勢為優勢，最終取得了反法西斯的勝利等等，都是斯大林的思維方式具有一定的科學性的生動例子。
但是，在強調中央政府統一領導國家經濟生活的重要性時就一律抹殺各地方政府、企業的靈活性；在談及“小農階級是最後一個資產階級”時就非把“富農作為一個階級消滅掉”，[《斯大林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62頁。]從而大範圍地激起階級仇恨；在禁止黨內派別鬥爭時竟然就把黨內各種有益的爭議都一並扼殺掉；[參見《蘇聯共產黨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中央全會訣議彙編》第2分冊，第51、63頁。]簡單粗暴地發起肅反擴大化運動，對安全部門錯誤處理黨的高級幹部的做法缺乏足夠的認識，導致大量冤假錯案的出現；在德軍入侵前夕，對形勢認識不夠深刻，造成戰爭開始時紅軍的節節敗退等等，則都是斯大林思維中具有非此即彼的教條主義成分的證明。
從理論上看，斯大林的哲學觀念也明顯包含有正確的和形而上學的兩種成分。斯大林哲學觀念中的正確成分主要表現為他根據形勢變化作出的新決策和在總結經驗教訓基礎上進行的理論創新。在與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等人進行一國能否建成社會主義的論爭時，斯大林巧妙地區分了社會主義的建成和社會主義的最終勝利的差別，又區分了完成這兩種任務的必要條件，從而提出了具備較強說服力的一國建成社會主義論。晚年斯大林撰寫《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時，用很大的篇幅暢談了商品經濟和價值規律在社會主義社會的積極作用，提出了社會主義社會中仍然存在著生產力與社會關係矛盾的理論，這都是斯大林善於突破以往認識的不足，進行理論創新的表現。善於正確分析形勢，對問題進行邏輯分析，總結經驗，克服錯誤認識，提出新見解等等，這說明斯大林思維方式中具有正確的成分。
從《論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一文中，可以對斯大林的形而上學教條主義思維作一簡要揭示。《論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是斯大林主要的哲學論著，是1938年9月他為《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一書撰寫的哲學理論。書中雖然也不乏一些閃光之處，但形而上學的教條主義思想內容和機械主義的思維方法論在其中卻占據著不小篇幅。眾所周知，對立統一和否定之否定法則在馬克思、恩格斯創立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中均占據重要的地位。然而，斯大林在講到辯證法的基本規律和基本特征時，卻不提被馬克思、恩格斯稱之為辯證法內核的否定之否定規律；在引證列寧有關辯證法的論述時，單單提到“發展是對立麵的‘鬥爭’”，隻字不提“發展是‘對立麵的統一’”。[《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21頁。]這些哲學理論闡述上的漏洞，顯示出了斯大林思維方式的缺陷。正如毛澤東所說：“斯大林有許多形而上學，並且教會許多人搞形而上學。他在《蘇聯共產黨（布）曆史簡明教程》中講，馬克思主義辯證法有四個基本特征。第四條講事物的內在矛盾，又隻講對立麵的鬥爭，不講對立麵的統一”；“對立麵的這種鬥爭和統一，斯大林就聯係不起來。蘇聯一些人的思想就是形而上學，就是那麼硬化，要麼這樣，要麼那樣，不承認對立統一。因此，在政治上就犯錯誤。”[《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47～348頁。]毛澤東的這番話，一針見血地指出了斯大林思維方式中的不足之處，並且闡述了它對蘇聯社會生活產生的巨大影響。
總之，斯大林的思維方式中既具有合理的因素，也具有教條主義因素。兩者交織在一起，共同對社會實踐發生作用，成為蘇聯模式形成和實行的一個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