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糧食收購危機不僅是城市缺糧的危機，而且是國家工業化的危機。新經濟政策時期，蘇聯工業全麵複蘇，基本上恢複到戰前水平。但即使如此，蘇聯的工業仍然是一種極落後的工業。從當時形勢看，有三個原因迫使蘇聯領導人必須迅速實現工業現代化：（1）創造強大的國防工業，防範未來的戰爭；（2）崇高的共產主義理想與蘇聯落後的經濟基礎存在巨大差距，理想與現實的不和諧構成對革命者莫大的譏諷；（3）俄羅斯民族振興和民族精神也促使每個俄國人都以實現現代化趕超西方為己任，革命者更應如此。迅速工業化遂成為當時蘇聯國內社會生活的主題。尤其是在十月革命締造了社會主義先進政治製度之後，這種向現代化進軍，構建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緊迫感更是與日俱增。
然而，工業化的進程卻由於糧食危機的發生而遇到了巨大困難。在糧食危機的陰影之下，眼看工業化的希望就要化為泡影。蘇聯的工業化與糧食危機這種奇妙聯係有著特殊原因。當時，蘇聯政府征購糧食的目的有兩個：一是向城市供糧；二是用以出口創彙，購取必要的工業設備。在那時，出口糧食換取工業化啟動設備的任務是壓倒一切的經濟事務，以至於在城市非常缺糧的情況下，蘇聯依然堅持出口一定量的糧食。史料表明，即使在1932～1933年大饑荒發生後，蘇聯仍堅持出口糧食，1932年出口一億八千一百萬公擔，1933年出口一千萬公擔。[《蘇聯農業1935年年鑒》，莫斯科，1936年版，第222頁。]這種在半饑半飽的情況下依然勒緊褲帶堅持出口糧食的做法，本身就充分地說明了當時蘇聯各級領導和多數群眾積極實現工業化的決心，也說明了工業化的緊迫性。對於一個落後的農業國來說，以農產品換得工業設備，創辦工業企業，這其實是常見的工業化啟動辦法。
可是，糧食征購危機的爆發，不僅造成了城市工人極端缺糧的問題，而且還阻斷了出口糧食換購工業設備然後啟動工業化的途徑。蘇聯工業化由此遭遇了巨大的困難。在這種情況下，蘇聯如果不能盡快擺脫糧食收購危機，那麼以工業化為先導的整套現代化戰略都將破產，建成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的理想將化為泡影。
在這種情況下，糧食收購的危機終於直接表現為嚴酷的政治鬥爭，尤其是黨的高層領導人的政治鬥爭。“布哈林派”實質上指的是那些以布哈林為核心的，堅持在當時繼續實行新經濟政策，拒絕全盤集體化的黨內人士，他們與提倡創建集體農莊的以斯大林為首的黨中央發生了經濟路線的鬥爭。麵對糧食危機和工業化困難，布哈林一方麵承認實現工業化的必要性；另一方麵卻出於保持經濟格局平衡的考慮，在糧食收購困難時，倡議大範圍提高糧食收購價位，從外國進口一億盧布的糧食用以緩解城市缺糧困境。後者必然會由於外彙的缺乏而造成進口工業設備設想的破滅，最終造成工業化速度的放慢。事實上，布哈林也曾承認，為了確保經濟格局的平衡，決不能用武力打擊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即使是工業發展速度慢若“蝸步”也在所不惜。
斯大林則堅持創建集體農莊以克服眼前危機。他堅持要出口一定量的糧食，大量進口工業設備，快速實現工業化。他設想，“高速度發展我國工業是改造農業的鑰匙”。[《斯大林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59頁。]而且，在斯大林看來，創辦集體農莊不僅可以保障工業化目標的實現，而且還能確保蘇聯農業“一日千裏地推進”。[同上書，第156頁。]
由此，聯共（布）中央分裂成兩派，他們各自堅持不同的經濟路線。經濟路線的分歧又迅速轉化為組織上的政治鬥爭。在鬥爭剛開始時，雙方基本上是勢均力敵的，初期布哈林方麵甚至還曾占據了一定的優勢。布哈林掌握著黨的文化、宣傳機器，李可夫和托姆斯基都是布哈林的支持者，他們一度在政治局占據了多數。但是，由於斯大林掌握著書記處，能夠通過書記處的特殊作用，對幹部人事進行新的任免，因此，斯大林能夠逐漸在各個部門安排進一些得力的支持者，這一方麵增強了自身的實力，同時還有效地鉗製了對方的行動。最終，斯大林在政治局裏獲得了絕對多數的支持，布哈林派全線潰敗。
布哈林的經濟設想，由於犧牲了迅速工業化的目標，偏離了那個時代社會生活的主題，最終不能具備足夠的說服力。而斯大林所倡導的發起集體化，創辦集體農莊的決策，既保證了工業化目標的迅速實現，又能夠跨越眼前困境，最終能使蘇聯戰勝外敵。如此的“政治動員令”，不僅具有邏輯上的首尾一致，而且符合當時形勢的要求，極具說服力，最終獲得了多數者的支持。
概言之，二三十年代蘇聯國內的社會危機是異常嚴峻的，蘇聯模式的誕生具有一定的曆史必然性。波蘭著名學者伊薩克·多依徹一語中的，他說，蘇聯模式乃是“嚴重社會危機”下的“唯一抉擇”。[伊薩克·多依徹著：《斯大林政治傳記》，紐約1973年版，第313、318頁。]
第二，國際風雲變幻，戰爭陰影籠罩全國。
十月革命勝利後，戰爭的陰影一直籠罩著蘇聯的每一角落。這不僅是指勝利初期的資本主義幹涉和國內戰爭，而且是指從一戰到二戰，從二戰至斯大林逝世這樣漫長的曆史時期內，戰爭的陰影都與蘇聯人民如影相隨。[1929年以後，西方世界爆發了大規模的經濟危機，這在事實上使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暫時停止了對蘇聯的圍攻，使蘇聯事實上暫時免受了戰爭的威脅。但是，戰爭的陰影並沒有從蘇聯人心目中消失，戰爭陰影仍然威脅著蘇聯的社會生活，使蘇聯社會主義繼續走在備戰的軌道上。]
目前，國內外有些學者認為，在1927～1928年，蘇聯所處的國際環境“還看不到戰爭逼近的跡象”，並摘引斯大林的一個提法：“現在談戰爭的‘可能性’是什麼意思呢？這等於把我們至少拖回到大約七年以前去”，[《斯大林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第1版，第44頁。]借以批判蘇聯在和平環境下搞“臨戰體製”的行為。這個看法並不正確。上述斯大林關於戰爭可能性的論述，出自於他在1927年8月1日所作的“國際形勢和保衛蘇聯”演說。聯係上下文可見，斯大林是據此批駁季諾維也夫對布哈林的攻擊。斯大林的真實意思是，季諾維也夫關於戰爭“不可避免性的論調”，不過是重複“七年以前”的陳詞濫調，並無新意。在此，斯大林並未否認戰爭的可能性。恰恰相反，在同一文中他指出，“現在戰爭問題是當前的基本問題”。[同上書，第38頁]在當時，戰爭仍未爆發，但戰爭的威脅卻時刻糾纏著每個布爾什維克領導人的心靈。
從國際環境看，20年代中後期，尤其是在1929年世界性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爆發之前，在歐洲無產階級革命處於低潮和蘇聯社會主義建設仍然舉步艱難的形勢下，資本主義則已經走出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帶來的困境，妄圖憑借強大的軍事和政治實力，在取得壓製國內工人階級運動的基礎上，進一步抑製甚至絞殺紅色蘇維埃政權。當時，國際矛盾有所激化，局部戰爭時有發生，國際形勢對於蘇聯的生存和發展是不利的。
早在1925年1月，斯大林就指出：“……整個歐洲都在重新準備力量和重新布置力量”，“國際形勢已經開始起根本的變化”，“戰爭的前提日益成熟”，“使戰爭的爆發不可避免（當然不是明天，不是今天，而是幾年以後）”。[《斯大林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第1版，第13～14頁。]
在當時，這種關於戰爭正在臨近的判斷基本上是聯共（布）黨中央一致的認識，包括托洛茨基在內的反對派主要成員都認同了這一看法。那時，托洛茨基指出，“世界戰爭的危險正在增長”，“英國正準備反蘇戰爭”。[《托洛茨基言論》下冊，三聯出版社，第796頁。]1927年，在英蘇斷交、蘇聯駐波蘭大使被暗殺等事件發生後，蘇聯甚至搞過一個全民“國防周”活動。
在整個國家都籠罩在戰爭陰影中的情況下，強烈的臨戰氣氛彌漫在全國各個角落。斯大林關於“放慢速度就等於自殺”，“落後就等於挨打”等的論斷，得到了廣泛的認同，幾乎成為指引國民生活的精神動力。於是，蘇聯的一切社會生活都開始圍繞國防——戰備的軸心運轉，備戰思維引出了一係列的戰備行動，進而構成了一套戰備體製。在“我們不能知道帝國主義者究竟會在哪一天進攻蘇聯，打斷我們的速度。他們隨時都可以利用我國技術上經濟上的弱點來進攻我們，這一點是不容置疑的。所以黨不得不鞭策國家前進，以免錯過時機，而能盡量利用喘息時機，趕快在蘇聯建立工業化基礎……黨不能等待和應付，它應當實行最高速度的政策”[《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總結》，1933年1月7日]的號召下，蘇聯人民投身於全民備戰的行動中，蘇聯模式應運而生。
在經濟上，為了加強國防建設，為了快速發展重工業，蘇聯的全部社會生活帶上了濃厚的備戰色彩。國家把大部分的資金、資源和勞動力技術力量都配置到國防建設重要部門上，各類軍工企業都獲得優先發展的權利，各種有利於戰備的金屬工業、重機械工業都獲得了重點投資。在備戰的行動中，全國人民都作出了巨大的犧牲，這吻合了戰爭年代的要求。當時蘇聯的社會生活受到了戰備思想的深刻影響，包括集體農莊的組織建設，其實也同樣具有戰備性質。據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描述：德軍進攻蘇聯時，蘇境內每一個農莊都成為具有獨立戰鬥力的民防隊，“他們受過狙擊的訓練並且擁有武器，這等於是早已組織好的遊擊隊”。[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著：《斯大林時代》，世界知識出版社，1979年版，第132頁。]這說明，集體農莊莊員在平時是一個集體勞動的團隊，在戰時則可以成為一支有組織、有紀律的作戰隊伍。
在政治上，既然戰爭正在臨近，政權組織形式也應作出相應調整，一個高度集中的政治體製隨之產生。這種政治體製對於把握戰機，迅速作出決策，平息爭論，凝聚團隊戰鬥力，樹立權威具有巨大的優勢。同時，它對於抑製各種可能的叛亂，清除各種潛在的“第五縱隊”分子，也具有積極的作用。當時，基於階級鬥爭的一端“在蘇聯境內”，另一端“卻延伸到包圍我們的資產階級國家的境內去了”[《斯大林文選》（1934～1952）上冊，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29頁。]的判斷，斯大林領導內務部開展了肅反運動，其中肯定有著徹底剿滅國內階級敵人以免戰時腹背受敵的考慮。這一認識基本上是正確的，但是，內務部采取的殘酷辦法，卻使蘇聯模式政治體製權力過度集中、安全保護機關超越法製的一係列弊端紛紛呈現了出來。
在思想文化和意識形態上，戰爭的威脅激發出全麵的生存危機意識，到處都呈現出“山雨欲來風滿樓”的跡象。肅反擴大化的政治鬥爭，波及到全社會諸領域。各條文化戰線，從哲學、史學、文學到自然科學研究領域也都受到了衝擊。用政治幹預學術的做法頻頻出現，一些學術派別被強行解散。這種做法產生了正反兩方麵的結果：一方麵確保了蘇聯紅色政權對意識形態的控製，但另一方麵卻引起了過分的神經緊張，既削弱了學術研究的力量，又損害了必要的學術自由，使正常的學術文化生活受到衝擊。
總之，特殊的社會形勢對國家的經濟、政治、文化生活產生了巨大影響，隨著蘇聯經濟、政治、文化工作路線的逐漸轉變和不斷成熟，以新經濟政策為核心的原社會模式終於為蘇聯模式所取代。
三、蘇聯模式形成的思想根源
蘇聯模式不僅是當時社會形勢的產物，它的形成還有著深刻的思想根源。在蘇聯模式的形成過程中，斯大林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解和運用、俄羅斯獨特的民族精神和文化傳統及斯大林個人的思維方式三者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一，斯大林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解和運用是蘇聯模式形成的直接理論動因。
斯大林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解和運用是蘇聯模式形成的主要思想根源。當時，在嚴峻的社會形勢下，斯大林及其支持者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解和運用既有合理發揮的一麵，也有形而上學的僵化成分。
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批判資本主義的基礎上，曾或間接或直接地作出有關未來社會的構想。在馬克思、恩格斯的設想中，社會主義作為資本主義的對立物，主要包含有這幾方麵的內容：（1）消滅生產資料私有製，建立生產資料公有製；（2）有計劃地組織社會生產，消除資本主義的競爭和無政府狀態；（3）取消商品生產和交換，按社會發展的需要和個人勞動貢獻進行產品分配即“按勞分配”，最終過渡到按需分配；（4）剝削和階級消亡，國家也將消亡，代替國家行使社會管理職能的是“自由人的聯合體”，在這個聯合體內，每個成員都獲得全麵而自由的發展。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馬克思、恩格斯的這些設想都是以社會生產力的高度發展和社會主義至少在幾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同時勝利為前提條件的。也就是說，隻有當社會主義是建立在高度發達的生產力基礎上時，才有可能實現上述設想。而且，誠如恩格斯所說，他們有關未來社會的看法，僅是一些原則性的推理或設想而已。恩格斯還認為，對未來社會描述得愈詳細就愈荒謬。按照馬克思恩格斯的說法，馬克思主義隻能作為行動的指南，而絕不能當作教條。對馬克思主義的運用，隻能以不同時期、不同國度的實際情況為轉移。馬克思主義創始人不僅製定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而且提出了理解和運用這些基本原理的辯證方法。在現實社會主義建設的複雜環境下，後者有時是比前者更為重要的。
在領導蘇俄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過程中，列寧嫻熟地運用辯證法，在科學分析、判斷社會形勢的基礎上，對馬克思主義作出了創造性的發揮和靈活的運用，甚至對馬克思主義個別結論進行了修正，從而屢屢能夠領導蘇俄人民在社會主義的道路上闊步邁進。列寧對馬克思主義的發揮和運用後來被統稱為列寧主義。在指導社會主義建設方麵，列寧主義還包含有他在落後國家親身指導社會主義實踐的一些結論，如無產階級在奪取政權後必須努力提高物質文化水平，鞏固和發展工農聯盟，積極改善執政黨的領導等等。列寧的這些理論對斯大林等後繼領導人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在那個年代，革命者多數具有堅定的共產主義信仰，斯大林等人無論在參加無產階級革命還是在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時，都非常自覺地以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為指導思想，他們最關注的問題就是如何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去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政權，在蘇聯建成社會主義社會。蘇聯模式作為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的指導理論和所實行的體製、采取的政策、方針等，實質上就是斯大林等人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指導社會主義建設的結果。下麵將概述斯大林及其支持者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解和運用，並嚐試著去揭示其中分別屬於正確理解和教條主義曲解的成分。
首先，斯大林提出的建設社會主義的一係列方針政策，都是對馬克思恩格斯有關未來社會設想的一種實踐形式。列寧逝世後，斯大林明確作出了蘇聯一國可以建成社會主義的論斷，因此，為了建設並建成社會主義，斯大林等聯共（布）領導人自然就會聯想到馬克思主義創始人關於未來社會的設想，開始構思快速提高生產力水平和實現生產資料所有製大變革的途徑。快速推進工業化首先就是為了在工業實力上趕上並超過資本主義國家，使社會主義具有比資本主義更高的生產力水平；建立指令性計劃經濟體製就是為了有計劃地組織社會生產，消除資本主義的競爭和無政府狀態；推進全盤集體化就是為了消滅生產資料私有製，建立生產資料公有製；加強無產階級專政就是為了消滅剝削階級和國家，[斯大林認為：“階級的消滅不是經過階級鬥爭熄滅的道路，而是經過階級鬥爭加強的道路達到的。國家的消亡不是經過國家政權削弱的道路，而是經過國家政權最大限度地加強的道路到來的；隻有最大限度地加強國家政權，才能徹底鏟除垂死階級的殘餘。”參閱《斯大林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第1版，第190頁。]以為將來建成“自由人的聯合體”創造條件。以上這些無疑是斯大林在蘇聯實踐馬克思恩格斯關於未來社會設想的主要表現，也是斯大林等聯共（布）中央領導人理解和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活的寫照。
斯大林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理解和運用，其中既有正確的成分，也有形而上學教條主義的成分。發動工業化運動以積極提高生產力水平；發起集體化運動以爭取提高生產的協作化程度；對社會經濟生活進行計劃和調整以克服生產的無政府狀態；鞏固和發展無產階級政權以防止資產階級的複辟，無疑都是對馬克思主義的正確理解和合理運用，都是符合馬克思主義基本精神的。然而，在當時蘇聯比較落後的經濟文化條件下，斯大林等領導人過分偏重於發展重工業尤其是軍事工業；創建純粹指令性的計劃經濟體製；通過暴力發起並進行生產資料所有製的大變革；將“富農作為一個階級消滅掉”；“在‘空地上’創造新的社會主義的經濟形式”[這就是晚年斯大林提出的“空地論”，它其實是斯大林對二三十年代社會大變革的理論總結。這一理論的提出表現了革命者的大無畏的豪邁氣概和創新精神，但卻有些脫離實際，既不是務實求真，也不完全符合馬克思所說的新的生產方式必須在舊的母體內孕育發芽的思想。參閱《斯大林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42～543頁。]等等，則顯然包含有對馬克思主義的教條主義運用和形而上學曲解的成分。因為馬克思、恩格斯認為人類曆史的發展是自然史過程，認為生產資料所有製的大變革應該是以生產方式的革命為前提的，他們反對在建立了社會占有製度後運用暴力解決農民問題，而這些正確思想在蘇聯模式的形成過程中都沒有獲得較好的貫徹。